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

（二）良心的本质

关于良心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第一，关于良心的本质，弗洛伊德强调个体的社会化，认为良心是社会道德文明在自我中的内化，是个体在儿童时期在父母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父母的奖惩下形成的。这是一种具体的心理学分析。马克思则是从更广阔的视角高度概括了良心的本质：“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⁴⁷⁾个体的良心，无论在哪个历史时代，在哪个民族，在哪个阶级，在形式上都是作为道德上的自觉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监督而存在的。每个个体都会因良心责备而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相似的体验，如羞愧、痛苦、心跳等，这大体并没有差别。然而，良心的内容和形成这些内容的原因，却是取决于个体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良心的内容是由他在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现实而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决定的。因此，个体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不同，社会关系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良心的内容也不同。马克思说：“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⁴⁸⁾我们还可以作出补充：各个历史时代的人、各个民族的人，良心内容也并不相同，有的民族遗弃老人并不受良心的责备，而中国人若这样做，则会在良心上感到强烈的不安。

良心的内容并不是天赋的，但我们并不否认良心作为人类普遍的生理心理现象具有生物遗传方面的基础。这是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的遗传因素，它能够积极地在把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良心。这种遗传因素是什么呢？是社会本能。在达尔文看来，社会本能是导致人类道德产生的最深刻原因。人类所具有的社会本能可能在人类的早期类猿祖先那里已经获得，社会本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比如，在社会本能中，最重要的是同情心，它是人类道德产生的主要根源，而同情心则是由自然选择造成的：“因为包含最大数量的富有同情的成员的那些群体将最繁盛，而且会养育最大数量的后代。”这样，同情心就成为人类世代相袭、根深蒂固的社会本能⁽⁴⁹⁾。我以为应当用达尔文的社会本能概念（特别是其中的同情心）来解释良心的生物遗传方面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社会本能本身并不是道德，也不是良心。只有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在日趋复杂密切的社会关系中，在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中，人类的社会本能才可能逐渐进化为道德良心。以群居为乐的社会性动物也具有社会本能，如对同类富有同情心，具有忠诚、顺从的品质，能彼此协作，甚至能奋不顾身救援同类。但它们的社会本能还不可能进化为道德良心。因为它们缺乏人类所特有的劳动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但社会本能毕竟是人性中固有的天然向善的倾向；它与道德良心的深刻联系是不可忽视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指出：“同情心是普及道德的一种力量；我所说的同情心，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种理论原则。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的：一个小孩子哭会带动另一个小孩子不乐。”⁽⁵⁰⁾他也指出了作为社会本能的同情心与道德之间的深刻联系。总之，我们可以把良心看作是社会道德文明在个体自我中的内化，这种内化是以社会本能为生物造遗传基础并由人的知识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第二，社会道德文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中所包括的道德义务，与良心最为紧密相关。更确切地可以把良心的本质规定为社会道德义务在个体自我中的内化。黑格尔指出：“人们可以用高尚的论调谈论义务，而且这种谈话是激励人心、开拓胸襟的，但是如果谈不出什么规定来，结果必致令人生厌。精神要特殊性，而且它对它拥有权利。与此相反，良心是自己同自己相处的这种最深奥的内部孤独，在其中一切外在的东西和限制都消失了，它彻头彻尾地隐遁在自身之中。人作为良心，已不再受特殊性的目的的束缚，所以这是更高的观点，是首次达到这种意识、这种在自身中深入的近代世界的观点。在过去意识是较感性的时代，有一种外在的和现在的东西，无论是宗教或法都好，摆在面前。但良心知道它本身就是思维，知道我的这种思维是唯一对我有拘束力的东西。”⁽⁵¹⁾他接着说：“当我们谈到良心的时候，由于它是抽象的内心的东西这种形式，很容易被设想为已经是自在自为地真实的东西了。但是作为真实的东西，良心是希求自在自为的善和义务这种自我规定。”⁽⁵²⁾黑格尔关于良心的论述是深刻而精彩的，他正确地规定了良心的本质：第一，良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抽象和内心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应当是“真实的东西”，作为真实的良心就在于它是客观的社会道德文明——“善和义务”在个体内心的“自我规定”，或者说内化。这样，在黑格尔那里，蒙在良心外面的种种面纱（如说良心是“神谕”，是“天理”）就被揭开了，良心在道德义务上获得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第二，良心之崇高，就在于它超越了自我，超越了功利的目的“已不再受特殊性的目的的束缚”，它不是因为外部社会的力量而形成的，“一切外在东西和限制都消失了”，它完全是主体自觉和自由的道德追求和道德自律，在“自己同自己相处的这种最深奥的内部孤独”中，主体“希求自在行为的善和义务这种自我规定”。所谓道德义务，也就是道德责任，两者的不同在于“义务是的外在形式，责任是自觉意识到的义务”⁽⁵³⁾，因此，良心作为社会道德义务在个体自我中的内化，也可以说是个体对自我道德义务的自觉意识，是个体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当这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形成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就从他律转化为自律了。

第三，良心的最高价值在于体现了人类的精神自律。如果没有良心，那么，道德、法律、宗教、社会舆论、纪律等等，对于个体来说是异已的力量，是具有强制性的他律，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然而，由于良心的存在，道德就可能成为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个体非但不会因为道德规范的存在而感到不自由，而且会因为良心的“自我立法”（即黑格尔说的“自我规定”）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康德认为，理性的道德律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感觉世界的一个成员，却不应当放纵自己的情欲，而应当无条件服从理性颁布的法则，这样，才体现出这个人是自由的。他反复申明“只有自由者才有道德”⁽⁵⁴⁾，认为“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这个道德法则就建立在他的意志自律之上，这个意志是自由意志，同时能够依照其普遍法则必然符合于自己应当服从的东西”⁽⁵⁵⁾。康德有一段著名的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⁵⁶⁾。可以这样说，只有赞叹和敬畏内心的道德法则的人，才是自由的人。而内心的道德法则是由于良心的“自我立法”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良心引导人进入自由境界。这种自由境界是在良心自律中实现的。这种自律体现在个体行为的三个阶段，即费尔巴哈所说的“行为之前的良心，伴随行为的良心和行为之后的良心”⁽⁵⁷⁾。第一，在道德主体行为前，良心根据社会道德义务的要求，对行为的动机进行检查和审视，如果行为的动机体现了道德义务的要求，良心则给予肯定，反之，则给予否定。因此，卢梭认为良心“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第二，在道德主体行为中，良心则根据社会道德义务的要求，对行为的过程进行监督，并对行为中可能出现的违背社会道德义务的偏差进行纠正。正如英国作家毛姆所说的：“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社会如果要存在下去制定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值勤站岗，监督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第三，在道德主体行为之后，良心又根据社会道德义务的要求，对行为的后果和影响进行自我评价，如果行为的后果符合社会义务的要求，那么，道德主体会感到欣慰，感到满意，产生道德崇高感；如果行为的后果违背了社会道德义务的要求，那么，道德主体会感到痛苦、愧疚不安，甚至难以自拔。所以弗洛伊德认为良心是严厉的，具有“法官般的明断功能”。良心对道德主体的自我检查、自我审视、自我引导、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并不是在外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也不出于黑格尔所说的“特殊性的目的”，而是在“自己同自己相处的这种最深奥的内部孤独”中进行的，它是道德意志自律。

卢梭（1712—1778）：伟大的平民思想家

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到来之前，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恩格斯称赞“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在这些伟大人物中，卢梭无疑是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母亲很早去世，长期过着流浪者的生活。1750年，他的论文《科学和艺术中的进步是否有助于道德的改善》获得第戎学院颁发的奖金，从此出名。他在许多领域的理论研究，都因前无古人、新颖独特、思想深刻而确立起里程碑。他的哲学和政治学代表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他的教育学代表作是《爱弥儿》，他的文学代表作是《忏悔录》、《新爱洛伊丝》。他是典型的平民思想家，一生坎坷。法国人民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先贤祠中。

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那里，良心在道德自律活动中表现的能力和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道德主体越具有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越能够自我立法、越能在理性法则中获得自由，那么，良心在道德自律活动中表现的能力则越强，越能影响其行为；反之，对于缺乏道德自我完善需要的人，仅仅将社会道德规范视为异已的对立力量的人，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不服从理性法则的人，那么，良心在道德自律中表现的能力和对行为的影响就很微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