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学观

三、自然神学观

神学家企图调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时至19世纪之初，英国神学家威廉·伯利的著作《自然神学》就是当时英国流行的自然观的一种表达。自然神学实际上是创世说的新形式，它包含这样的观点：整个自然界是按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则调节和安排的，是和谐、完美的世界。如果一种生物发生了变异，那也是为了适应新环境生存的目的。这是冠冕堂皇地将自然界的生物和谐与适应法则为神学所用。

其实，自然神学观在19世纪的科学家中也是存在的，例如，近代英国地质学家奠基人莱伊尔（C.Lyell，1797—1875）在他的《地质学原理》一书中，明确地认为生物绝对完善的适应表明环境的决定作用，而环境的这种决定作用显示出创造主安排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居维叶（G.Cuvier，1769—1832）是一个目的论者，他认为生物各部分及整体是以最可能好的方式构建起来的，生物器官的结构和功能与其生存条件之间是完美和谐的，因而分析生存条件就能得知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就像做算术和做实验那样准确无误。

据知年青时期的达尔文也持自然神学观点，他在贝格尔号环球旅行笔记中对生物适应解释上，认为每一种生物都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被赋予一定的形态和功能，使其适应于在被指定的环境条件下生存。这种创造与安排仿佛体现了某种先验的“目的”。很可能，这些观念都来自大学时的自然神学的教育。然而，达尔文在长达五年之久的作为航海自然博物学的考察者的实践，才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生物对环境的变异与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近代分类学奠基人林奈，他创立了分类双名法，使得物种走上有序的科学道路。但是，林奈把物种看成是不变的、永恒的、独立的。他的《自然系统》一书一版再版，多达十一版，都认为物种是独立的、不变的，直到他临终前夕的最后一稿才修改了物种不变的观点。甚至，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也是有神创论者，可见，当时西方的自然神学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