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对撞：触及明代“舆图世界”的两种力量

　　 明代对“天下”及“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的图绘，虽然依旧沿袭前朝旧法，但在图绘“世界图像”的过程中，明显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明代对域外地理空间的探索和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应是两种最为主要的触动力量。

　　 (一)明代对域外地理空间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古代对“华夏”周边族群及其地理空间的描述，早在《礼记•王制》关于“五方之民”的描述中，就已初步具备了民族志叙事的雏形。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在中国正史中正式开创对华夏周边民族作传的叙事传统。这个被后世奉为经典、历代相沿的叙事传统，为我们保留了有关中国边疆民族、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的资料与信息。但客观而言，在明以前的历史地理类文献中，除了法显的《三十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赵汝适的《诸蕃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周致中的《异域志》等不多的几部外，以中外交通或域外世界为主要记述对象的著作并不是太多。

　　 相较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地理文献，明以前有关域外地理志书的稀缺，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域外世界地理的关注与探索实践尚显得十分不足，即使是元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嗣们有征服世界的经验，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我为中心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传统的力量依然顽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到了明代，一个具有官方行为的重大历史事件——郑和下西洋，似乎为其认识域外世界开启了一个别样的窗口。

　　 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郑和奉旨下西洋，其目的和动机向来多有争论，但“宣德柔远”应是可讨论的一个历史使命。因为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治理天下的理念中，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大多数的王朝和君王都会强调“君临万邦”、“敷德四海”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在王朝建立之初或者新君即位之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诏告天下，宣谕其政治理念。永乐皇帝即位之时，其在给礼部的诏谕中就明确强调：“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故而要令“远夷知尊中国”。(15)郑和受命于皇帝的大规模航海，当担负着这方面的使命。关于郑和船队“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16)“宣布纶音往夷域”(17)的航海使命，在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研究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已多有论及。如费信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18)马欢说：“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19)这种以我为中心，对“天朝上国”恢宏气势的夸耀与自豪，所传达的无疑是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观”相关联的一种理念。

　　 郑和下西洋作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壮举，它留给后人太多的文化遗产，与此相关联的域外地理著作(20)和《郑和航海图》也提供了更多探讨的课题。结合本文的论旨，必须看到的是，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和人员，七次远航至东南亚、印度洋以及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在古代航海史上，无论是参与航行的人数、规模、航程均是无与伦比的，航行中所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除了正常的商贸活动外，搭建“海外诸夷”与明王朝之间的联系，宣谕大明王朝之威德，理应也是一项非常重要内容。所以，从中外交通史和明朝人对域外地理空间的认识来看，这种“通四夷”的锐意举动，无疑也应是明代世界意识的一种反映，尽管这种地理空间的扩充与延展，可能对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触动力量。

　　 郑和航海后，明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不断扩大，相应的有关域外地理的著作也不断涌现。这当中，明代南昌人罗曰褧编撰的《咸宾录》，作为明代一部中外交通的史籍，以北、东、西、南四个方向分别叙述了与明朝有交往的周边国家、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情况。题名“咸宾”，具体是指周边的朝贡来客，“录”字面上为“记录”，实为“志”，所以《咸宾录》实际上是关于明代朝贡之国的志书，它有别于之前的“四夷考”之类的著作。罗曰褧编撰此书的目的，四库馆臣认为，是“欲夸明代声教之远，故曰咸宾”。(21)此评说，仅点中题中之一义。其实，在为此书作序的刘一焜看来，罗曰褧的《咸宾录》，“稽统者观其常，防微者观其变，怀柔者观其仁，驾驭者观其智，宾贡者观其礼，文告者观其信，兵戎者观其武”。(22)此七“观”，道出了撰著者现实的政治关怀。因为罗曰褧生活的明代，国势衰弱，边患严重，民族关系紧张，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各国各族的关系，已是非常迫切的事情。又如1520年黄省曾根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针位》等书资料编撰而成的《西洋朝贡典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载了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刺加、浡泥、苏禄、彭亨、琉球等九国，中卷记载了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榜葛剌等七国，下卷记载了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路谟斯、阿丹、天方等七国，总共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是研究明代的中外关系和航海史的珍贵资料。1536年黄衷编撰的《海语》，也是研究16世纪东南亚史地和中国南洋交通关系史的文献。

　　 以郑和远航、“沟通四夷”为契机，明朝中后期大量有关域外地理著作的涌现，其本身就反映当时人们对域外世界的关注。这些著作对域外各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状况的记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海外地理知识，凸显了明人的世界性意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著作在记载域外地理的同时，还对中外交通史、中外贸易及中外文化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性。(23)

　　 明人较为宏阔的世界地理视野，在《明史•外国传》也有一定的反映。《明史•外国传》虽然成书于清初，但它记述的是明代的事情，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中后期及清初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在《明史•外国传》中，一共记载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在历史上曾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或属国，如安南、福余、泰宁、朝鲜、暹罗、旧港等；有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鞑靼、瓦剌、兀良哈等；有的是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或者是向明朝派遣传教士的海外国家，如吕宋、文莱、古麻剌朗、满剌加、榜葛剌、忽鲁谟斯、祖法儿、意大利亚等。虽然说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外国，但较之以前正史中的《外国传》、《四裔传》和中外交通史籍，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多元和新鲜的世界地理知识。  

　　  (二)西学东渐：从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到艾儒略的《职方外记》

　　 在明代的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对全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描绘和艾儒略《职方外记》对世界地理知识的系统阐释，无疑是一种对明朝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带来巨大冲击的力量。

职方外记

　　 公元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历尽艰辛来到广东肇庆，随后在肇庆建造了一座耶稣会教堂，并在教堂客厅的墙上展示了一幅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图上中国和东亚位居“远东”。后来，利玛窦在知府王泮的请求和支持下，以西文地图为基础，使用投影技术，扩大原图图幅，在图上标注汉字重新刻印，名为《山海舆地图》。这是一幅完全按照西方地理观念制作的地图，图中传递了地圆学说、地球球形形体、五大洲观念、五带划分、经纬线、投影法等新鲜的西方地理地图学知识，使中国人首次较为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地图学知识。《山海舆地图》刻印之后，利玛窦在中国大陆传教、生活期间，又数次受各地官员、好友的请托，先后在南昌、南京分别编绘了《舆地山海全图》和《山海舆地全图》，在北京编绘了《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和《东西两半球图》，加上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一共是六幅中文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绘制完成于1602年，以地球为圆球，运用西方椭圆形等积投影绘图法，采用三色将已知的世界编绘于一体。全图由六屏装裱而成，通幅纵179厘米，横414厘米，总面积为7.41平方米。图的主体部分为椭圆形的世界地图，较为清楚地绘出了亚、非、欧、美及南极洲的基本轮廓和一些山脉、河流、海洋等地理要素，同时以小插图的形式在图之边角附载了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赤道南地半球之图、日月食图等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图的海洋部分绘有各种帆船9艘，鲨、鲸、海狮等海洋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绘有犀牛、象、狮子等陆上动物8头。(24)图之“中国”部分，则是广泛地参考了《大明一统志》所附各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以及《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当时明代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基于“地圆说”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上面绘有赤道、两极、南北半球、五带以及五大洲的名称，传递的是西方全新的世界地理观念，它首先触动的是中国传统的固有观念。虽然在中国古代对地球天体的认识中，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地动”、“地游”、“浑天”等零星的认识，甚至在蒙古至元四年(1267)，还有一位名叫札马鲁丁的学者，在中国制作了刻画着经纬度的木制地球仪，而且地球仪上已采用绿色和白色分别表示水域与陆地的面积，但这些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5)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是“天圆地方”的观念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基于这种观念，人们大都相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居于大地之中，为“天下”，“天下”之外的“四海”岛屿，为夷狄所居之地。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方形或同心圆结构模式，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人对世界认知的模式。正因为如此，对于长期固守“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并以“中国”为中心来构建“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大多数明朝人而言，要完全接受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些明朝士大夫看来，利玛窦所传播的是“奇技邪说”，一时间，怀疑之声、抨击之词、嘲笑之言，甚嚣尘上。

　　 事实上，从最初受王泮之请绘制《山海舆地图》到最后受李之藻之邀编绘《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利玛窦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念、两种知识体系的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缓解这种冲突给他带来的影响，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明朝人接受他的学说，他采纳了明朝官员的建议，对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作了相应的变通处理——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间向西移动170度，使中国的位置正好处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以迎合中国人传统的“中央之国”的视觉欣赏习惯。同时，在绘制中国部分时，他不仅广泛参阅了明朝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而且还亲自翻阅了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力求做到尽量准确。利玛窦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是较为全面的，尤其是东亚部分。利玛窦刻意凸显“中国中心”的变通处理，也帮助他避免了不少麻烦，并最终获圣旨进京定居，方便了其传教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展开。  

山海舆地图

　　 由于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挑战了“天朝上国”、“天朝中土”的权威，对顽强地固守“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多数明朝士大夫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利玛窦向当时的中国人传递了“五大洲”、“万国”概念及“地圆说”，让中国直观地意识到，在广阔的世界中尚有许多以前不知晓的国家存在，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中的一国。这种全新的地理知识，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学界、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重新寻找天下体系的合理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使中国人从天下观向世界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6)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利玛窦带来了西法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使得中西地图学知识有了交流、互动和历史性的对话，尽管由于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这种反馈互动的机制并未建立起来，但是在同时代一些中国学者的地理学著作和知识体系中，不仅注重收录、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27)而且已经有了粗略的世界地理的观念，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有了大致的认识，如明代佚名氏的《地舆总志》，作为当时受西方地理学思想影响而编撰的一部简明世界地理，其内分亚、欧、美、非四洲，(28)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识。

　　 如果说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那么艾儒略《职方外纪》则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阐释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重要著作。

　　 1610年，也就是在利玛窦于北京逝世的年底，他的同胞艾儒略在澳门登陆，后来一路北上，踏访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山西、陕西等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地方士大夫和官员。艾儒略在中国生活期间，他一边传教，一边译介西方书籍，共出版了《万国全图》、(29)《职方外纪》、《西学凡》等二十余种中文著作，其中尤以《职方外纪》影响最大。

　　 《职方外纪》刊于明天启三年(1623)，它是在西人庞迪我、熊三拔所著的西班牙底本上扩增编译而成的。全书共分五卷，有总说、有各论，从第一到第五卷分别为“亚细亚总说”(包括亚洲、南洋和地中海各岛)、“欧罗巴总说”(欧洲)、“利未亚总说”(北非洲)、“阿墨利加总说”(美洲)、“四海总说”，书中附有《万国全图》、《北舆全图》、《南舆全图》、《亚细亚图》、《欧罗巴图》、《利未亚图》、《南北阿墨利加图》七幅地图。较之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职方外纪》有关天体原理、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地球纬度、世界海洋航线、经纬度制图、投影法、太阳回归形成四季和五带的原理等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介绍和阐释更为全面系统，所记载域外国家的人文地理大势更为翔实。据“亚细亚总说”所言：“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靼……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故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在全书中，除了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42个、岛国(屿)21个及海洋名称27个。(30)

　　 虽然说《职方外纪》依旧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观”的痕迹，然而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他不仅深谙儒家变通之道，而且多年与明代的地方官员、士大夫相处的中国生活经验告诉他，他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人阅读、欣赏和接受的路径，来传播西方的地理学知识。于是乎我们看到，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精心编织绘制了一幅全新的图像——“世界万国图像”，并抓住人们猎奇求异的阅读心理，以大量“闻所未闻”的奇事、奇人、奇物、奇器、奇兽、奇观为写作元素，把西方世界的图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精心的安排和新奇的描述，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形象化地为国人展示了世界的自然图景和海外的人文奇观，帮助了国人在猎奇意识的支援下能够初步认识和理解一种异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31)

　　 尽管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汉唐时期中国人已经远航到印度东南海岸、波斯湾，元代蒙元帝国陆海扩张、汪大渊等人的航海旅行已经获取了亚、非、澳各洲数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丰富地理知识，然而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它是以凸显中国对天下的所有为前提的，即凡天下的土地都是“王土”，“世界”若独立于“中国”之外则没有意义，天下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存在。这种缺乏世界意识的“天下”、“王土”观念，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地理观念，它有非常顽强的历史韧性，任何来自内外的力量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之。然而，入明以后，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以“中国”为中心天下观念也在被消解、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太多的变化，许多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他们在重新寻找解释天下体系的合理依据的同时，也有了明显的“世界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只是天下万国中的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帝国观念，实际上已悄然在发生变化。

　　 此外，古代中国人以“天下”为最大的空间单位所构建的“华夷秩序”，实际上是以承认中国封建国君天然的君主地位为核心，通过“册封”与“朝贡”来维系的。天下认知体系中的“华”和“夷”，无论是表现在民族、政权，还是在地域与文化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存在着内外、主从、上下，乃至“文明”与“野蛮”之别，而且这种秩序本身的建立和推展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入明以后，随着东、西两个世界的接触，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均被纳入明代的“华夷秩序”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增添了更加多元的“世界图像”，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明代地图上这些看似不太明显的变化，事实上昭示着古老的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已微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