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

1.阿罗定理表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

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通过对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的制约，作用于经济发展从而影响绩效。阿罗研究了是否存在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满足不同个人的经济需要。他认为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偏好进行分类的共同标准，又假设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选择项，那么人们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定理表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多种现行政治制度的经济效应主要是负面的。

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分析用于政治过程，其代表人物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布坎南等人认为：①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内同样是有效的，政治家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体，交易同样是政治领域中最基本的观点。②在立宪秩序分析上，公共选择的规则是立宪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坎南、塔洛克等人通过投票悖论说明，在现代民主制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总是有效的，也并不总是合理的。

奥尔森则通过“集体行动的逻辑”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集团由于机会主义和“搭便车”心理困扰，往往不容易为共同利益作出努力，反而会受到少数集团的控制甚至利用。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垄断性质和经济人性质，政治家追求的利益是扩大政府规模和预算规模，加强政府控制，使政治生活中充满腐败、寻租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结果导致政府运作效率低下。

（二）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

1.文化制度影响人的行为的表现

文化的作用也日益为新制度主义者重视。如诺思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寻求在给定一系列制度下的个人选择给予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寻求这样一种方法：即个人信仰和选择影响自身制度演进的方法。

（1）非正式规则对人们经济行动的约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是文化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种表现。

（2）以道德伦理观为主体的社会精神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影响。斯密最早对此作出解释，他认为财富增长不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经济生活中表面上的混乱无序可以通过市场主体的自我矫正而导向有序，结果是每个人都较以前更加富裕，而不是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刘易斯提出了相关的观点，认为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有关，尤其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影响着人们的储蓄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诚实度和理性，从而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2.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文化不仅通过影响制度的生成而间接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文化甚至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就有了精辟的论述。

（1）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含义丰富的文化范畴。西方典型的精神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金钱应该用于增殖、善于付给别人钱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等。这种哲学对人类行为具有强大动力，它不仅是为取得经济成功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特殊的伦理规范。他认为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使得西方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有规则的市场，使人们合法地追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从而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2）东方社会的文化制度制约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未得到发展，也正是由于缺乏适宜的具有资本主义理性的文化制度相支持。

（3）非正式规则中的习俗惯例的形成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知识、信息、价值观念及其他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通过“集体学习”代代相传，这个过程蕴含了大量非正规规则的形成和信息的传递，体现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