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智者一样，苏格拉底把探索的目标从外在的自然转向了内在的人及其社会。这种转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看到了自然与社会在实现逻各斯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机制。前者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后者具有自由的必然性;前者通过自在性实现必然性，后者同过自为性实现必然性。因此，苏格拉底才提出了转向问题。这种转向主要是由于看到了人发挥主体性能够使自己生存得更好。但苏格拉底又发现人生活得更好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人际关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也是智慧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又要取决于逻各斯。因此，对逻各斯的理解，在苏格拉底这里有了新的内容，不仅是必然性、普遍性，而且有目的性和至善性。在苏格拉底那里，世界本质上是一个趋向和谐至善的目的世界，万物都以实现它们的目的为依归。因此，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神的世界，不过这个神不是形象化的、人格化的，而是理性神。这种理性神遵循着逻各斯规则，可以从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推导出它的根据、功能和趋势;这个神又是目的神，最终以追求和实现完善性为目的。苏格拉底理神论的思想为政治哲学确定了基调——政治以追求社会的至善性为目标。
政治追求社会的至善性取决于世界本身的至善的目的性。苏格拉底把整个世界、把自然界理解为目的世界。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们只是塑造那些没有感觉的形象，如建筑物、雕像等，而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有感觉有生命的人，这个塑造生命或目的世界的事物难道没有生命和目的吗?苏格拉底认为，神正是为了有益的目的将那些使人识别不同事物的才能给予人:眼睛使人能够看东西，耳朵使人能够听声音，鼻子使人能够嗅气味，牙齿使人能够咬嚼食物，等等;还使人有生育子女的愿望和求生怕死的心情。这些都是意愿让万物存在下去而精心设计的结果，都是智慧和理性的产物。但这种智慧不是个人的智慧，个人的智慧只是无限理性中的一小点，人不可能将所有的智慧尽都攫为己有，不可能造就完善和谐的世界。这个完善和谐的世界不可能由某种没有完善理智的东西去加以维系。所以它是神创造的，只是你看不见。人应当尊重神。神关怀人类，只让人能够直立，能看到很远，不易受到损害。苏格拉底赋予人以理智[34]，他要人们懂得:“既然你身体中的努斯能够随意指挥你的身体，那么你也应当相信充满宇宙的理智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的一切。不应当认为你的眼睛可以看到很远，而神的眼睛却不能看到这一切。如果你为人服务，就会发现谁肯为你服务，你施惠于人，就会发现谁肯施惠于你;通过向人征求意见，就会发现谁是聪明人，同样你可以用敬神的方法来试试他们，你就会发现，神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本性，能够看到、听到一切事物，同时存在于各处，而且关怀一切存在。”[35]苏格拉底还说:“这种神就像人身体中的努斯能随意指挥身体一样，充满宇宙的理性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36]
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至善至高的神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理性，他给宇宙万物以合理的秩序与适当的安排，自身并无可见的形象，人只能通过理性思维，从宇宙万物的合目的设计中去体察这种理性神。他说:“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整个宇宙(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在这个宇宙里面)的神，他使宇宙保持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失误。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37]。他就像光耀夺目的太阳不容人精确窥视，否则就会使人丧失视力;也像支配人身体活动的灵魂一样是看不见的。苏格拉底强调，神并不能以明显可见的东西降惠人类，是通过合理安排宇宙万物来造福于人的。因此，人应通过理性去体察充满宇宙的理性与目的，去认识和敬畏神。他反对盲目崇拜具有人格形象的神。由此可见，从色诺芬口中说出了苏格拉底关于“神”的存在的观点，旨在把神提高到神合目的性上或者是把自然的合理秩序归结为神上来加以认识与崇拜，这是把人的理性逻辑外在化而成为神的手法，从而作为信仰的对象。
在柏拉图的《高尔基亚篇》中，苏格拉底在讨论快乐和善时也坚持了世界的目的性。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坚持世界进化的目的性，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没有反驳，反而认可这一点。苏格拉底不仅强调世界的目的性而且强调目的的至善性。苏格拉底区分了快乐与善的不同。苏格拉底认为快乐和善是不同的，不能说善的目的是为了快乐，只能说快乐的目的是为了善。当快乐出现时我们就快乐了，当善出现时我们就是善的;还有其他美德出现时我们并不一定就快乐，但我们借此可以达到善，他说:“任何事物的美德无论实现在身体、灵魂或其他任何生物中，都不是只凭任意偶然性而能最好地得到的，只能由通过适合于每一事物的秩序和条理性才能得到。任何事物的美德都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安排，所以正是这种适合于该事物的秩序的出现才能使任何事物成为善的。”[38]他还说:“天和地，神和人都是由友谊和友爱、秩序、自制和正义联结在一起的，所以智慧的人称事物的全体为科斯摩斯——有秩序的宇宙。”[39]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的人就是把握了事物完整秩序的人，特别是掌握了事物的数的秩序的人，苏格拉底之所以欣赏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秩序就是“具有数学意义的完善性的‘善’”，因此要懂得“几何学上的对称性在神和人中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0]
苏格拉底所建构的世界目的论强调了世界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神是世界的最高主宰者，是我们必须敬畏与信仰的对象，但这神给世界带来秩序的理性，因此，神的基本规定是理性，而且在本质上理性不具有人格性和形象性。第二，神是带着至善目的创造世界的，因此，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目的意向，而这个目的意向就是事物的本性，或者说，事物的最终目的是世界的和谐。第三，这个世界是一个秩序的世界，万物都在神的安排之中合乎理性，井井有条，没有任何的随意和混乱，人要通过理性去细心体察。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与传统神的观念既有区别，又有相同性，除了坚持神创世界以外，在对神的规定、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上都与此前的希腊人的神的观念有区别。以前的“神”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可以要人为善也可以教人作恶;而现在苏格拉底的“神”却是有限制的，他受理性的限制，以“善”为目的，他只知道和只安排万物在合乎理性、合乎善的秩序中，只有理性和善才是最高的绝对的真理标准。在神的观念中，神的随意性和做恶性的规定已荡然无存，善和理性成了神的本质规定。这个善不仅有伦理意义，而且是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个理性或至善目的性不仅有认识和逻辑的意义，而且也有逻各斯和必然秩序的本体论上的意义。
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是他理解现实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根据和出发点。苏格拉底认为，神和人的区别只在于人的理性和宇宙的理性的程度问题，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人的理性只能认识世界的一部分，与宇宙的理性相比只是很小的一点点，只有神才能认识一切，知道一切，关心一切，将万物安排得井然有序。相对于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来说，自然由神来安排，因此是绝对和谐的，而人类社会虽然最终是由神来操纵的，但神是借助于人的理性来实现的，人的理性和灵魂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因，而人的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常常就有恶的出现。显然，苏格拉底在赋予世界目的性的同时，把人放置在宇宙万物的中心地位，放置在万物的目的的位置，起码把人类社会的理性秩序理解为人类社会要追求的目的。强调理性神的一切作为是为了人。而且也赋予了人以理性，把人放置在自我实现的位置上。这也使得神不干涉人事，从而也就不是人膜拜和屈从的对象，而人只服从于自己，人要认识到这一点。苏格拉底破坏传统宗教对人的贬损，突出人及其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规定作用，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苏格拉底的神是人的理性的异化。在这种异化中，不仅赋予了神的理性秩序的规定，而且也赋予了神的知识本性。神自己不仅拥有关于世界的全部事物的所有知识，而且赋予人以追求知识、实现理智本性的主动性。在苏格拉底的神学知识论中，不仅始终肯定人通过信仰、祭拜和问卜而从神那里获得知识，更强调的是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而获得知识，特别强调人自己的知识或关于社会的知识。这种关于人自身的知识，对人而言，只有通过人自己的理性才能获得。因此，在知识论中，苏格拉底多多少少带有“二重真理论”的因素。他用“认识你自己”的原则代替神谕，突出了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这种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主要是人拥有理性能力，是凭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实现的。因此对人来说，特别对人试图认识社会或自己来说，首要的就是要发现自己拥有理性认知能力并勇敢地运用这种能力去获得知识，然后把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为苏格拉底辩护，说他并不是不敬神的，不是不信仰从神那里获得知识，而是有些知识神为自己保留着。色诺芬说苏格拉底并没有否定向神占卜，他认为关涉治理家庭和城邦，关涉人生的祸福的一些隐晦的事情，“神都为自己保留着”[41]，可以通过占卜求神指示;“他将那些认为这种事情并不随神意而转移，而是一切都凭人的智力决定的人称为疯子”[42];但是他也把“那些对与神已经准许人运用自己的才能可以发现的事情，还要求助于占卜的人称为疯子”[43]。因为，苏格拉底看来，诸如“想要熟练于建筑、金工、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或者想在这类技艺方面成为评鉴家，或者做一个精于推理，善于治家的人，或者想做一个有本领的将领，所有这类事情，他认为完全属于学习问题，时刻以由人的智力来掌握的”[44]。他指出如果对于人自己“可以通过计算、测量、权衡弄清楚的事情还要去求助与神，就是犯了不虔敬神的罪”[45]。
苏格拉底在这里实质上批判了传统宗教中神对一切人间事物的绝对统治。他强调人凭借自身的理智可以自决自己的事情，这才符合神赋予人的主动精神和自我认识。色诺芬还将苏格拉底和那些占卜的人作对比，他说:“苏格拉底并没有比那些从事占卜，求教于异兆和祭祀的人们引进过什么更新的神;这些人并不认为异兆或遇到他们的人会知道哪些事对人有利，而是认为神借助他们作媒介，把那些预示吉凶的事显示出来;苏格拉底怀抱的见解也是这样。大多数人说他们之所以避开或趋向某一件事情，是由于受到异兆或遇到它们的人的启示;而苏格拉底则依照心中的思想说话，因为他们说神是他的指示者。他常劝告他的朋友去做某些事情而不做另一些事情，并且暗示这是神预先告诉他的;那些照他指点去做的人都得到好处，而不理睬他的指示的人都后悔了”[46]。显然，色诺芬的言论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味道。事实上，在柏拉图的许多作品中也有如此的言论，神人交往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的，即使在今天也不绝如缕。苏格拉底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人和神之间的传话者和解释着，它将人的祈祷和祭祀留给神，将神的启示和意指传给人，使人和神沟通起来。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也说到早已有一种神的声音阻止他进入公众政治生活，其实并不是什么神的神音，实际上是在深切体验和反思事物过程中所产生的警觉、内省智慧和自然萌发的内心良知。苏格拉底所说的神就是最高的理性，就是人的理智，只不过是苏格拉底给这种理性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神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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