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就是形而上哲学

因为孔子是光荣与梦想的所在，以“非孔”“批孔”甚至“反孔”为旗帜的文化变革，在中国文化史上就是必然发生的。20世纪初，在“戊戌变法”失败、“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科举教育制度解体、巨大的文化产能^[3]流徙和海外寻找真理者集中回归的历史合力作用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切“天球河图”“百宋千元”“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均不惜“踏倒”的“激烈”终于出现了。儒学注定要遭遇一场空前的“杀戮”。在遭遇空前“杀戮”的同时，却又曾经获得“再生”的“祝福”。如曾为胡适所称道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4]，于1917年6月发表于《新青年》3卷4号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中就曾经这样写道：

呜呼！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好学深思之士，试研究之。……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笛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作为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于1517年发表抨击教皇权力和种种烦琐仪式的《九十五条论纲》，否定教皇权威，在《关于第一戒律的大教义问答》中说：“一个上帝意味着人们在所有的困境中都知道向它寻求善和安慰。因此，拥有一位上帝，无非是说从心底里信赖它、信仰它，就像我常说的那样，唯有心灵的信赖和信仰才造成了两个东西：好上帝和偶像。如果信赖和信仰是合理的，那么，也不存在有合理的上帝，因为信仰和上帝这两者是一个整体。你（我认为）使自己的心灵信仰和信赖的，本来就是你的上帝。”^[5]这里就提出了“因信称义”——对上帝的真正信仰最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教义思想，从而开始了传统宗教与近代人文主义的对话。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提出者。而笛卡儿（Ren Descartes，1596—1650）作为近代思想诞生的真正的“启蒙”精神的提出者，他认为真实的意义就是无可怀疑，但“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确定无疑的”。只有在人的独立性、人的理性的立场上，才有可能提出这一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对立于所有传统宗教的问题，更是一个自我前进、勇于探索的人所遭遇的种种问题的思想和力量的源泉。近代思想就从此起步。因为在与“存在”相对立的哲学精神中，没有比这更深刻的了。康德认为在“启蒙运动的座右铭”的“敢于认识”之前，应是“敢于怀疑”。“怀疑”首先产生的是什么果实？“即使怀疑引我上当，‘我在’——这一事实却毫无怀疑可言。”“我思，故我在。”“必须下这样的结论，必须认为恒在的事实是：每逢我说出它，每逢我在心中构想它的时候，‘我在，我存在’这一命题必然是真实的。”这就是笛卡儿所谓“哲学的第一原理”。

在对儒学究竟为“教”或为“学”尚无定见之时，吴虞这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同样不失为一种“呐喊”的对儒学的期冀有其现实性吗？虽说这未免是自我殖民化的话语形式，但这毕竟又是一种使人不无憧憬的“再生”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