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生态学

生态哲学所要寻求的新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呢？受到生态学的影响，它必然包括如整体性、联系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在这些特点下，生态哲学同样要回答传统哲学也必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人性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真理？这些问题在传统上被定义为形而上学问题。

主流形而上学基本上是个体论的和简约论的（Devall & Sessions，1985）。这种观点认为，只有个体的才是真实的，它通过将物体分解为更基本的单元以达到更基本层次的真实。不管这些最基本的单元是什么，它们按照严格的物理法则相互联系。当然，这个主流世界观也认为人类与自然有根本区别。作为个体的人，我们有“意识”或“自由的愿望”或“精神”，这些东西将我们与严格的机械决定论特征区别开来。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领域，大家都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分”、“析”在辞义上都是把一个物体分开。分，刀以分别物也；析，破木也（许慎著，徐铉校定，2007）。亚里士多德对某物的定义即，该物与它物的区别。这些观点都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方法论中，也意味着整体性观点被接受的困难。

树之为树，它能够正常地延续生命，它与外界环境存在正常的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生命特征能随着季节的更迭而变化。以刀破之，树不再为树，因为生命过程终结了。要研究树的生命，就必须把它放在自然的正常的生命过程中去，离开了它的生存环境，树就成了死树，不是活着的树。

深生态学否认脱离自然的人的存在。人一定是在自然之中的人，脱离了自然，人就不存在了。如果要定义，是用环境来定义人，而不是由人来定义环境。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环境的一种定义：环境是以人为主体的客体。

那么如何定义人呢？

生态学中说，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还不够。当我们说出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若干关系或联系之后，人类就唯一地被确定下来了。比如，人类能够制造工具并按他们的意志改变生态系统中诸多要素的空间分布（这还不够，因为美洲的河狸也会勤快地修筑堤坝），人类拥有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不够，因为很多社会型动物也能做到这一点），人类拥有相互交流、记载历史的语言和文字（这条可能足以区别于别的物种了），等等。显然，对人类的描述性的联系越多，人类的定义就越清晰。

让人遗憾的是，在主流世界观下，我们更多地看重那些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不同，而对更多的相同熟视无睹。比如，人类与动植物一样，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巨生态系统中，人造的毒素对所谓的“害虫”有杀灭作用，但也同样能够杀灭人类，人身体中的水分子可能来自动物也可能来自植物。

以生态学的能量模型看，能量在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循环往复流动，这种联系定义了生命。生命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该生命体与其周围的生命或非生命物发生联系。联系存在，该生命就存在，联系终止，该生命体就终止。这样，定义就从亚里士多德的属性区别转向了联系，当然你也可以说联系也是一种属性。

生物物理学家哈罗德·摩罗威茨（Harold Morowitz）说：

从现代生态学的观点看，每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是个耗散结构，即，它不能自保持，而是系统的能量流的结果。以此看来，个体的存在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只是作为这一普遍的能量流中的局部扰动而存在。举例来说，考虑水流中的一个漩涡，漩涡是由不断变化的水分子群构成。在经典西方观点看来它并不存在，它只有在水流经这里时才存在。若流动停止，则漩涡消失。同样意义上，脱离生物群体的结构是虚幻的，不稳定的，其结构中由依赖于正常能量流的变化的分子构成，它们维持其生存形式与结构。（Morowitz，1972）

这种否认个体存在的观点其实是在否定“脱离整体而孤立存在个体”的可能性。不采用联系的观点，我们几乎不能定义任何一件事物。还是采用北大校长作为例子。

北大校长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联系。首先是“北大”，谈起这两个字，知道北大的人会说起她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说起戊戌变法，说起历史上有名的校长如严复、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当然还有如现在的北大校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说起校长，当然与教育相关。而北大和校长的结合，就把范围限制在北大的员工之中。如果加上“蔡元培”几个字，那么“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唯一地定义了这样一个人，其言其行可能在不同人的心中有不同反映，但如“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这几个字与蔡校长的联系恐怕是别人抢不去的。

让我们试着不用联系来定义一个物体，暂称之为“X”。

在空间上，不知道X在什么地方存在；在时间上，不知道X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它从来不与任何外部事物发生联系。

X是什么呢？

对某事物的描述中，提到的联系越多我们就越了解该事物。我们永远不敢说已经找到了生态系统的全部的联系，即使对于一个简单的湖泊生态系统，我们也不敢说泄入其中的洗发剂会导致哪些微生物物种的繁荣和消失。这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到敬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