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建主题与执政方式的概述

二、新时期党建主题与执政方式

历史方位不同，环境对政党的要求就不同，因此政党的执政方式受到历史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历史和社会生态环境的特点和所要求完成的任务决定了政党本身必须找准其建设主题。

1．执政党的建设主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个革命党运行的。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党的建设取向是以革命为中心，党建主题主要围绕着夺取全国政权而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精髓，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党，使党具备革命斗争的能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解决了一个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从党成立起一直是其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两大课题就具体表现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设革命党”，在探索这两大课题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而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设革命党”来说，党的建设主题就具体表现为“什么是革命党、革命党怎样进行革命”。因此，党的建设就是革命党的建设问题，主要表现为：把思想上建党放在首位；注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领导革命以武装斗争与政策取向为主；注重政治动员与阶级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与集中式的领导；等等。围绕夺取政权的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革命党怎样进行革命的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主题明晰、具体、现实性强，符合革命党的特点。毛泽东深有感触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党的建设主要是执政党的建设。对党来说，这是新的课题。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较长，民主传统少，封建专制思想多，官本位严重，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洗礼，对这些缺陷与不足的认识并不深刻，缺乏自觉性。简单来说，就是缺乏执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就是要认清执政党特点，从执政党角度来思考问题。为此，进行党的建设要围绕着执政党的特点与执政党如何执政来进行。然而，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建设的主题没有成为全党自觉探索的课题，在党的领导人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失误，进一步导致对执政党建设主题认识的不清晰，仍然以阶级斗争等特点来建设党，“文化大革命”时期“50字建党纲领”即是其最好的例证。

要明晰党建主题，首先要具备执政党意识。这是正确进行执政党建设的逻辑基点，也是明晰执政党建设主题的前提条件。何谓执政党？执政党是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深入到国家政权系统内运作国家政权的党。分析执政党的内涵就要从这个最基本的方面开始，否则就会陷入误区。这就要分析政党和国家政权各自的属性、功能、作用、运作方式的特点和制度框架等，需要党建从执政党的角度来思维，包括执政党意识、执政思维、执政党内涵，进而才能根据执政党的特点，进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才能形成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执政方式。不言而喻，在新世纪，执政党建设应围绕“什么是执政党、执政党如何执政”进行。不少学者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林尚立认为：“进入新世纪，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面对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紧接着回答另一个重大问题：共产党如何执政。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成功，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4]李君如提出，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执政问题，并强调“正确处理好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与改进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是正确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重要内容之一。

2．执政党的特征

改革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结合执政党的特点与执政党执政的要求。执政党与没有执政的党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手中执掌了国家权力。执政党地位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它具有了一系列鲜明特征。

（1）执政党首先是一个具有一般政党功能和作用的执政党

我们可以从政治生存的角度来分析执政党，执政党只有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其政治生命才有意义。然而，执政党的原始生存状态首先是做一个政党，因此执政党的政治生存脱离不了原生态政党的基本内涵及功能的限定。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一部分人，为了执掌或参与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组成的具有政治纲领、组织章程、组织系统和一定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政党的产生使民主政治发展逐渐有序化。不过，在西方，政党最初“被认为是一个祸害”。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退职前的《告别辞》中警告：政党总是干扰议会的工作，削弱行政能力。它用毫无根据的妒忌和虚假的恫吓把社会群众激动起来，使共同体处于不安之中，唆使一部分人区别对待另一部分人，有时还煽动闹事和暴动，它还为外国势力通过政党热情的途径发现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道。马克斯·韦伯建议大家把政党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接受下来。而今，政党之所以被发展下来，主要在于政党的功能和作用。西方学者给政党的定位是“桥梁和纽带”，即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运转的导管和水闸。政党是社会中民众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工具，是民众控制国家政权之手的延伸，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机制，是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政党产生了以下功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使社会与国家的联系转动起来。政党也就必须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不能等同于任何一方。与此对应，执政党最基本的生存意义就是当好政党的执政党，政党的功能与作用是执政党最基本的内涵。苏联共产党的倒台就在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沟通被长期阻塞，民众的利益需求长期得不到表达，民众的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罢免权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剥夺，苏联共产党失去了在社会与国家之间进行沟通的中介作用，苏联共产党逐渐国家政权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是长期官僚化，脱离群众。该党主席绍莉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与社会沟通不够，使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距离拉大。执政党无视政党的这种定位，就等于无视政党活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执政党首先是一个具有一般政党功能和作用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建设重点以及党的执政方式，都应围绕加强党的政治沟通机制、党务公开制度、民众听证制度、政策征求与论证制度的建设等来展开。

（2）执政党应该是权力有限并受制约的政党

执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就具有了国家政权的某些特点与属性。国家政权最基本的一个属性和特点是“一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在于它的强制性和暴力性，它固有的扩张性，常常会越过权力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就意识到国家的这种性质，深刻指出国家“是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奥地利政治思想家波谱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西方政治文化中对权力的异化性，有着深深的戒备心理，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扩张性与人的特性也密切相连。为什么人总会被权力所侵蚀呢？人有生物“趋利避害”的本性，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性本恶”就有可能转化为现实。孟德斯鸠就认为，人作为有感觉的动物，由千百种情欲所支配。大卫·休谟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人人都是无赖，所以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时，应该把每个政治家都视为无赖，对权力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不能把权力的正确运用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和道德高尚。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即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就有可能被权力异化。因此，执政党应该是权力有限并受制约的。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首先，从权力的限度来说，西方执政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们只掌握国家政权的部分权力，属于部分执政。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中，如英、日、德等国家，政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多数党，就成为执政党，控制了立法权，进而才能掌理行政权。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中，实行三权分立，典型的是美国，赢得总统选举胜利的政党，就成为执政党，只控制行政权。执政党不能直接控制司法机关，尽管能通过其他间接方式影响司法机关，但总的来说它对司法机关的控制力是很弱的。

其次，从西方执政党的权力制约来看，一是西方执政党是在宪政的框架内运作国家政权，执政党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制。像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宪法中，都有对于政党行为的规定；德国还制定了专门的政党法。二是权力体制的约束。执政党操作国家政权，但反过来，国家政权也对执政党发生反作用，约束其行为。最明显的一点是，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司法机关不仅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外，而且也独立于政党，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党活动的制约。三是反对党的制约。英国的反对党中最大的政党有组建“影子内阁”的惯例，向执政党不断施加政治压力，进行监督。四是大众传媒的监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大众传媒被喻为“第四权力”，监督范围极广。当然，对于西方国家的一些具体政治架构与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我们不能套用，但是权力制约与监督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则可以采用。

从反面看，执政党的权力应是有限并受制约的。苏联共产党权力极其广泛，权力过分集中，最终演变成个人专制，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遵从变为对权力的依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独霸政权，缺乏监督，权力与财富在制度党中间流转生根。革命制度党的领袖又是国家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党和国家的事务由他一人说了算。革命制度党经常出现党内权力斗争现象，比如1994年3月和9月，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与党的总书记马谢先后因派系斗争被暗杀。执政党的权力不受制约，自然地使政党国家政权化并日益脱离社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其结局必然是失去民心与政权。执政党的建设以及党的执政方式应该结合权力制约制度建设进行，具体应该围绕党内外监督制度、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建设等，重点理清执政党内部决策、监督、执行三个部门的政治架构和权力授受关系，即关于党代会、党委会、常委会的关系和党代会、党委、纪委的关系的制度建设。

（3）执政党应该是整合导向型的、开放型的政党

有学者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政党的意思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政党的原意是“部分”和“分歧”的意思。因而，执政党也就蕴含着“部分”和“分歧”，但是国家政权给了执政党以新的意义。恩格斯说：“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些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5]霍布斯认为在没有国家之前，社会是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因此就需要国家来维持秩序。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认为在原始状态下，人无法生存，然后就必须让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组成国家。他们表达了国家是代表公意的，以维持人类生存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看，国家是代表全社会的，强调整体性、一致性，是以一种“虚幻共同体”形式出现的。所以，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就不能再以一般政党的标准要求自己。执政党就成为矛盾复合体，要从国家政权代表的公共性去考虑各种问题，制定政策。执政党就不仅仅代表“部分”的利益，强调分歧，而是要使“部分”能恰当地体现社会全体的利益，调和分歧。因此，执政党政治生存的关键是要善于处理好自身的矛盾性，具备执政意识，善于从整体的角度整合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使社会中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特点的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执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的矛盾统一体，要应对部分与全体、分歧与共识的矛盾，即做一个整合导向型的政党。

整合导向型的执政党也是开放型的政党。从系统论的视角看，系统生存、进化的关键是要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信息的交流，保持系统的开放性。在现代社会，执政党系统是政治系统的核心，它必须与其他系统进行能量信息的交流，否则就会出现系统危机。具体可以从与执政党联系最紧密的两个方面——组织体系的开放性与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来分析执政党系统的开放性。在当今社会发展的态势下，对于非执政党而言，其组织体系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其意识形态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保守的。但执政党不能走极端，它要适应社会转型，适应社会阶级结构变动，调整自身的功能与组织结构，这样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

为了保持执政党组织体系的开放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应当是温和性的、包容性的，否则会出现政党系统的分裂、社会冲突的增长。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就是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价值等吸收进执政党意识形态体系内。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变革，即“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则显示了这样的特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环顾当今世界，其主要特点是变革”，“如果世界改变了，而我们没有变革，那么我们对世界没有意义。我们的原则不再是原则而是僵化为教条。不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我们的政党是生机勃勃的政党，而非历史纪念碑”，“我们需要的既非旧式左派，也非右派政治，而是全新的中左派的政治议程——开辟新天地的政治”。^[6]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渐变，使其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和众多团体的响应，包括意大利前总理罗慕诺·普罗蒂、瑞典前首相佩尔森、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胡铁雷斯、法国前总理诺斯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都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支持者。意识形态的建设性、包容性对执政党是极端重要的，否认社会的多元性、思想的多元性，意识形态将僵化为教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批判性的，以破为主，而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革命时期的一些经验与理论，所以执政党的角色缺乏，阶级斗争色彩很浓，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向执政党的转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最好的体现。由此相联系，笔者认为意识形态体系应该是有层性的，是同心圆结构，有原则性的内容，也有灵活性的政策。对于政党的意识形态，至少应当以三级标准来加以分析：最高一级是最终的价值观念和长期目标的问题；其次是战略问题和中期目标问题；最后是策略问题。很显然，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建设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空间。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与党的执政方式要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不应该过多强调外部经验的独特性，以国情为理由，拒绝西方的一些积极政治文明成果。

（4）执政党是民主政治的表征

在神权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以后，并没有立刻出现政党。只是随着政治形式的逐渐完善、民主观念的日益深入，才产生了政党。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政党，都是代议制民主下的主角。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形象，更是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的反映。因而，执政党自身应该是国家民主的先行者。一些执政党的倒台就是与党的凝聚力不够、党内民主缺失有关。苏联共产党党内的同志关系被等级关系替代，苏联解体时绝大多数苏联共产党党员无动于衷。由于党组织要容纳各阶层的先进分子，这样社会不同部分的利益需求必然能反映到党内，因此党内民主就必须成为执政党自身运作的基本原则。一般来说，党内民主是指一个党的全体成员在有关本党的一切问题上有最终决策的权利。党内民主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克服“寡头政治铁律”的有效方式。“寡头政治铁律”是德国社会学者米歇尔斯提出的。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哪怕是信奉民主意识形态的政党，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强烈的寡头政治倾向。他论证道：组织是构成“寡头政治”的基本要素，有组织就必然有领袖，而领袖在长期参加政治过程的实践中逐渐具备了平常人所不具备的专业技能。这些专业技能客观上和主观上造成了领袖在组织中长期、稳定任职的要求，再加上群众固有的缺陷（如迷信、感恩、自私、对政治冷淡等），寡头政治不可避免。因此，米歇尔斯断定，“寡头政治铁律”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而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助长了被选举者对选民的支配，助长了发号施令对听命者的支配，助长了代表对代表选举者的支配。谁说组织，谁就是在说寡头政治”^[7]。米歇尔斯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绝对化了，但是政党有可能产生寡头政治则是正确的。然而政党仍然大量出现，说明“寡头政治”倾向是能被克服的，党内民主是一种有效方式。像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在大多数国家执政，其本身的民主形象得到了社会的认同，这都和它们党内民主的完善有很大关系。社会民主党历来把民主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吸引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兴趣，提高民众的参与度。英国工党把重点放在党员的直接参与上，改变了党的领袖一直由议会党团选举的方式，组成领袖选举团，其中工会代表占40%、议会党团占30%、选区组织占30%。德国社民党允许各级党组织成立各种论坛，允许这些论坛向同级党组织提交提案、派送代表等，强调保留党内公决形式，以使每个党员都有机会参与党内重大问题决策等。党内民主最发达的当数绿党。绿党把“基础民主”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即绿党的一切领导机构都是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决策权属于党的基层组织，采取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制的措施，使各级党组织成为独立行动的实体。因此，对于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不仅可以使执政党避免被权力异化，防止寡头政治倾向，也能成为执政党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民主政治的表征。执政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也会向心式地发展，提高了执政能力，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执行决策效率高，并使权力运行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权力运行受到制约与监督。不言而喻，发达的党内民主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执政党建设与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相结合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并被落实在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建设上，可以充分提高党员对于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和竞争度，加强党内民主的程序性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