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明的碰撞

197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决定，为开好这次大会，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召开科学大会的“预备通知”并成立了筹备小组，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和吴明喻牵头，负责起草大会四个重要文件。为了写好四个讲话稿，他们在全国科委系统组织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78年元月初，童大林在河北涿县召开全国部分地区科技干部座谈会，因为襄樊引进人才早已名声在外，鄂万友应激参加了并在会上介绍了襄樊引进人才的经验与做法，这是襄樊做法第一次对外正式公布自己引进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做法。鄂万友的发言在会上引起震动，与会者对襄樊在“文革”时期就公然高举“科技是生产力”的大旗，大张旗鼓引进科技人才发展经济的做法感到震惊。鄂万友发言一结束，童大林立即详细了解询问了襄樊的具体做法，各路媒体记者更是围着鄂万友，向他索要资料，要求来襄樊采访。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和暖的春风吹遍神州，冰雪渐渐消融，大地慢慢披上绿装。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开始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关于“科技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讲话，中央也连续下发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推动科技工作等一系列文件。在这种政策和舆论环境下，襄阳地委工作组对曹野、鄂万友的批判突然刹车，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工作组也悄然退出。但对“引进人才是‘四人帮’的流毒”的说法却没有任何解释。工作组虽然撤了，但那些人还在，并且是在领导岗位上，他们的观点并未撤销，明里暗里不时会冒出来，这种工作环境和舆论环境下，鄂万友如同穿着“玻璃小鞋”，总是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鄂万友年初在“全国部分地区科技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开始发酵。全国科技大会后，国家科委对襄樊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高度关注，在很多会议上宣传襄樊的做法与经验，同时派出考察组来襄樊考察。各级媒体对襄樊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消息更是高度关注，他们闻风而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湖北日报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记者先后来到襄樊。记者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对新鲜事物有职业敏感。在襄樊，他们深入基层企业采访座谈，这里独特的科技氛围使他们感受到了科技与生产结合的力量。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翻页太快，很多报道已经难觅踪迹。感谢鄂万友同志，得知笔者非常想看到当年的报道，他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冒着酷暑，亲自到湖北省图书馆的资料室里去查找旧报纸，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几份当年的记者采访报道，摘要如下：

1979年4月21日，工人日报头版刊发报道“襄樊市普及科技新成果成效显著”：

湖北省襄樊市积极开展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普及，使新技术进快转化成生产力，在工业生产上获得了显著成效。

他们的做法是：第一，展示新技术的威力，破小生产因循守旧的思想……；第二，服务生产，解决急需……；第三，创造推广条件，保证物资供应。

1979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襄樊市推广普及新技术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湖北省襄樊市通过多种形式，有组织有领导地推广了30多项新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1978年，在电力缺口达50%的情况下，全市完成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纯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翻了一番。

襄樊市是个发展中的小城市，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也不雄厚，新技术推广之所以比较快，普及的面也比较广，主要是抓了新技术的推广。他们建立了面向全市的粘接、铸造、生化、激光、热处理、太阳能、先进刀具、远红外、电气传动和自动化共十二个业余技术交流队，通过举办展览和短训班，开现场会、新技术表演赛等办法，促进了新技术的迅速交流和推广。如电线电缆厂的关键设备上有一根轧辊，在生产中断成两截， 自己无法制造，在外面又买不到全长被迫停产，市科委让粘接技术交流队去现场表演，用了3天时间粘好轧辊，轧机就正常运转了。现在这个厂的粘接技术已由无机发展到有机，由粘接金属发展到粘接陶瓷、玻璃、橡胶、纤维等非金属。又如，有一个生产钨铬磷耐磨铸件，用的是老式化铁炉，废品率较高，市科协8次登门宣传，向他们宣传先进炉型，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后来是离开改炉节焦现场会，他们亲眼看到了改炉的好处，才接受了改造老炉，焦铁比提高到1∶ 10以上，大大节约了能源。再如襄樊市棉织厂一条化纤印染生产线需要加工不锈钢滚筒，滚筒光洁度要求极高，本场加工一根需要10个小时，质量还不合格，先进刀具技术交流队闻讯赶到，运用先进刀具，仅20分钟就加工出合乎质量要求的滚筒，提高工效30倍。

……

中央高层的重视和各级媒体的关注使得襄樊沉闷的局面迅速转化，湖北省对自己下辖的区域内有这样一个典型也异常兴奋，针对襄樊的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1979年10月，湖北省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襄樊市升级为省辖地级市。这绝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划升级，更不是庸俗的给行政干部升级，而是湖北省委在行政区划上落实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也意味着襄樊市不再接受襄阳地委行署的领导，可以专心致志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城市工业经济。

中国的行政区划有着鲜明的经济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行政区划虽然时有变动，但大致为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县——乡（镇、街道办事处）。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香港台湾外，全国共有31个省级行政区，除去3个直辖市外，共有300多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40000多个乡级（当时为公社）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市（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区下辖的县级市）级行政机构管辖着全国100%的城市人口和几乎全部工业，市级行政机构的工作重心自然以城市工业经济为主；300多个地级行政机构辖区内2800多个县管辖了中国绝大部分土地和占人口70%以上的农业人口，这就决定地级行政机构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发展农业经济。当时，襄阳地区下辖襄阳、光化（老河口）、随县、枣阳、宜城、南漳、谷城、保康和襄樊市（县级）共8个县和一个县级市，地委行署的工作重心自然就是如何保证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襄樊虽然也是一个市，但这个市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这7个县的农业经济，比如说发展机械只能是农业机具如拖拉机、柴油机、收割机等，发展化工只能是农药等。就在襄樊为发展工业经济争上洗衣机、电冰箱的时候，一位原地委的主要领导在一次大会上说：“城里人真会享福，连自己穿的衣服都懒得洗了，要用什么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你说，我们许多山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你一下子买那么多肉干什么？吃不了冻起来还要耗电，你说，这不是‘修’了是什么？我就不同意上什么洗衣机、电冰箱，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到支农上？为什么不想想多为农村生产些农具？我们的工业就是要为农业服务嘛，要多生产些犁、耙、拖拉机这些农村最需要的产品。”

正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襄阳地委行署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对曹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思路不赞成，对襄樊市发展电子工业看不惯，甚至要让刚刚起步的电视机厂下马，对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发展经济更是不满，认为引进人才占用了宝贵的商品粮户口，破坏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在批判曹野、鄂万友的会上甚至有人说：“我们要激光技术有什么用？”

大经济背景下，不同的人对宏观经济走势有着不同的认识。曹野与原襄阳地委在发展思路上的矛盾就是这种认识的反应。必须认识到，在曹野与襄阳地委的矛盾冲突中，曹野并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一种认识集体的代表。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的增长，标志着人类或个人对社会和自然认识的深化，不断地深化和累积就会产生理论，而理论又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演变得以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建立在认识不断深化和细分知识不断增长基础上的。比如通过加热使水分蒸发产生水蒸气，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引起工业革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通过对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细分，伏特发明了将电转化为可以使用的产品一电池，由此导致工业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再到后来，因为同样的原理，人类又进入电子时代，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不断深化，视野不断拓展，社会财富随之滚滚而来，培根由此总结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掌握知识并将其不断深化和细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认知与财富的中介，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和交替，是知识积累导致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这场变革既是生产技术的变革，同时也是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意味着群体利益的转换和调整，这就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变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平稳过渡，而是充满着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需要依靠战争形式来解决问题。

工业建设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工业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工业建设是指采集原料，并把它们在工厂中生产成产品的工作和过程；工业文明则是指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社会所认识接受并自觉遵守的社会共识，属于精神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范畴。

毋庸讳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实质上是农业文明，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工业文明逐渐在世界一部分国家萌芽并逐步发展，马列主义正是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先进思想，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国共产党传承于马列主义，也致力于在中国建设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只有十几个人，由于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尽管遭到残酷镇压与迫害，但经过浴血奋斗，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取得胜利后，毛泽东立即率领中国人民投入现代工业建设，继续着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社会进程。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积淀产生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政治上崇尚权威，盲从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精神上控制，强调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君臣家国不可逾矩，祖宗成法不准有丝毫变动；经济上满足于自给自足，早出晚归，春种秋收，以风调雨顺丰衣足食为最高目标的小农经济千百年代代传袭。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循环生活，上至君下至民，视野受到局限，认识变得狭隘，这种积习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深刻久远，要对其作出改变更为艰难。即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很多人特别是手握权柄的人，出有车（jv）食有鱼，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生活上滋润地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科技成果，但在精神和思想深处 ，仍旧徘徊在农业文明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中，迷恋君臣、上下、官民秩序带来的权威与享受，极力维护农业文明的思维和秩序，全力阴挡和压制任何社会改革和进步，视发展创新思维为“洪水猛兽”，对冒犯旧有秩序的行为大加搭伐。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必定漫长且充满深刻矛盾，有时候甚至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工业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短时间内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完成，但一定是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和有类似思想的人结合在一起从一件件具体事情做起，由此影响到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并持之以恒最终形成不可阻挡的势力与思潮，这种势力与思潮一代一代传承持续下去，就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历史进程。站到全国角度看，邓小平、胡耀邦顶着“文革”的高压，坚持“整顿”，努力推动工业发展，正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尖锐激烈矛盾的反应，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他们是继毛泽东等人之后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领袖与先驱。

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致力于在襄樊市发展新兴工业，可以看做是中国工业文明发展过程的缩小版，实质上就是在传统的农业为先为大的思想和行政氛围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为此而遭到批判打压，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文明在取代农业文明进程中的矛盾、碰撞，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从这种意义而言，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是工业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尖兵、哨探甚至是“敢死队”。

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业文明在社会发展和思想意识形态上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优势抵制、压制、甚至打击现代工业文明势力，剥掉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就可以看到，双方斗争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要不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从中国的历史上就可以看到，凡是开拓者，没有不碰得头破血流，付出惨重代价的。邓小平同志多次被打倒，但他每次复出，都立即用全部力量组织发展生产，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在中国，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较量远未结束，用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较量还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中国工业经济和从事现代工业经济人口占压倒多数，农业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时；到现代科学思想为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并以此规范和指导自己的言行时，这种较量才算分出胜负。

城镇是工业经济集中的地方，城镇化也成为中国工业文明逐步替代农业文明的重要过程。全球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均已超过百分之六七十，而1980年的中国尚不足百分之三十，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工业化、城镇化是大势所趋。

进入1983年，中国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全国开始了市带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市带县体制的特点，就是以城市工业经济发展为主导，带动和促进包括农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业态共同发展，最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达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湖北、广东、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等省首开试点，1983年一年内：福建三明市与三明地区；广东韶关市与韶关地区、佛山市与佛山地区、汕头市与汕头地区；湖南湘潭市与湘潭地区、衡阳市与衡阳地区、邵阳市与邵阳地区；河北唐山市与唐山地区；江西九江市与九江地区合并；浙江温州市与温州地区先后合并。同时，地区（含县）改市和市带县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市级行政区划越来越多，呈直线上涨趋势，大量的地区和县、乡改为地级市、县级市和乡级镇。

1983年8月，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襄樊市经济发展的水平，湖北省决定并报国务院批准，襄樊市和襄阳地区为全省地市合并的试点，改为市带县的体制，撤销襄阳地区，将原襄阳地区的襄阳、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6县划归襄樊市管辖；随州、老河口市仍为省辖县级市，由襄樊市代管；撤销随县，并入随州市；撤销光化县，并入老河口市。襄阳地区与襄樊市合并在湖北全省首开地市合并的先河。这足以证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襄樊还是县级市的时候，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为发展城市经济，顶着压力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做法与中国以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势曲线完全吻合。令人惊叹的是，襄樊的做法要早将近10年，仅就此而言，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湖北襄樊以及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是这一趋势的尖兵和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