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神话与祛魅：社会心理学视角

　　 摘要：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长期的民粹主义教育，封闭社会的片面信息灌输，民众普遍的人文素养缺乏，扭曲的社会印象形成机制，都导致国内民粹主义思想的泛滥。尽管近一段时期民粹主义思潮受到一定打击，但只要社会环境，教育模式与封闭社会不改变，民粹主义就有存在的深厚土壤，中国改革就有倒退的危险。只有重建开放社会，进一步推进民主法治，打破利益集团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完善公民教育，提高整体民族素质，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消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防止中国现代化的逆转。

　　 关键词：民粹主义 神话 祛魅 社会心理学 开放社会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普通大众与政府官僚、伪精英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发酵，从李刚门，温州动车事件到诸二代之间的话语冲突，从杨佳袭警案、南平血案到温州钱云会案件，再到吊丝的风行，乌有之乡的崛起，重庆红歌的风靡都能让人感受到民粹主义的泛滥。尽管由于政府强大的维稳压力、重庆模式的终结以及乌有之乡的关闭，使这种极左思潮的发展受到暂时抑制，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区，民营经济的日趋困顿，社会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阶层的日趋固化使民粹主义依然拥有深厚的土壤，如果不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缓解社会危机，民粹主义的泛滥将有可能导致中国再次陷入文革式的社会动乱，使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严重挫折。因此，如何根除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使中国顺利地实现民主化转型，就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一、民粹主义关于民主与平等的神话

　　 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对应的一种政治思潮，尽管对于民粹主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但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应该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应该说，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有效妥协是西方民主政治得以保持正常运转的基础，然而，由于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在价值观，历史观上的彼此对立，二者之间的冲突更为常见。在精英主义得势的地方，精英的专制会导致少数人的统治，大多数人被奴役；在民粹主义得势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持续的社会动荡，或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的各种独裁政权，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极端的民粹主义还是极端的精英主义，最终的结果都导致独裁或专制，二者殊途同归，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二者相比较而言，真正的精英政府一般会尊重法制，精英群体的相对高素质有利于社会妥协，实现社会的最低成本变革，因此，我们看到智利的皮诺切特推动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变革，奠定了智利民主宪政的基础，南非的白人政府最终与非国大握手言和，交出垄断权力，泰国军方，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韩国的卢泰愚都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了妥协，加速了社会进步。但民粹主义政府一般最后都会被野心家所摄取，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排斥真正的社会精英，并以大众利益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把个人权力临驾于法律之上，这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非常明显，独裁者依靠民粹主义革命上台，依靠武力镇压异己，依靠谎言欺骗民众，漠视法制与人权，对人民的权力诉求绝不妥协，直到被最终推翻。如果没有国际民主力量的干预，民粹主义革命很难带来社会进步，更可能导致城头变幻大王旗，产生新的独裁者，中亚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结果基本如此。因此，相对于民粹主义的激进革命而言，精英主义主导的渐进改革更为可取。

　　 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普通大众才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精英是寄生虫，普通大众是正义与道德的化身，因此，群众应该成为权力的主体。要实现人民主权，民粹主义者提出直接民主制，他们认为由于群众在任何时代都是人口的多数，直接民主可以保证群众掌握最终权力，防止代议制民主造成少数精英的控制。从理论上来看，民粹主义的民主是最彻底的民主，然而，这种民主并不能实现，首先，由于民意是权力的基础，而民意却经常改变，因此，变动的民意经常与稳定的法律秩序发生冲突，由于民意是权力的来源，法律也是民意的体现，因此从创设权角度看，民意高于法律，导致法律经常被践踏。如果民意是群众的社会共识，并且群众是统一的，理性的，民意超越法律的后果并不太严重，然而，群众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它由各种职业群体，收入群体，地位群体组成，这个群体内部利益分歧远大于共识，并且，按照庞勒在《乌合之众》中的看法：群众是短视、冲动、易变、盲目的，容易受外界暗示、利用，个人在群体中容易从众，并被群体极化。因此，认为群众有统一的共识是不正确的，它往往是强势群体或野心家的观点，绝大部分群众是盲目从众者，至于认为群体存在理性就更为荒谬，因为群体存在极端化，旁观者效应，群体抑制等效应。在缺乏群体共识与群体理性的情况下，让民意超越于法律将导致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其次，由于群众的分裂导致利益分歧，在缺乏其他权威制约的情况下，社会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忍受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必然会导致独裁统治，因为即使独裁统治也比无政府状态好，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称帝告终，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以军人独裁政府收场的原因。但以欺骗和暴力为基础的独裁政府显然缺乏合法性，他随时可能丧失民意的支持，被另一个民意集团所推翻，这样，民粹主义政府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与独裁的循环之中。

　　 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个核心诉求是平等，与精英主义强调机会均等，辅之以福利制度调节不同，民粹主义主张结果平等。在极端民粹主义分子看来，市场经济，私有制，国际贸易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导致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使这种机会的不平等转化为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国际贸易则成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因此，在极端民粹主义分子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进口替代是摆脱不平等分配的必然选择。尽管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体制的崩溃，东欧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已经被很多民粹主义者抛弃，但替代的是超前的福利制度与高额的累进所得税诉求。在国际关系上，极端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变种；在经济交流上，民粹主义者主张贸易保护，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在国内，毛派、老左、新左派是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随着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传播，民粹主义的平等观已经被年轻一代所抛弃，私有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福利体制、人权、法制已经被普遍接受，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激进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

　　 从根源上来看，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陷入绝对主义的泥潭，必然会导致专制，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无论是占多数的群众还是占少数的精英，他们都是有限理性，没有哪一个有资格要求另一部分人完全服从自己，少数人的专制或多数人的专制都是错误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在满足多数利益的基础上保障少数的权力。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宪政才是化解中国社会危机的治本之策，但民主化之路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危机的继续恶化，民粹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研究如何避免民粹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当前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当前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大爆发，它波及各个阶层，给整个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邓小平同志才说中国改革既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民粹主义裹胁下的极左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过多次严重危害。然而，时间才仅仅过去30年，文革一代受害人依然健在，民粹主义的沉渣泛起却已经使国家重新面临文革的危险，重庆模式的崛起与整肃，乌有之乡的喧嚣与关闭就是其明证。尽管重庆模式与乌有之乡已经偃旗息鼓，但隐藏在重庆模式背后的民粹主义土壤却依然存在，并随着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而更加肥沃，不清理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文革式极左路线的重现。从当前中国看，促使民粹主义思想不断发酵的主要社会原因有以下几条：

　　 1、精英群体的逐渐堕落，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加深，阶层的日趋固化、特权的强化导致普通大众日益激进化，与精英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中国改革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由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极端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群体不断腐化，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精英群体寻租的普遍化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加剧，权力的世袭，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发展机会的均等，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在威权体制之下，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保障的缺失，公民自由的匮乏，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机会的垄断与世袭，阶层的固化都导致普通大众相对剥夺感的加深，对精英群体的不满。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维稳治理模式对公民正当权力诉求的压制，使普通大众的不满无处发泄，导致普通大众情绪的激进化。

　　 2、片面价值观的持续灌输，信息的封锁与过滤，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导致国民普遍缺乏反省意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民粹主义的危害缺乏应有的认识，片面地强调人民革命的积极意义，忽视民粹主义造成的社会危害及其局限性，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评价过高，导致国民对于民粹主义运动产生错误认识。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进行有意的信息封锁与过滤，甚至对于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定的美化，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漫主义宣传，造成信息误导，使人们对于民粹主义造成的危害认识严重不足。信息的封锁与过滤，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都导致国民缺乏反省意识，造成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扭曲，当前网络暴力的泛滥实际上就是文革遗风，它的特点是不讲道理，信奉暴力，人多就是真理，不讲规则，崇拜权威。

　　 3、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封闭社会造成国民思维的片面，导致普遍的极端思维模式。西方民主法制社会的有效运转除与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有关之外，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教育，开放的社会，高素质的国民也是主要原因。只有开放的社会，多元的价值观，我们才能避免绝对主义，激进主义的束缚，也只有高素质的国民，才能拥有开放的思维。中国社会长期受极左思维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极左思维尽管淡化，但并没有被清算，加上威权体制自身的需要，导致极左思维不时爆发，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文化民族主义都是其表现。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思维的长期熏染下，很多国民成为绝对主义的牺牲品，缺乏开放的思想和视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再加上国民普遍受教育年限、教育质量的严重不足，对绝对主义思维的控制就更加难以突破，导致很大部分国民的思维只能停留在民粹主义的青春期而难以继续发育成熟。

　　 4、长期的人治传统，专制历史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温床。法制是人权的基本保障，而民主是避免暴力的有效手段，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更缺乏民主精神，长期处于人治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也缺乏公民社会的权力制衡，导致中国社会权力分布的极端化，暴君与暴民轮回，成王败寇，在无政府状态与专制状态之间不断轮回。尽管中国已经推翻了封建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法制依然不健全，民主体制依然有待完善，人治传统依然浓烈，政府权力依然不受制约，因此，产生暴政与暴民的社会环境依然存在。

　　 三、当前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泛滥的心理学基础

　　 社会根源是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前提，但如果没有各种媒体、互联网的放大，各种心理机制的催化，民粹主义的泛滥恐怕也难以实现。相对而言，开放式网络对于民粹主义的传播处于中性，封闭的心灵才是民粹主义不断扩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民粹主义的泛滥，我们可以通过下心理机制进行解释：

　　 1、首因效应、从众与群体极化。首因效应指对于各种事物的第一个印象，对所有人来说，首因效应在社会印象的形成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并对今后的印象形成路径依赖。中国长期的极左或偏左的意识形态教育，片面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对革命人物片面地拔高，使普通中国人很小就接受左的教育，形成首因效应，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除学校的教育之外，网络左派网站的大量出现，极端主义言词的流行，暴力语言的泛滥，也形成一种场域，在这个场域范围内活动的人会形成从众效应，并引起群体极化，出现去个性化倾向。由于人的归属性需求，在民粹主义场域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场域内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最后被动或主动地成为民粹主义者。并且，在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对垒中，自由主义者要么放弃争论阵地，要么与民粹主义者一样采取暴力语言，以意识形态、漫骂代替理性分析，最后自己也成为极端主义者，在双方的争论中，民粹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比较难，因为这需要思维的开放，智识的提升；而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极端主义者很容易，它只要放弃理性思维，放弃自己的原则。结果是，双方对垒后，自由主义者会越来越少，而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多。

　　 2、思维封闭导致价值观的固定化、锁定和僵化。很多时候，我们发现80多岁的茅于拭老先生却有着年轻、开放的思维，能够接受新的观念，新思想，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由于长期的斗争教育，长期的高、大、全，伟、光、正宣传，对西方民主法制的妖魔化，对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歪曲，使他们接受的教育成为一种绝对主义的教育，并且，很多人终身只接受这么一种教育，导致他们价值观的扭曲与僵化。而中国僵化，灌输式的应试教育也磨灭了大部分中国人思想探索的兴趣，缺乏自我反省和怀疑精神，造成中国人对于书本的腻烦情绪，缺乏终身学习的能力与兴趣，导致思想一直停留在首因效应中。并且，就心理学角度看，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成年以后就很难改变，也很难接受新思维，因此，老年人普遍比较保守。只有那些具备置疑精神和保持开放心灵的人才能与时俱进，打破思维的锁定，接受新思想。

　　 3、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一旦人们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并在绝对主义价值观体系下长大，就会对与本人价值观有冲突的其他认知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以减轻自己的认知失调，保持认知的一致性。一旦有人接受民粹主义价值观，他就可能对文革造成的各种社会危害视而不见，只选择性地接受对文革有利的辩护，如文革有效地发挥了群众的民主权力，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打击等。甚至，为缓解真实历史与自己价值观的冲突造成的失调，一些人还对历史进行歪曲，比如对于文革的个人独裁，民粹主义者认为是凝聚力强，领导有力，对知青下乡的悲剧，他们浪漫主义地解释为激情燃烧。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导致他们价值观的僵化，并且在很多时候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成为加害者的辩护人，这在一些文革受害者为文革辩护中可见。此外，为维护个人自豪感，民族自豪感，我们的历史记忆，个人记忆也倾向于选择性记忆，只记忆那些正面的，光辉的事件，而对那些负面，有损自尊的记忆进行有意无意地遗忘，从而影响到对历史的正确评价，也缺乏对错误的深刻反思，使我们经常重复同样的历史错误。

　　 4、印象的主观性与印象的累加模式。对于印象的形成，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有两种信息加工模式，一种是累加信息加工模式，它把多次形成的印象进行累加，其结果一般是印象的极端化，另外一种是平均印象形成模式，它会把多次印象进行平均，其结果一般是中庸化。社会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得出平均模式是一般人印象形成的普遍模式，但对于核心领域价值观的判断，则可能需要引用加权累加信息加工模式，并且判断标准比较主观。例如对于列宁的判断，左派分子对列宁极端崇拜，甚至神化，因此他们对于列宁的优点赋予极高权重，而赋予其缺点低权重，并且，即使对普通人来说属于缺点的评价，也由于他们主观的爱屋及乌而成为优点，比如列宁私生活比较混乱，他们解释为列宁富有激情，热爱生活，精力旺盛，这恰恰是他能够超越众人的原因。这样，通过价值观的主观性解释，以及加权累加模式的信息加工，民粹主义者化解了认知失调，继续坚持了他们错误的价值观并不断强化。

　　 四、对国内民粹主义神话的祛魅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早已随着人民公社、文革乌托邦的破产而宣告失败，因为民粹主义既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力，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只能导致普遍的贫穷和专制，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解决社会危机。因此，要避免中国现代化的逆转，我们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民粹主义的威胁，使中国的民主化转型顺利实现。

　　 首先，要消除民粹主义的威胁，我们就必须根除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重建开放社会，促进发展机会的均等，实现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和世袭，导致社会机会的闭锁，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因此，要消除民粹主义存在的土壤，我们就必须打破机会的闭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要实现这个目标，从宏观角度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我们才能打破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实现权力的分享与制衡，制约寻租，在此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机构，提高政府效率。只有进一步推动市场化，逆转国进民退的逆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破国有企业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实现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大幅降低私营企业的税费负担，我们才能为普通大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尽快废除各种不合理的二元体制，纠正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建立统一、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机会均等的实现创造条件。从中观角度看，我们应该尽快制定合理的薪酬体制，对国有垄断企业、政府职员的薪酬进行管制与听证，使体制内外的收入、机会更加公平。我们也应该尽快发展公民社会，组建各种公民政治、经济团体，进一步夯实民主的根基，使公民权力的保障更为有力。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体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与关照。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法制，有效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与财产权，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根除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

　　 其次，我们还必须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鉴于首因效应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国民普遍缺乏学习兴趣，初始教育阶段正确价值观的传播就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摈弃假、大、空，绝对主义，极左主义、专制主义色彩浓重的传统教育，与世界接轨，用理性、多元、开放、人道的先进现代思想教育公民，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培养理性、全面、辨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改变国民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引导他们积极反省历史，避免重犯文革覆辙。只有进行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教育，我们才能对国民进行合理的初始教育，形成正确的首因效应。当然，由于背景，亚文化、接触到的思想不同，导致不同人的首因效应不同，特别是在落后地区，贫困阶层后代更容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形成错误的首因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形成正确的近因效应。要达到这个目标，言论、出版自由非常必要，只有在理性的交流与辩论中，真理的光辉才能够显现，谬误的荒诞才能够被人们了解，价值观的优胜劣汰才能够实现，误入歧途的被蒙蔽者才能清醒。只有尽快摈弃片面的、绝对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教育，进行开放、多元、理性的价值观教育，并允许言论、出版的自由，我们才能够从根源上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

　　 再次，大力提高公民教育水平。郭宇宽老师说民粹主义是人民的青春期，应该说符合人的认知发展规律，年轻人由于接触的信息少，比较激进、片面，看问题容易极端化，很容易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因此，要减少民粹主义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让公民特别是年轻人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去极端化，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理性思维与辨证思维能力，获得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从而摆脱民粹主义的极端思想的影响。当然，教育的量也需要质的配合，没有质的变化，公民受片面，极端的教育越多，其思想可能就越封闭，因此，在提高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同时，我们更要花大力气改善教育的质量，用正确的价值观武装民众、启蒙民众。只有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用现代思想武装年轻人，并不断提高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我们才能让更多年轻人走出青春期，更加理性、全面地分析问题，摆脱民粹主义的诱惑。

　　 最后，对底层民众的不满进行疏导，严厉打击极端主义言行。尽管民主宪政是解决中国民粹主义威胁的根本手段，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防止社会矛盾的过度激化，陷入无政府状态，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为社会减压。要为社会减压，我们迫切需要做三件事情：让信访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把司法机构独立出来，进一步完善针对贫困阶层的社会救济制度。信访制度由于错误的维稳思维而被扭曲，只有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矛盾调解功能，才能为社会减压，获得真正的稳定。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手段，必须摆脱行政权力的干扰，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维护社会正义。而社会救济既是人道主义的需要，也是防止贫困阶层激进化的有效手段。在有效疏导社会矛盾基础上，我们还必须严厉打击各种极端主义言论，削弱民粹主义的影响。鉴于群体极化效应的存在，政府应该对于极端民粹主义言论与网站，书刊，组织进行关闭与取缔，防止他们危害社会。这种压制并没有违反言论、出版自由，因为自由也有底线，他必须保证不宣扬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色情，对于违反底线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国际社会都采取压制态度，这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只有标本兼治，重建开放社会，完善民主体制，我们才能彻底根除民粹主义的威胁，建立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