文化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路径

文化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路径

张百顺^[1]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是指“把农民个体和组织政治参与的活动纳入制度规范渠道之中，使其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日渐完备，获得农民认同并内化为他们一致行为模式的过程。”^[2]这就要求政府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把农民政治参与的合理诉求以合法、公正、认同的法律、制度及规范确定下来，建立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过程；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使政治参与制度在其心目中“内化”为个人自觉意识与行为的过程。由此可见，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在依靠参与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凸显农民自身素质的重要性。

一

马克思认为，对现实利益的诉求是广大人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机。但人在本质上不仅是经济动物，更是文化动物。文化也是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它不仅支配着人们利益的具体运行轨道，而且决定着人们行为的最终选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所认为的，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障碍是落后的政治文化对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方式的影响。阿尔蒙德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3]在该书中，他把政治文化划分为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以及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类。政治文化不仅影响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心理，而且影响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行为。然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十分强调政治参与主体拥有独立的人格、理性的国家认同、参与的公开性以及公民的常态参与，与地域型、依附型政治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不仅是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与内在要求，而且有力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政治参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不仅要求具有完备的政治参与制度，还要求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健康发展。政治参与只有得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支持，其制度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巩固和良好运行。“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一般动力来源。”^[4]与成功的制度设计相比，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显得十分重要。它所塑造的是政治现代化中需要的参与型公民。一是公民对政治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要求公民对政治具备理性的认知态度，对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念具有广泛的支持和认同。二是公民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缺乏主体意识，丧失独立人格，即丧失了主动性与进取性，不可能充分激发公民内在的潜力与价值，这样的个体也不可能形成自主的政治意识。三是公民具备良好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这意味着其已经突破了自身的封闭状态，开始关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认识到自我价值与社会政治过程之间的双向联系，从而将视野投射于更加广阔而又丰富的政治领域；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实现，除公民需要具备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公民具有良好的政治知识、文化水平与参政能力。以上条件的创造离不开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否则，即使公民具有强烈的参政要求，也不可能转化为有序政治参与，也不会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实现。

二

虽然我国传统政治文化饱经政治运动和制度变迁的涤荡已千年，但对现代人们的影响仍未褪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乏精华，但是占据主流的文化糟粕所带来的，如依附、盲从、畏权、清官意识等思想一直残留在人们头脑之中，对广大人民，尤其对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桎梏。

农民普遍存在政治冷漠心理。从政治参与主体的心理角度看，政治冷漠“指的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5]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广大农民普遍认为政治参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自己只有俯首帖耳当朝廷顺民、臣民的义务。封建专制的高压与恐怖统治，使绝大多数农民几乎是“谈政色变”，尽可能地逃避与疏远政治参与。时至今日，一提起政治，浮现在大多数农民脑海中更多的是那些负面的记忆，足见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之深，之久。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远离是非，远离政治，落下了千年“政治冷漠症”。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不会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自动消逝，至今仍在影响着广大农民的心理。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农民开始以理性化的态度来看待政府和政府的政策，但仍有“高达82.69%的村民对待政府有关经营方面的指令表示‘表面上听，实际上不听’或者‘根本不理’。”^[6]农民普遍存在“清官期盼”心理。在封建专制社会，农民面对强大的封建统治机器无力进入政治体系，只好幻想、期盼清官给他们做主，以维护和实现其自身利益。一旦幸遇为民请愿和为民做主的清官，普通百姓就会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在我国历史中不乏清官，他们惠政于民，恩泽一方，成为人治社会中政治理想的表征。在封建专制下，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普通民众普遍存在一种“清官期盼”的心理。当前普遍存在的越级上访、进京上访中的大多数农民，基本上就持有这种“清官期盼”的情结，这极大地遏制了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生成。

传统政治文化的遗毒并未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瓦解而销声匿迹，对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仍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距离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要求仍然相距甚远。特别是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各项权益而展开的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层次低下和无序的特点。第一，广大农民远离权力中心，他们的政治参与层次比较低，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的比例可以得到印证，“第七届时农民与工人代表共占23%；第八届时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7]而“第十届时农民与工人代表共占18.46%，为551人。”^[8]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与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事实极不相称，凸显农民政治参与的力量不足、声音不强。农民的政治参与层次被限制在较低的村民自治层次范围内，很难进入国家决策的高层次范围，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健康发展。第二，农民无序政治参与行为突出。在政治生活中，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我国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中许多旧观念、旧思想仍旧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广大农民，导致他们政治上的冷漠和疏远。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比较低，话语权自然显得十分微弱。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及时合理的解决时，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采取过激行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甚至自焚请愿等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呈扩大之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依附型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参与型政治文化还存在较大差距，桎梏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的心理和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的提升。

三

人的政治行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人们政治价值取向的形成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文化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而成的。政治社会化是能动的政治实践过程，不仅是政治参与主体通过政治实践获取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而且是统治阶级宣传政治思想、获得政治认同的过程。利用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素质，有利于促进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

（一）振兴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本身的发展。”^[9]人的政治素质与教育又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往往决定个体政治素质的差异，受教育时间越长，政治兴趣则越浓，政治参与意识就越强，对政治的认知越系统越完整，并能很好地掌握一定的政治参与技能。然而，受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对政治的认知，成为广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道屏障。因此，要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注重教育公平，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进一步改善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设施，完善各项办学条件，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同时，完善农村教育结构，巩固和发展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农村各类成人教育，逐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更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农民。

（二）加强农民法制教育

一是提高农民法制意识，使其意识到政治参与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理性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民主建设且受到法律的保护，使农民不会因为畏惧某些势力而放弃参与政治。二是国家要大力宣传与民主相关的内容，更好地帮助广大农民认同民主的价值，特别要让广大农民明确民主与个人利益的密切关联，积极采用各种方式，养成广大农民践行政治参与的民主习惯。三是加强对广大农民进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广大农民逐步摒弃落后的小农思想与落后的臣民文化的思想观念，清除附庸意识和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各种文化心理障碍，逐渐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法制观念，逐步培育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意识。四是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观念和意识，使之懂法、守法，依法表达、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诉求。五是培养广大农民程序化意识和制度化意识，使他们的政治参与在制度化轨道中良性运行。这样，广大农民才能自觉地摒弃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一步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公民。

（三）积极培育广大农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共同生活的理解，及居于其中的行为准则、规范、制度等的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10]公民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程度和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而公共精神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力。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失公共精神，表现为，“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成为制约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一大瓶颈。应引导广大农民关心公共利益，避免其冷漠心理、“搭便车”的心理。如果一国公民处处仅以个人利益或者狭隘小团体利益的谋取为依归，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那么该国的政治参与水平一定是非常有限的。约翰·穆勒指出，公民必须是一个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公民。这就要求广大农民都能自觉意识到自我角色的存在，自我权利的赋予，积极融入和参与公共生活之中，摒弃传统的草民及臣民身份，树立国家主人翁的姿态。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使广大农民感受到自己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共融和平等。同时，要求广大农民在参与公共生活过程中，消除特权等级意识，树立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认识民主的伟大，体会公共利益给人们带来的愉悦，维护国家及社会的秩序意识等，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意，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达成公共理念，生成公共良知，催生农民的公共精神。

总之，人既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也是政治文化的载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应明确认识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利用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力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农民自身政治素质。要把政治参与的各项制度“内化”为农民内心固有的观念意识和自觉的行为准则，促进农民广泛、合法、理性、有序地参与政治，提升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

【注释】

[1]张百顺，男，2008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为贺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

[2]张百顺：《和谐社会构建中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10—11。

[3]G·A阿尔蒙德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6。

[4]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徐湘林译：《公民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578。

[5]冯涛：《论政治冷漠的涵义、原因和作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9）。

[6]于建嵘：《岳村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87。

[7]刘智等：《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39—374。

[8]http://news.china.com/zh＿cn/domestic/945/20030228/11421189.html.

[9]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4。

[10]刘鑫淼：《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