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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伦理维度分析当前社会道德滑坡问题

时间:2022-09-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政治伦理维度分析当前社会道德滑坡问题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Social Morality:From Political Ethics Dimension张亚月一、对社会道德问题分析路径的分析近二十余年来,道德滑坡成为我们社会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官德败坏足以充当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吗?本文持第四种观点,认为只有从制度层面展开分析,才能为当前社会道德的持续滑坡作出最具深度的解释和说明,并进而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阻止社会道德持续滑坡、引导社会风尚回归公序良俗。

政治伦理维度分析当前社会道德滑坡问题

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Social Morality:From Political Ethics Dimension

张亚月

一、对社会道德问题分析路径的分析

近二十余年来,道德滑坡成为我们社会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但是面对这个问题,不同思想立场和出发点的人,会有不同的观察和思考,也形成了不同的判断和结论。这里总结出分析这一问题的四种典型观点:

第一种:否认存在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对当前的社会道德与风气有比较好的判断,甚至认为道德水平在不断提高。其典型论断便是《求是》2012年第一期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中的观点:“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1)

2011年10月“小悦悦”事件后某港媒抛出观点:“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求是》此文可以视作对港文的一种回应,文章从一种经济至上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最终得出“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的结论。只是这篇文章与寻常百姓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认知相距较远。

第二种:承认道德有所滑坡,但只从社会生活的表层和外部因素寻找问题根源,要么认为是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要么认为是市场经济的不良因素导致。这种立场在思维的准确性方面有问题。当今世界的普遍性事实并不足以支持“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等类似论断的有效性;类似于新西兰房产部长因公款买酒最终引咎辞职、韩国前总统因被弹劾而羞愤自杀等事实,让我们不得不质疑上述归因方式的合理性。同样,在市场经济更加完善的欧美社会,甚至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道德都呈现良好、健康的局面,这也导致人们去思考类似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滑坡是否有必然联系。

第三种:认为社会道德滑坡、风气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官员道德败坏、负面示范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对于官员群体的信仰教育和官德建设,官德提升,社会道德就会随之好转。这也是伦理学界不少学者的观点。应该说,这种观点已经具有相当深度,但其中仍有逻辑含混之处:官德败坏本身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官德败坏足以充当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吗?抑或它只是一个中间因素,其自身也是社会道德滑坡的结果?如果官德败坏仍然属于表象,那么,就需要继续深入挖掘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第四种:认为社会道德滑坡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中的缺陷,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在制度安排方面不能有效地去引导道德取向,不道德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2)从这一观点出发,必然会主张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张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将良善价值理念贯穿到整个社会运行的机制和过程中,以促进从政治生活到社会生活的正气高蹈,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社会道德危机的出路。

本文持第四种观点,认为只有从制度层面展开分析,才能为当前社会道德的持续滑坡作出最具深度的解释和说明,并进而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阻止社会道德持续滑坡、引导社会风尚回归公序良俗。

二、制度的现实导向与个体的行动模式选择

制度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动力机制,被哲学家看得清清楚楚。哈耶克有句名言:“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还有类似“疯人船”的真实故事,也在讲述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力。下文就以两个具体的实例来佐证制度的建构性力量。

2002年因为贪污受贿几千万元而被判处死刑的前“河北第一秘”李真,在被判刑后向新华社记者披露了其心路历程:其在仕途初期也曾经发誓要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是在仕途渐入佳境后,大权在握、唯我独尊的感觉让他越来越迷恋上追逐权力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严密制约,是绝大多数贪腐官员走上犯罪道路的第一诱因。

当年中纪委《关于李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中,如此总结李真案情:“这是一起典型的年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后,放弃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私欲极度膨胀,背弃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宗旨,利用职权大肆收受贿赂、聚敛钱财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一件事情总是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何以出现那么多“前腐后继”走上贪污腐化之路的党员干部,上述论断也许并非有效的审视角度;据其所开的药方是:继续加强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改造”、加强党内自我监督等;但事实已然证明其效力非常有限。“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时,(官德)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等等。但是有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3)对李真、郑筱萸、康慧军、陈猛们真正有效的药方是什么?并非加强“世界观改造”,而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对他们手中的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制度精神,即真实的制度运行中所抱持的价值,对社会中理性人行动模式的影响是至关重要和最为真实的。以传统观念中最神圣的教师职业为例,坏的制度精神,会迫使教师去“毁人”不倦。几年前上海某中学初二某班来了一位成绩很差的新同学张某;随后,班主任L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对张某组织集体歧视和排斥,并且如愿在开学两周后就将其“驱赶”出了班级。L老师坏吗?要看在什么样的制度精神和评价机制面前。如果是在一个真正注重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体制中,L老师对差生组织集体歧视孤立的行为甚至要受到法律惩处。但如果是在一个只注重升学率、只以班级成绩的排名作为老师荣誉和物质利益唯一根据的教育环境中,L老师的行为就是完全符合制度精神的模式。

类似的,我们还可以去分析:一个商人怎么会走上制假贩假之路?一个医生怎么会收受红包,漠视患者利益?一个学者怎么会背弃学术操守去剽窃、注水?以学术为例,既然有不问质量、只问数量的考评机制,就会催生出“3年发表273篇论文、最高月发19篇论文”的“学术超人”(4)。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制度的缺陷及其所鼓励的坏的价值,是如何诱使,甚至驱使人们选择那些对个人暂时有利,而对他人和社会有害,甚至会毒害社会道德风气的行动模式,最终我们就能理解我们社会道德何以不断滑坡。

“人什么时候是天使,什么时候是野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5)

三、政治伦理层面应重树诚的精神、重建求善与求真的联结

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伦理,其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善治理念,其次是政治制度的合乎道德性,(6)后者也是对前者即善治理念的制度保障。在传统所言政治伦理的三大核心内容“理念”、“制度”、“行为”(7)中,本文倾向于将“行为”层面剔除出去;这是因为,政治行为层面的合于道德性,只在传统社会、王权社会、集权社会中才具有特别意义,而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在良善政治理念和精良完备的政治制度约束下,“行为”层面必然丧失其根本性意义,只具有次要意义。这也是何怀宏先生特意作出如下区分——“制度本身的伦理”与“制度中人的伦理”——的缘由,因为“制度更根本、更优先”(8),而制度中人的行为更接近于一种制度的后果。

当前理论界对此却有颇多误解,以至于近几年来不少学者都把改变社会道德滑坡的希望寄托于官德建设上。然而也有部分学者保持着清晰深刻的分析能力,倾向于从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即制度层面来分析问题。比如韩庆祥曾在某会议发言中说过:体制中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权力的结构,是问题的关键;当前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在于以权力层级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解决出路在于改造权力的金字塔结构。

有人反对这种从制度层面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讥其为“制度依赖症”。但制度确实对于人的行动模式有着决定性、压倒性的影响——制度是社会性、结构性、体系性的,而个人行动则是个体性、零散性、被驱动的;从社会制度到个体行为模式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因果关系和必然的逻辑联结。“政治制度深刻影响着每个人,不管你是否认识到,政治、经济乃至法律制度影响着每个人追求人生理想的机会”。(9)反对从制度层面分析、解决问题的人还有一个论点,就是: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因此,制度的优劣就不是最根本的因素,人才是根本因素。但事实上,优良的制度会形塑出好的行为模式、培育出好的行动者;而糟糕的制度也会催生出错误的行动模式、培养出不良行动者;制度中的价值会浸淫行动者的价值,甚至制度本身就是建构、塑造价值的途径。

现代社会不同于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时的君主时代。现代性中所蕴含的平等、正义、公平、自由等要素,决定了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伦理,必然要“以诚为先”。“诚”是保证其他所有珍贵价值实现的前提,“诚”就是不自欺,就是在政治伦理、思想和社会生活层面“求真”。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求真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善与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真甚至构成善的必要条件。回顾建国六十余年来,凡是思想领域内敢于求真、允许求真的时期,社会中的正气就会增强、社会生活的真诚与道德程度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科学院哲学系讲师)

【注释】

(1)秋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求是》2012年第1期。

(2)葛晨虹:《对道德领域出现的问题要有深刻认识》,《红旗》2012年第1期。

(3)鞠靖:《前湖南纪委书记杨敏之: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也不现实》,《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

(4)蒋哲、李少锋:《副教授月发论文19篇引热议:3/4非学术论文》,《南方日报》2011年12月7日。

(5)黄海:《制度与人性——从〈犯人船〉一书的思考》,http://www.xm-n-tax.gov.cn/ssbd/rdzt/gswhjszt/dsxd/299357.htm,2012年2月11日。

(6)参见彭定光:《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参见万俊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8)参见何怀宏:《政治家的责任伦理》,《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周淑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精神与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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