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理想城邦的本质与原则

一、理想城邦的本质与原则

《政治学》的最后两卷，主要建构和论证理想城邦理论，是《政治学》的最终目标，是对第一卷所提出的问题的呼应。实际上，在前面诸卷中也涉及并走向了这一问题。在政体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个以德性价值为主并结合人们实际生活方式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条件的评判尺度。根据这一尺度，有了正常政体与变态政体的区别，有了适宜政体与不适宜政体的区别，最后提出了最优良政体与理想城邦的学说。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多多少少都持有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或“存在的总是有它的原因、必然性和根据”的观念，由此来看，实际存在的希腊诸城邦、各种不同类型的政体都有它们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分析与解释它们，区别出它们的正常变动与非正常变动，确定各类政体中的优良状态及其维持的条件，从各种政体的优缺点及其变革中，从政体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规律并结合现实的可能性上，去建构和论证最优良政体。基于对于政体研究的理解，从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来看，理想城邦的主旨是让公民过德性或至善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一定范围内的“有序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人们必定是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幸福和美德，因此，必然存在着政治统治或政治服从。对公民而言，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只能是少数人执掌政权，参加公务机构，但可以通过轮番更替而形成全体公民执掌政权，在一种轮番更替的政体中，个人幸福以城邦幸福即美德为目标，在运行中是根据法制而不是人们的意志。在这种城邦中虽有分工，但不存在等级限制，实现了全体公民的公正，而且影响城邦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民族品质、政体要素、交通状况、城市设计、土地制度、国民教育等诸要素实现了协和。

亚里士多德所诉求的城邦或《政治学》最后各卷所讨论的最好的政体，主要为那些根据这些著名但有缺陷的社会而确立其政治观念的人提供了一个替代模式，以取代那些贵族生活方式。^[72]亚里士多德所阐释的理想城邦实质上不是贵族的而是平民的，不是精英的而是一般公民的，不是凭借意志的而是完全依靠法律的，不是有等级差别的而是公民间基本平等的，不是个人或少数人长久控制政治权力的而是公民轮流执政的，不是突显城邦结构中某一要素或某几种要素的而是诸要素间相互协调的。斯特劳斯说:“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明确联系较早对政体类型的系统分析来讨论最好的政体，但几乎可定是无疑的是，他把最好的政体理解为一种贵族制。它是本来意义上的贵族制:公开致力于追求美德的统治集团的纯粹统治。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似乎缄口不谈最好的政体的政治安排，那正是因为最好的政体不会面临由不同的自由民集团构成的政体常常具有的那种政治冲突。最好的政体的核心的问题不是调解相互冲突的、对政治公正的要求，而是美德教育，因为美德教育是最好的政治公正要求的支柱。”^[73]但是，我们应该深入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贵族制”。“贵族制”的一个方面是贵族体制，另一个方面是贵族精神，这种体制与精神的核心是“优秀的人当政”，“共和议事”，追求善德，讲求平衡，以理服人，德才兼备，法治统治。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也不是传统意义的贵族制，而是在坚守贵族制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公民性改造，把平民的素养提高到追求美德和有一定闲暇来修身养性的高度。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贵族制的理想城邦论是否有柏拉图理想国的乌托邦的特征?是否有实践上的价值?斯特劳斯说:“亚里士多德提出最好的政体不过是试阐明据以改革任何现存政体的设想和选择，最好的政体假定了各种情况的罕见的结合(或就此而言可能从未现实存在过)，这一点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它尊重人类状况中的那些固有的局限。如此理解的最好的政体确实没有为现存政体的合法性提供判断标准，但却提供了所有政体变革的模式或目标。”^[74]

从理论价值上看，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理论与柏拉图理想国相比，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上的思辨性，其对人们心灵的震撼远远难与诸多乌托邦理想相匹敌;而且这种“理想城邦”是在吸取各种政体特别是贵族整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因素上，以共和政体为基本模式而构建的一种混合模式，本质上不能说是政体模式上的创新，只能是一种混合，不过这种混合也为这一问题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启示:任何理想政体都应考虑实际因素，都与社会现实的政体不完全一致，现实中的政体及其运作本质上就是多种因素的混合。

从实践性来看，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理论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学说更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性和可操纵性。尽管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实践的冲动和推动甚至发起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的使命感，但也有宫廷生活的经历，亚里士多德也“考虑了在希腊世界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城邦的可能性”^[75]。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视野与案例样本，不仅比柏拉图更广、更多而且更实际。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依然存在着最好的政体和当时存在的所有其他政体之间的分离”^[76]，但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邦建构的许多主张都是联系实际的，是在总结政体运转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效用性。例如，针对城邦规模问题、城邦的港口与中心城市的规划问题、城邦的军事与财政问题、城邦的教育问题等，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设性的观点。当然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理论其中也不乏一些乌托邦式的设想，例如，给所有的人留有一定的闲暇，土地分配中地理位置的平衡安排，全体公民应具有中等财力等。在城邦经济结构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集团，在当时来讲是不符合希腊城邦实际的，因为希腊众多城邦的自由民与实际经济活动是相脱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