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图谱：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图谱：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尽管国内有学者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但真正将国际关系列为一门学科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12月，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国高等学校正式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系统地组织国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正规地培养专业人才。在度过“文革”期间的破坏期后，学术界一直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始终将其放在“一级学科”的重要位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在高校开设新的政治理论课，即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学科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呈现出“三多三少”的特点，即动向应用研究多，基础理论研究少；专题和地区研究多，综合系统研究少；政策性问题研究多，学术性问题研究少^[3]。中国虽然有了“国际问题研究”，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依然没有成型，研究基础依然非常薄弱。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1964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分别组建国际政治系，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国际关系教学研究的院系。当时的研究主要针对国际问题研究，并根据院校特点进行了分工：中国人民大学主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主攻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研究；复旦大学主攻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国家从有限的外汇储备中拨专款用于购买外文资料，并着手组建研究队伍，这就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主要的研究重点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以及帝国主义理论，基本上都是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研究的模式也基本上呈现“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特别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从研究革命导师和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入手进行学术探讨。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民族殖民地理论以及战争与和平理论，当然还有世界革命的理论等；70年代主要研究“三个世界”理论、时代理论以及“大三角”国际战略格局理论等。学者们研究的成果往往是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主要作用是论证领导人和政治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民众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

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力量感召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艰难中起步。在宦乡、鲁毅等老一代学者积极努力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很快，特别是以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为标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过迅速补课得到了快速发展。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梳理，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描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图谱，概括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来源和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强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的自觉性。多年以来，以陈其人、梁守德、冯特君等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对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及其综合的分析理论，马列主义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论述，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等进行理论总结，在解读经典作家的文献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比如以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为代表开展的对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理论以及南北经济关系研究为代表，主要是沿着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特点，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4]。

以已故教授张季良先生主编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和中国人民大学冯特君教授的《国际政治概论》为标志，中国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三本教材性的著作，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做到了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扣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体系创建，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同时，在研究重点上，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取了与时俱进、开放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发展趋势。迄今为止，中国大多数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作为研究的基础，在这一知识背景基础上开展研究，他们取得的成果，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先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推出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5]，最早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是陈汉民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6]，这些介绍成果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逐渐掀起了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高潮。倪世雄、金应忠主编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代美国各种国际关系学术流派的经典著作，首次引进国外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国家各学派代表人物，特别是美国学者如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理查德·哈斯、斯坦利·霍夫曼、卡尔·多伊奇、罗伯特·基欧汉、约翰·斯帕尼尔等学术大师的理论集中进行介绍，以文本翻译和评介的方式向国内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7]。最先翻译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是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8]、威廉·奥尔森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9]、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0]、西奥多·哥伦比斯等人的《权力与正义——国际关系研究导论》^[11]等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丛书，包括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北欧学派、拉美学派以及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截止到2005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点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大多已被介绍和翻译出版，基本奠定了国内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成为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理论资料。

在翻译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评介和批判，产生了一大批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较早从中国的视角和方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介的著作是金应忠和倪世雄合著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该书从比较的视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从自己的国家需要和独立立场开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教授出版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与理论》，进一步将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和重大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介，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评介并展开独立思考的重要著作。2001年，倪世雄等编著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则分别从学派论战的纵向和基础理论的横向视角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梳理，不仅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评介，并且对英国学派、北欧学派、德国学派等重要理论都进行了阐释，成为国内许多大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美国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国际论坛》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大批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文章，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依附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集中瞄准某一个重要学者进行精细化研究，对于推进中国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比如许嘉博士的摩根索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郭树勇和袁纯清博士的建构主义研究、李英桃博士的女性主义研究等都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总之，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生机勃勃且发展趋势迅猛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进的重要动力。

第三个来源是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也非常重视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实践领域挖掘国际关系理论的营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内较早提出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并多年以来执着探索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主任梁守德教授。在1990年的北京大学国政系铅印教材《国际政治概论》导言中，梁老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的问题，近年来又写了大量探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同时，国内学术界也举办了大量关于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甚至创建中国学派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不乏其众。抛开这一争论不谈，在20多年时间里，中国学者独立开展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确取得了重要进展。

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体系，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追求。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外交学院张历历著：《现代国际关系学》，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程毅、杨宏禹主编：《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冯特君、宋新宁主编：《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冯绍雷等著：《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俞正樑著：《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这些著作均属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学科初创阶段的第一批成果，各有特色。近年来，创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教材有了很大发展，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俞正樑教授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合著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将国际关系放在全球视野进行体系重建，将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全球政治问题纳入其中，是分析体系的重要推进。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出版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打破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在内政、外交、国际等层面用一个具有层次和内在逻辑的分析体系贯穿起来，是国内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重要创新。蔡拓教授新近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则总结和吸收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体系上更加丰富和完善，逻辑更加清晰，语言简明扼要，分析层次鲜明，是中国学者推出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上乘之作。

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界创建中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大讨论中，许多国学大师加入其中，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挖掘国际关系理论的营养。不少学者注重用儒家的世界秩序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关于中华文明的和平倾向、东方和平主义、和谐特别是大同思想等深层次学术研究得到了很好的总结提炼。随后，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比如北京大学的叶自成教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和中国历代王朝地缘政治与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出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等学术质量较高的著作。此外，不少大学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注意选取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和外交作为主题，比如三国时期的吴蜀同盟、春秋时期的王霸之道、中国近代外交制度转型等，完全使用中国的语言和理论开展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另外，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和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角度考察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外交学院关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是国内从新中国外交实践角度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来源，以外交学院谢益显和曲星为代表，在中国外交规律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大学的牛军教授近年来重视整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史，试图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中总结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他先后出版的《从延安走向世界》等著作和一系列颇具学术水准的论文，是这一方面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另外，以沈志华、刘丹慧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从解读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出发，总结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内在规律，成为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生力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只是择其要者的概述，实际上学术界还有许多研究没有纳入其中。尤其是许多研究事实上横跨几个组成部分，许多学者既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从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从事中国外交的研究，故而上述区分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立和十分清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人员来源和分布上来看，中国学术界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呈现如下来源特征：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背景出身，而且外语一般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从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外语学科背景出身，相当多还有国外留学经历，与国际学术界同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历史学、国际共运等学科背景出身，强调历史和实践的研究。人员分布特征集中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以前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外语和历史学三大学科。近年来，这一来源特征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发生了一定改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科班出身的学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充实和壮大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力量，推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专业化、学术化、独立化发展趋势日益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