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神学之影响

三、丁光训神学之影响

丁光训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1951年至今一直担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当代中国神学家。作为中国教会的领袖，他的一生与中国教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写过许多重要的文章，有8篇收入《金陵神学文选》，文革以后的主要论著收入《丁光训文选》。他的神学思考从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出发，把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在上帝观上，丁光训认为上帝的最高属性是爱，是宇宙的爱者，把“威严、全知、全能、公义”作为从属于创造万有、包容一切的爱的“派生属性”；在基督论上，丁光训提出“宇宙的基督”观，认为“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基督不仅“救赎各地的基督徒，而且还救赎全人类”⁽¹³⁵⁾，作为“上帝是爱”的延伸，把宇宙的创造、维护、救赎、圣化，到终极的完成，都作为上帝藉着基督工作的全过程；在人性论上，丁光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本善”的思想，认为“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是“上帝创造的半成品”，是“参与上帝创造的同工”，这种人性论既指出救恩的必要，又强调人的道德责任，为人的道德发展留出了一定的空间⁽¹³⁶⁾。关于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问题，丁主教非常强调中国神学建设的必要，认为中国教会必须对中国社会现实处境中的各种挑战及问题做出自己独到的回应及解答，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照搬、套用西方神学的模式，应该力求使教会和神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¹³⁷⁾，以“中国文化为其母体”⁽¹³⁸⁾，但中国神学并不超出基督教神学的构建范畴，而是通过中国神学的民族性来实现基督教神学的普世性；丁主教提出当前的中国神学建设应主要为实践的、面对中国普通信徒的，而中国神学以伦理为侧重正体现出其适应时代需求的实践性。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丁光训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时的学生，汪维藩对丁光训主教的自由主义神学虽然不完全赞成，但是，丁光训主教为中国教会辛苦操劳、“刚肩负鼎”、“穷天慧目”⁽¹³⁹⁾的作为、品质和智慧却为汪维藩所钦佩和欣赏，并为无数的中国基督徒所敬佩和“纪念”⁽¹⁴⁰⁾。无论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神学时，还是后来在金陵神学院教书时，在为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而不懈努力的共同道路上，本着彼此尊重的精神，汪维藩经常和丁主教就某些神学问题进行真诚的交流、沟通和对话，这种沟通和对话应该说对他们彼此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汪维藩而言，使得其福音派神学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汪维藩称丁光训主教是其“神学启蒙者”。

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汪维藩没有到西方读过神学，文革后的各种出访、接待来访的外事活动也参加得很少，他所继承的主要是中国老一辈神学家的思想。汪维藩在其中国特色神学中对各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那些由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特点所决定的神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