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到“返魅”

牛庆燕

摘　要：全球性的环境灾难对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如果说，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之“附魅”，是朴素直观的神性“敬畏”，工业文明时期自然之“祛魅”，是机械论视野下的遮蔽和断裂，那么，生态文明时代应当积极寻求自然之“返魅”，这是人类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重建，是人类为了拯救自然之“沉沦”的命运所进行的生态思考，也是后现代视野下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关键词：生态觉悟；自然观；附魅；祛魅；返魅

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与生态失衡正日益成为整体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环境问题一度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全球性生态困境乃至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同时是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机。系统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嬗变，历经远古文明时期朴素和谐的天人一体、近代工业文明冲突对抗的天人相分，应当寻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在自然认知思维模式影响下，“魅”之视野下的自然观在历经“附魅”、“祛魅”的演变流转之后，应当积极寻求生态文明时代自然之“返魅”，这不仅是人类对自身主体命运和未来持续生存的生态把握，同时也是后现代视野下的“伦理启蒙”和崭新的“生态觉悟”。

一、“附魅”——朴素直观的神性“敬畏”

（一）神性“附魅”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古朴和谐，囿于人类认识水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限制以及自然力量的强大，“自然”在早期先民眼中具有难以捉摸的神秘性、神圣性，不可认识、理解和战胜，但由于人类的生存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便同时又令人心向神往和无限沉醉，由此产生了“魅”的自然意蕴。“魅”在古书中被记载具有魑魅、怪兽、古怪之意，引申又有迷惑、令人迷乱之意。自然之“魅”的产生源自人与自然的一体相依、和谐共生的内部关联以及人类发自生命本真层面对自然深深的敬畏之情。这是早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志性特点，即自然之“附魅”。

首先，自然之“附魅”是原始朴素的“敬畏”情感。早在原始采集狩猎时期与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在深层次上的内在统一性，他们更多地认为自然界是丰富多彩的物质资源宝库，人们凭借简单的生产生活工具可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所需的一切，自然界一方面是人们深深依赖和迷恋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相对于人类的纯粹有用性。由于人类应对自然灾害和生态困境的能力有限，不可预见性的天灾人祸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因此，自然界在人们的内心被看作某种异己物质和神秘莫测的力量，让人无限的恐惧、敬畏从而顶礼膜拜，这是人类初年对自然的一种原始朴素的“敬畏”情感。

其次，自然之“附魅”是原初朦胧的“和谐”理念。原始的图腾崇拜、自然宗教、古神话传说以及原始的绘画故事作为人类最初的生态思想的无意识萌发，以一种“敬畏”信念的原初形态和“禁忌”的信仰理念贯通渗透人们的意识深层，通过社会调节的方式引导早期先民逐渐走出最初的“生态困境”，人与自然保持着原始混沌的和谐。这是远古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朴素的人文情结和认知理念，是古朴有机的“自然情怀”。

最后，自然之“附魅”是原始的“丰富”和“全面”。远古先民崇尚简朴，能够在自然的承受阈值和自身的能力限度内追求“原始的丰富性”和生活自身纯净的快乐。“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造就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1]在此阶段，人类的本质并未得到充分展现，这样一种原始的“全面”，并没有使人类所具有的潜能得到彻底的发挥。“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由于生产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局限，原始先民的自然想象停留在猜测的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初年的“自然关照”。

（二）朴素直观的自然情怀

自然之“附魅”充满了玄奥的神秘性，拟人化的神性对自然以及人类的干预具有无限性和不可预见性，神意的壮举使得人类在世界面前无可奈何，自然世界被无限神化和人格化。“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3]即整个自然世界是具有神性、灵性并能够发育生长的“活”的有机体和生命体，其包孕万有、化生万物，这是人类意识与自我意识萌芽与发展的主体展现。

因此，朴素直观的思维模式被打上天才的幻想和神秘的猜测的烙印，体现为从古希腊开始的寻求世界万物的共同本原和始基的思维历程，这是一种力图从终极意义上解释世界的西方哲学的古老传统，也是对自然“附魅”的西方哲学的思维路向。古希腊时期的泰勒斯本人及其开创的米利都学派致力于从实体和感性具体来探寻自然世界的本原，泰勒斯认为世界的始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定形，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赫拉克里特则认为是火，“始基”的考察认为自然世界的产生源于某一单一的实体和自然物质，这种“一体性”孕生了后来的整体有机的自然观念，天人同构、万物一体。“人来自始基，人与始基、自然同构，根据人的境遇和状况，完全可以断定始基、自然的状况。”[4]古希腊哲学家对自然始基及其演化运作的动力机制的探寻，揭示了作为宇宙本原的始基及其演化秩序的绝对永恒和至高无上，此种哲学构思意味着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和谐的整体有机关系，人与自然万物来自于共同的始基之母，自然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生命能动机体，人应当自觉地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从而为自然之“魅”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因此，自然之“附魅”状态充斥整个远古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附魅”认识具有整体性、有机性与神秘性的总体特征，自然被作为活的生命存在，是充满神性和灵性的奥秘之源，人类理应对自然心存无限的敬畏和崇拜，从而对自然表现亲和与友善。这是科学理性思维尚未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产物，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人类对自然的无奈的“依附”，是带有原始宗教信仰特征的朴素直观和非理性思维的表现形式。

二、“祛魅”——遮蔽与断裂

如果说自然之“附魅”是远古文明时期人类的意识与自我意识尚未分化、理性思维能力尚未觉醒的产物，那么，自然之“祛魅”则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高度膨胀的结果。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与改造能力得到空前提高，然而，自然在人类面前的“神秘面纱”却逐渐隐退，人类运用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向自然开战，支配自然、控制自然并妄图征服自然，原本具有生命和灵性的自然世界在人类面前成为孤立的原子世界和僵化的机器碎片，自然在人类面前永远失去了神性和魔力，不再是活的生命有机整体，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荡然无存，这便自然之“祛魅”。

（一）遮蔽下的“祛魅”

“祛魅”的概念由马克斯·韦伯首次提出，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自然的“祛魅”。“文艺复兴以来日益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促进了机械技术的发展，并激发学者们借鉴机械技术的成功，用机械论的思想理解大自然的运行。”[5]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实验分析科学的进行，机械式思维的自然观念逐渐形成，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得到过度张扬，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人性的解放和人欲的释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反对神学压抑和束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主体能动意识发展到极致演变为人本主义的哲学价值观，自然成为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实体存在和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存在，人类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破解自然奥秘时开始变本加厉地攫取和征服自然，从而凸显人类主体性力量的强大。作为数理科学发展顶峰的牛顿经典力学，为自然之“祛魅”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并日益成为影响整个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固定思维模式，它曾启发了一大批18世纪英法哲学家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抽象的自然概念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把对自然的“祛魅”贯彻到底，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存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以及黑格尔的“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都表明了人类理性意识能动性的强大。

由此，在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推动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催生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萌发。自然之“魅”彻底解构，自然世界由原来充满神性和灵性的自然生命体演变为用实验方法进行分割、用数理逻辑进行计算以及用机械的技术流程加以操纵和控制的机器。如此，在人类疯狂追求自身利益的工业实践中，原本生生不息的自然成为僵死可控的机器，原本生机盎然的自然成为人类随意获取物质资料的宝库，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性联系彻底失去，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外在化、物质化和世俗化，自然内在的神秘性和“魅”的神圣性消失殆尽，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崇拜之情被统治、占有和征服所替代，自然“祛魅”了。

（二）断裂：不确定性的风险

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得人类与自然生命世界从上帝或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逐渐颠覆了泛神论和原初直观混沌的有机论自然观，并对主体人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呈现带来一定冲击，主要表现为：

首先，出现主体自身内部精神人格的断裂。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除却自身作为肉体的生命存在，主体人类还是具有精神价值的意义存在，然而，对自然的“祛魅”过程却使得人类自身成为遵循霍尔巴赫物质运转规律的僵死的机械的哲学家，人类能够利用机械力学的知识完成对自然的操纵和掌控，然而，机器结构与部件功能的运作却决定着人类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运行，在物质功利主义的欲望激发下，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化身为听从欲望牵引的纯粹的物质载体，进一步成为康德、黑格尔所谓的“自然的立法者”。由此，人类的生命存在出现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裂，出现主体人类内部的精神生态的断裂以及人的“类”的本真存在属性的丧失。

其次，出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断裂。主客二分使得人与自然机械二分，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条件下出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主体是高级的，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则是低级的，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6]在实验科学和数理逻辑的机械操纵下，自然成为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的机器零件，失去了自组织、自协调和自完善的价值属性，没有自身的情感、灵性、目的与内在价值，自然组织系统的复杂性和历史性被还原为机械的线条，并从人类的道德关怀视野中抽离出去，自然“只是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操作、处理、统治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7]

然而，无论何时，人类永远不能够祛除自然之“魅”，自然在被“祛魅”的同时也在被遮蔽。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自然世界永远存在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和人类永远无法驾驭的力量，在复杂的宇宙系统中，人类至少理应谨慎地对“尚未知”的自然世界保持一份谦卑之心，最大限度地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维系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自然面前，人类应当永远保持“敬畏”之情，并需要借助信仰思维对自然之“魅”进行体认，借助人类的情感思维和“人格化”思维表达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与伦理义务，这是建立在科学理性思维基础之上对自然的“返魅”。

三、“返魅”——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共生”与“和谐”

（一）解蔽后的“返魅”

自然之“返魅”源于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思想。格里芬等后现代主义者从批判现代机械论自然观开始，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以笛卡尔—牛顿机械力学为表征的机械论自然科学，虽然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成就并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然而机械论自然观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以孤立、静止和原子论的观点看待自然，在机械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下过度崇仰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力量，祛除了自然本身的神性、灵性与生命活力，否定了人与自然的系统有机联系，否定了人的精神价值的意义和伦理道德的人文内涵，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格里芬明确提出自然之“返魅”，认为宇宙自然中存在价值、经验、目的、理性、创造性与神性，“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8]受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启发，格里芬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生命自然界看作生生不息并化育万物的生命机体，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主体的创造性从属于自然生命机体的创生性，并融入自然创造过程的始终，在未来生态自然界，一切生命物质由于对生命自然系统所具有的价值的存在，理应成为人们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于自然存在的多样性、复杂性与自组织性的存在，人类应当对其心存敬畏。这种敬畏之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无度索取与急功近利，它要求人类把当下的生态行动与过去和未来的人类的生存相联系，从而完成对自然的“返魅”。

后现代主义思想紧紧植根于20世纪以来的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系统科学的成就，建构了有机、系统和整体的生态自然观，为自然之“返魅”准备了理论前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诞生为重新定位自然生命机体提供了一种生态的理念：相对论在重新理解自然世界物质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生命机体的联系性和统一性，量子力学从微观粒子的力学视角驳斥了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微观的生物粒子相互作用的力学原理揭示了认识客体与具体的微观环境的相关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存在，并非线性还原的机械论如此简单；而现代生物系统科学和自组织理论则在此基础上确证了人与自然的系统整体性、多元共赢性以及动态和谐的关系，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20世纪以来，生物科学、价值科学、相对论、量子物理学与系统论科学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之“返魅”提供了方法论与生物价值论的基础，一种整体、系统和有机的自然观逐渐建立起来。

格里芬等人提出的“返魅”自然观，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强调自然的系统整体与有机联系，在一种自然神性和目的性的牵引下复归自然之“魅”，是对工业文明时代机械、还原的自然观的扬弃和超越，是具有后现代特点的整体性革命。

（二）共生和谐的生态图谱

自然之“返魅”的理念是建立在现代生态科学的基础之上，通过反思和批判“祛魅”自然观而达成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其中蕴涵了对自然生命系统的深刻的忧虑和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的极大关注。所以，自然之“返魅”并非重返远古时期对自然顶礼膜拜的“附魅”，也非对自然“祛魅”的完全弃绝，而是人类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重建，是人类对自身主体命运和未来持续生存的生态把握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内在超越。

首先，从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实践模式来看，应当明确作为实践认识主体的人类的活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与普通的动植物和其他自然物与自然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本能的适应生存的物质性关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在主体能动意识的支配下能够自觉有意识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然而，人类这种特定的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必须以自然客观存在为依托，自然是万物之源，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与非生命物质的孕育之地，人类是自然之子，而非自然的“主宰”。

其次，从人类具体的生态实践行为来看，应当由掠夺、征服与占有自然的行动转变为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基础之上改造、保护并善待自然的实践行为。在生态困境日益严峻的当今时代，人类的实践行为应当在遵循自然进化规律的基础上，坚持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中并不忽视善待自然的意义，在持续推进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存在和蓬勃生机的基础上兼顾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的生态利益，在对自然价值特别是自然“内在价值”的体认的基础上，肯定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和“系统价值”，实现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当代价值与后代价值以及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使命，这不仅是绿色文明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时是人类生命的道德底色，理应成为整体人类的精神自律。这是生态文明时代超越于远古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精神价值诉求，是文明与野蛮的真正区分，是自然之“返魅”。

如果说自然之“附魅”是远古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论认知，自然之“祛魅”是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论剖析，那么，自然之“返魅”则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辩证一体的系统体认。自然之“返魅”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生命与自然、人性与神性的内在统一，祛除了人类中心意识，“低级个体如细胞和分子与具有意识经验的人类在种类上并非截然不同，只是量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9]；自然之“返魅”超越了简单还原性的机械力学与机械论自然观，在强调自然之系统、整体、有机和创生性的基础上引领人们树立生态整体意识，从而珍惜生命、爱护自然，因而是人类科学理性思维能力的推进和认识自然的生态知识的全面与完善，是共生和谐的生态图谱。

因此，“附魅—祛魅—返魅”的逻辑进程是人们在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文理念的觉醒对自然观进行的由解构到建构、由遮蔽到解蔽的生态历程，是人类为了拯救自然之“沉沦”的命运所进行的生态思考，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深层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3]刘大椿.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8.

[4]魏义霞.生存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43.

[5]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4.

[6]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7.

[8][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闵家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8.

[9][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