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从90年代初开始做儒学研究到今天，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中国进入了一个儒学重建和儒学创新的时代，已经远远超过儒学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构当下的儒学思想体系，要出现今天的董仲舒、王阳明，如果不走完这一步，我们的儒学发展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想这个判断对研究儒学的学者圈而言是共识，关键在于路怎么走。
学术界已经出来了一系列的方案，如宪政儒学、公民儒学、生活儒学等，这些都有启发意义。但它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理论解释或者套用到中国的儒学思想中。
我对儒学的重建有比较多的思考，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的思路，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不清楚。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历史上儒学的复兴或者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经学，经学构成了儒学的基本学理。
每一次儒学创新无不和经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通过对于经典的诠释来创造自己思想体系的传统。
梁涛：通过诠释经典，缔造新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借助谈公羊学的意义和思想来建构他自己的学术思想。我们都知道朱子诠释《四书》，他的《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到底是孔子思想、孟子思想还是朱子思想？
其实很难分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王阳明注《大学》，他是以孟子思想来注的，一旦对概念做出重新解释，就突破了朱子那样的体系，建构出他的新本体的学术形象。
王阳明注《孟子》，有人提出，他讲的是本来的孟子吗？有人他是“孟皮荀骨”，本质是荀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思想家形成了一个通过诠释经典来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传统。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传统？我想两千年来人们有这样的选择一定有其必然性，至于我们是否理解这种必然性及其背后的原因是另外一个问题。
1998年我在社科院时参加了《经学思想史》的写作，前前后后多年，这本书已经出版了。通过这个过程，我对中国的经学传统有了更深的体会，同时更坚定了一点：如果我们要进行儒学的创新和重建，还是要回到经学中去，回到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传统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路子，如果丢弃它，儒学建构会有问题。
集大成者朱子（朱熹）是怎么来建构儒家体系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朱熹及新儒学之大成》，他把朱子的学术路径分了四个方面：第一，什么是道统，道统的缺点是什么。第二，儒家经典的选择，哪几本儒家经典最能反映道统的思想。其实这个很多，在那个时期每一个思想家一定以一本或几本思想经典作为他思想创造的最基本资源。第三，儒家哲学的探求，重新确立儒家的精神本体、心理天道这样的问题。第四，对于经典的具体诠释实践。朱子一辈子在做《四书集注》，记载有他去世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他的思想篇作体现在他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
梁涛：儒家道统是仁礼之学，是“内圣外王”双向并存
回过头看，我们今天要建构儒学思想体系，也是要从这几条路去做。第一，什么是儒家道统？朱熹那个时代对儒家道统的认识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朱子基本上继承了韩愈的说法，韩愈有《原道篇》，把“道统”理解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把“仁”、“义”理解为儒家道统的核心内容。而他的“道与德”指人的“虚位”，“仁与义为定名”。一旦确立出这样的基本内容，必然会把发展了儒家仁义思想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仪思想、制度建构的荀子排除在外。韩愈的说法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庄子形成道，这个“道”，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个看法对不对？是不是儒家的道统只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们几个人在传递，别的人没事干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出土的文件，可以让我们把早期儒学的发展脉络看得更清楚一点。朱子所认为的“一线单传”的道统显然是有问题的，从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在其中没有影响吗？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借助出土文件可以看出，这段历史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子思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了孟子，同样影响到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思荀学派”，但从思想联系上来说他们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分化有没有好处？当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性善论”以及许多其他的理论，把孔子很多思想深化。荀子提出“礼法”思想，一方面把儒家思想也深化了。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即窄化了。对于孟子，他把儒家礼仪的地方丢掉了，把外界的制度建构忽略了，重视不够。而荀子对儒家的心性之学、内在超越、性与天道、仁义方面讲得不够。
那么现在看来，儒家的道统到底是什么？是仁学和礼学，仁礼之学是一个整体。要谈儒家道统，要从仁礼之学讲起，仅仅把仁义作为道统是有偏颇的。最近我在写一篇文章，我同意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但我要强调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中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是由内圣到外王，另一方面由外王到内圣。这两个方面在孔子时期的早期儒学里是并存的，但孟子和荀子都只向一方面发展，孟子讲“性善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我们把道德信仰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话，现实问题会迎刃而解，或者说现实问题被我们的内心框住了。荀子不这样想，荀子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满足不了就要去追求，追求会发生争论，争了就乱，这时候怎么办？定一个度量分界，即制度、礼仪，有了这个礼仪得遵守，慢慢“化性起伪”，一点一点向文明过渡。这样的思路和现在的思路相对接近一些：由于人的性是恶的，但人有理智的活动，可以逐步地在生活中制定出一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化性起伪”，由一个性恶的人改变成一个圣人。这两个思路应该并存，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还强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具备双向过程才是完整的儒家之道，所以我不同意韩愈、朱子对道统的理解。
梁涛：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构建儒家的新道统
第二个问题是经典的选择，即以哪些经典作为思想创造的基本资源。朱子选择了《四书》，他为什么选择《四书》？因为他谈道统是围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有关孔子的是《论语》，有关曾子的是《大学》，有关子思的是《中庸》，有关孟子的是《孟子》，所以朱子的选择是《四书》。我认为《四书》不能反映出早期儒学丰富的传统，根据我的新道统，我提出“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论语》不用说；《大学》和《中庸》来自《礼记》，《礼记》反映了七十二名高徒的知识；之后出现了孟子、荀子这两个儒学大宗，我写的是“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此乃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构建儒家的新道统。”这是我的基本思路。我不认为孟子传递着道，如果我们就儒家完整的道统看，会认为孟子有所失，荀子有所偏；孟子发展了内在，但对外有所忽略；荀子对制度方面比较关注，而对心性、人的道德主体性方面关注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孟子、荀子之间争来争去，而应该统合孟荀，把二者思想结合起来，在丰富的基础性上重新做一个结合。我还研究了若干个方面，比如仁学问题、修养方法、孟子的内在方法和荀子的实践方法怎么统一等等，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个问题，儒家哲学的探讨。我认为早期儒学就是一种本体，而且是过程本体，不管是孔子这个人也好，朱子讲的“理”也好，都是过程性的、活动性的。中国儒家讲“修身养性”的概念，而西方人一般把“本性”翻译成HumanNature，本质的东西不能改变，可中国人又为什么要讲“修身养性”？其实中国古代的“性”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恰恰是要在活动中实践和展开的。这样的讲法对我们解释儒家的很多东西具有启发性，所以这是一个关乎儒家本体哲学重新确立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重新诠释。对《四书》的解释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不是文字简单著述就可以了，而是也要一套哲学的思想，然后把这套哲学思想贯穿到阐述经典的写作中去，形成“《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情况。当然这也有问题，即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否还适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教授就这个问题说过多次，他坚决反对这个方法，他说古人可以这样做，今天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古人这样做够客观，而现代人讲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穿着古人的衣裳？这个没有必要。而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对于集注问题，我们要有一种自觉，即哪些是经典中已经蕴含有的，哪些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发挥的。更重要的是经典中很多东西被遮蔽了，真正好的诠释应该是把这些遮蔽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更高明的地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什么是“《六经》注我”？即《六经》的价值和意义注入到了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什么是“我注《六经》”？我的问题意识、我的时代被我带入到《六经》之中，是谓“我注《六经》”。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是很好地解释了《六经》。《六经》见证了一个民族精神成长、发育壮大的历史，是一种自由的历史，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儒家道理所在。
许章润：没有“仁爱”二字哪有核心价值？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有限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包括读古今之书，尤其是梁漱溟先生、唐君毅先生等晚近新儒家的著述，深感中国文明从来是一种世界性文明，具有普世性，充盈着天下格局的情怀和气度。也许，中国文明的可贵就在于秉持这一普世性品格，徜徉于世界性，不唯我独尊，更非矫矫于天下只有我一家为正统。所谓华夷之辩，不仅在分别，更在于二者的通融和转化，了无种族和文化的隔绝。相较而言，但凡一神论主导下的文明，包括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基督旧教，唯我独尊，绝对排他。只美自家，不容他美，则宗教纠纷不止，而战争连连。近代中西交通之初，面对西人宗教之盛，有人感慨，中国因为没有基督教、没有信仰，导致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乃至于耽溺于斯，不求长进。发展到后来，有“猪的生活”和“酱缸文化”等说法，偏至而愤激，自戕而悲怆，内里其实极具反省、批判精神和自救意识。其实，宗教作为人文之一端，打自降临人间，就利弊毕现。一神论主宰下，宗教战争血流成河，将人性撕裂的同时，让世界不得安生。所以中国文明多数时候秉具普世性和世界性，从不独大排他，故为雄健博大、内敛沉静之自信也。
谈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分歧”，则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从1894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尤其是以道统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是的，常常多有分歧。盖因我们所面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天大的问题，于天塌地陷中铺天盖地、经天纬地，能不辗转反侧，而拍桌子打板凳！由此而豪迈激越，由此而孤愤悲号，例属正常。今晚我看到秋风悲情很重。可能，一己心智沉浸于历史记忆，而一己心性萦念于文化复兴，则以天下为己任，环视大千，冷暖自知，能不悲从中来？可问题在于，秋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都成老二了，还那么悲情干什么？如果说当年“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此情可悯，则今日儒教儒义早已“平反昭雪”，无需再有“花果飘零”的悲情了吧！若说悲情是为儒学尚未成为国教或者独享至尊而发，则悖乎时代矣！在下也曾多文化悲情，好在我的悲情阶段和“1840情结”已经过去了。中国成为世界老二，将来还有可能成为老大，该有悲情的是他们，我们何必再有悲情。在座的青年朋友，不知有无同感？
此间呈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并需要永恒讨论的问题，就是人性从来都是普遍的，但是人性的展现却总是特殊的、具体的、纷纭万方。夫子说，“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是呀，好色是人的本性，所谓食色性也。至于如何展现，则多所不同。我们知道，在莫里哀的剧本《伪君子》中，达尔杜弗，一个伪君子，好色。好色正常，但是偏以正人君子的形象出现，而于收获自己所打造的正人君子的道德优越感之际占便宜，这便“伪君子”了。使唤丫头款款而来，这位仁兄斜眼偷窥，却把手帕扔过去，“把你的乳房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一柳雪脯，晃耀眼前，好景致，遮起来干什么？与此相反，还有一种好色之徒，如香港无厘头电影里唐伯虎诸辈之“江南四大才子”，见到美女就“哇！哦！”也是一种表达，直率而肆虐。秋风，你平时怎么表达？我猜想你跟他们几位都不一样。由此可见，虽然好色是人性中的一端，但其展现则千差万别。所以论及文明的异同和见解之歧异，当年吴冠中先生喟言，我们从不同的侧面爬山，所经路径不同，所见景色不同。冷暖阴阳有别，则在一己感受，世界千差万别。但是，迄至从山阴或者山阳分别登峰，则一览天下，才知道我们分享的是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大千纷纭，却是一个世界，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途经不同，换言之，经验生活的世界不一样的。在此，我想借此来喻说，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有如山阴道上的赶路人，其实是在分享并分享着同一个世界。人事如麻，人世坎坷，而世界澄明。事到如今，各位，尤其是各位青年朋友，要有这点自信，没有必要再陷入“秋风式的悲情”（现场笑）。
说到“三代之治”，以及清末以还国人往访欧美，时有惊呼三代之治早于欧美实现一说，不禁让我想起1980年代的一则往事。话说一位老将军，老红军，爱女和乘龙快婿远适大洋彼岸，不爱江山爱汉堡。老人愤懑，斥为“狗男女”，“变修了”，“数典忘祖”，云云。逮至爱女生子，接两老居美，照看孙子，两年下来，结果老将军乐不思蜀，居然不想回我中华了。盖在他老眼不花观察，一生奋斗，所求共产主义，而彼邦已然实现这一梦想，“我还回去干吗？”也许，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或者，更加欣喜于自己的信仰在彼邦尘世落定。各位朋友，我们知道，无论欧美，还是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亦非什么“三代之治”。但是，国人为何油然而生如此之慨呢？就在于中国文明所描述的“三代之治”，实际上是枢纽文明时段，中国文明对于人性和人世的至善至美之境，时人的道德想象力和政治想象力所能憧憬的最佳人间世态所作的乌托邦描述。其为悬鹄，具有永恒价值和超越性。时在枢纽时段，凡此憧憬、向往和描摹，至极至大，亘古恒新，充实而有光辉，实为我们这些个此在有限的人类的梦。也许，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梦。——这真是人类精神的巅峰体验啊！值此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下，如果看到地球某一端、某一处“繁荣发达”，仿佛达臻此境，则大惊小怪，大呼小叫，美誉为“三代之治”，就不奇怪了。实际上，过日子，过好日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只不过，你先一步到达，我后一步到达，如此而已。后进仰慕先进，身处历史与未来之间，前后怅惘，遂有此番心路历程。不妨设想，倘若非洲某一文明也有“三代之治”一说，那么，今晚正好有位它的子民，一个非洲朋友，走进人大国学馆，面对华厦，四维环视，也许同样心潮沛然：“哇，三代之治呀！”
值此情形下，回到今晚讨论的主题“道统”，则其启示我们的不仅在于理述其历史和思想脉络，更在于发出“中国文明的根基何在”这一大哉问。我们，这一方水土，十三万万人民，五千年文明教化养育，其之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其之文化生命之根何在？刚才说到，中国此刻正处于这一波两百年大转型的收束阶段和文化集成时刻，恰需梳理其“文化精神”和“生命之根”。不管其经纬何在，但历经数千年方始凝结的文化精神，一种本根的特质，断然不可或缺。由此让我想到前不久官方公布的“核心价值”，以“富强，民主，文明”打头。但是，细读之下，从头至尾，居然没找到一个“爱”字，这让我很失望，很惊讶。一个没有爱的民族，这个民族很可怕；一个无爱之文明，必定低俗粗粝而孟浪莽撞。爱者，仁爱之爱，仁义之仁。自爱与爱人，爱家人，爱山川草木，爱人间。仁义礼智信，大经大法，才是我们文明的本，也是今天这样一个“新战国”时代、全球化时代，能够建设永久和平与大同世界的人性基础。虽说连爱也是一个理想，普世之爱更只是一个憧憬，但是，没有这个爱字，人间是没法活的。“富强、民主和文明”固然是可欲的，可是无爱，没有仁爱，则此“核心价值”担当不起核心二字也。
朋友，抽掉“仁爱”二字，哪有核心价值？！
许章润：中华文明怎么会没有超越精神？
首先，我想说的是，至少自洋务运动开始，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一直处在大转型的湍流之中。而且，八面来风，使得这一时段蔚为一个“古今中西”的错综交集时代。凡此时代，超逾一个半世纪，是为战国－秦汉之变以后，两千年来华夏所遭遇到的最为重大的挫折，也是最为重大的转型。在此时段，中国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的历史观与基督教一元进步历史观等不同观念的交集、复调与搏斗之中。由此构成了“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交集”，其之紊乱与条缕，不仅表明转型之巨，而且说明这个时代尚未走出混沌之域，有待于继续努力。
“时代的交集”，常常表现为一种“时代的错位”，逼得紧，闹得凶，便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袁世凯称帝，有研究认为其实是一出在前现代条件下所上演的后现代的政治浪漫剧。“文化大革命”，看起来和1968年的巴黎街头学生与知识分子造反颇为相似，但也有人说它其实是古代书生反皇帝，此梦积压久矣，而一朝迸发的不得不然之老戏新唱。不管究竟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其为“时代的错位”皆然。故而，在这种情况下，秋风教授说要回到我们自家的道，一种文化的本根，不管这个“道”是什么，“孔孟之道”也好，还是如钱穆先生所讲的“笼统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罢，有一条不可忽视：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究竟如何过日子？如何解决群己关系、灵肉纠结？如何面对生死义理与天道自然？如何回应祸福担当和义利之辨？天人关系、生死义理、祸福担当和进退出处，凡此种种，贯通生死义理，重理天人之道，关乎能不能活下去、过下去，例皆不可回避，而逼着必须有个回答，必须做个了断。所以秋风教授讲回到中国人传统的道，恐怕不是华夷之辨意义上的，而应该是一种开放的、人间的、与时俱进之“道”。
第二，我想谈谈中华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又到甲午。说到甲午，我们心情沉重，因为1894年的中日黄海一战，使得中国文明危机愈见深重，也暴露得更加充分，是真正神州陆沉的岁月。各位，从1860年中国第一次陷都，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第二次陷都，到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第三次陷都，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三度陷都，其面对强敌之贫弱可知。但是，吊诡的是，既有先前的自强维新和民国新政铺垫，经过八年殊死抗战，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世界五强”，表明这个文明内里充盈着自我更新的力道和后劲。所以，在我观察，1945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高峰，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国扭转了1840年以还100年里尽皆受压挨打的局面，跃身一变迎来“世界五强”的光辉日子。今天混到“老二”，是为又一高峰。
中华文明与周边其他文化，自古以来，一直表现为地域和文化上的“互为边疆”现象。当年拉铁摩尔研究中国北纬38度到42度之间，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两千多年的拉锯时曾经讲到，长城一线互为边疆，其实也是相互馈予和启发的历史。其实，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缅甸、印度，以及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一直是“互为边疆”。此种意象，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互为边疆，意味着互为样本，它拓展了中华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刺激了中华文明自强自新的志向与力道，增大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而终有此“博大精深”的浩瀚。
所以中华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死里逃生，如果说有“道”，则其之“道”不仅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以及民本王道政治思想遗产等等，而且，也体现为一种博采众长、壮阔、包容的心胸，一种在“互为边疆”格局中磨砺以成的不屈不挠精神。所以，就此也不妨说，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这一条，恐怕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方面。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每到历史转折关头，常常需要“回到枢纽文明”甚至回到前枢纽文明，于回身返顾中吸取原初文明的精气神，以补充骨血，返本开新。此时此刻，我们重又面临着这一问题。其实，不只是今天，实际上晚清历史文化意识涣然如春水以还，从顾颉刚先生古史辩以来，从胡适之先生的“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以来，中国文明就已开始了回到古典的思想历程。由此而有所谓的“国学”一说。
许章润：重提“到枢纽时代”非易事
第一个向度是回到“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将西洋古典枢纽时代的文明枢机，多所研探，一窥究竟。其为现代西洋文明之根，既是人类文化中的瑰宝，又是其“船坚炮利”的思想和价值远源，对此当然不能懵然无知。当然，对于古典枢纽时代的印度古代文明、埃及古代文明等其他文明，同样不可忽视。第二个向度是回到先秦，回到秦汉，在重温中国文明最具活力、最充盈着生命劲道的时代脉络中，体认和发见这个文明的血脉。毕竟，两千年来，滋养着我们民族和文明的就是这一叫做“先秦”的时代。可能，近百年来尤其如此。虽然百年之期，反传统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儒家和先秦诸子，其意其义，如影随形，从来不曾退场；“明道救世”的士大夫情怀转换为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支撑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救国建国运动。第三个向度是近代枢纽文明，主要是现代早期以还、源自地中海文明而延展至大西洋文明的一揽子内容，特别是它的法政结构。当今之世，总体而言，依然是大西洋两岸联手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不合理，但有原因，为什么？要求我们去追问其富强之道，要求我们去深究其文明之道，由此而探索现代世界和现代秩序的构成原理，特别是所谓的“双元革命”的机理和实效。进而，展开儒学和西洋文明的对话，过去不可免，今日尤必需。这是第三点。
第四，此刻的中国，终于到了一个大转型的收束时段，也就是到了中国现代文明“开花结果”的时候了。中国这一波转型，可以预言，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必将完成。换言之，这样一波现代枢纽文明，以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作为最后的高潮。大戏即将开场。汉语思想现在所面临的任务是文化集成，概予大转型以体系化解释。通常，体系性思想和体系化思维是人类思想的大时代的必然产物，大时代必然产生大思想大理论，转过来，大思想大理论是大时代的精神结构和德性源泉。凡此体系性解释和整体性观照，不仅在为俗世人生提供当下路标，而且在于昭示来程、揭示去路。因此，超逾一个半世纪的转型，数万万人的生聚教训，所需总结和汲取的，必定不限此世此境，而有为普世人类生存智慧所分享所沾溉者，就看汉语思想是否上心、有无劲道了，就看汉语学人是否用功、有无功力了。
第五，职是之故，我们此刻追究中华文明道统，其实是在为此文化集成预做准备。涓滴学思，终亦必汇成浩浩精神大河，胡可自弃。由此牵涉到我现在希望阐明的一点，就是“中华文明究竟有没有超越性”。诸位，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马克斯·韦伯，下迄后来的一些汉学家，异口同声，都说中华文明是一种世俗的文明，专注于肉身与现象，了无超越精神。但是，问题是，无论是比对于基督教文明，还是其他文明，为什么中华文明竟会了无超越精神呢？上下五千年，浩浩乎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的精神做支撑，何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先秦诸子，变而为汉学，尤其是佛教东渐，辗转出中国式的智慧禅宗，而以宋学回应，打理出一篇轻灵空廓之境，再接续以明清实学（明清实学，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而提出。至明代后期蔚然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将中国儒学由宋明理学推进至新的阶段，强调“经世致用”，是把儒学经世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编者注）。迄至20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晚近三十年的不息思想求索，中国文明展现了一波又一波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而于天人之际、生死之间、灵肉两极、义利双向中来刨根究底，而且，它们付诸知识分子个体生命之火的熊熊烈焰，怎么就不是“超越性”呢？！
秋风：儒学复兴不能变成民族主义的虚骄
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之道本身就是普遍主义的道，这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过去的120多年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把中国特殊化，把中国作为人类普遍历史的一个例外。那么普遍性在哪？普遍性在西方，在犹太民族，在基督教文明，在雅典文明，在从那些文明起步的整个西方文明。而中国是“非人”，就像黑格尔所讲的：“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样的一个断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重申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中国人这几千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过的是不是“人”的生活？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下的知识脉络中是一个争论题。所以很多人有“黑格尔式”的论断，即我们要变成一个人，就必须先变成西方人，变成外国人，变成一个已经承载了普遍性的人。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论述，我觉得起码是有偏颇的。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以及这样一个超大的规模，我们完全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历史的构成部分。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会有这么多人，并且维持了自己文明的连续性。
美国学者福山写过《历史的终结》，那么历史的终结在哪呢？历史就终结在西方那些现代性的制度中。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中国”，中国是天下的第一阶段，再过若干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天下。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是必然。
当然这件事我们可以当成一个信念，它并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信念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重要在让我们能够突破对于自身特殊化的想象。我们必须把自己置于一个普遍性的框架中，去认识自己文明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有普遍性，它不是特殊的。
我们回到孔子，回到孟子，哪怕是回到荀子，他们讨论和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之道”不是“中国人之道”，而是“普遍的人之道”，中国的道就是人道。先贤们一百年前在欧美看到很多让他们感动的人、事、制度，从而感叹“三代在美国，三代在英国”，其实是因为欧美践行了“中国之道”，饯行了“普遍之道”，而这个道是没有国家界限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种心态，否则真的会出现让人担心的一种倾向：我们自己把自己特殊化了，从事儒学复兴的人也把自己特殊化了。比如有些人从事儒学复兴、重建道统，只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为了中国人的幸福，甚至由此更进一步，变成民族主义的虚骄或者国家主义的狂热。我觉得这其实是低估了或者贬低了中国之道。
截至2013年9月，全球已建立435所孔子学院和644个孔子课堂，共计1079所，分布在117个国家（地区），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我们今天从儒家复兴的立场看道统，首先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立场，或者说有个普遍主义的信念，由此才能够展开道统。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不仅仅是中西，还有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文明并存的时代。中国之道，或者说孔孟之道，以及尧、舜、禹、周之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定会有新的展开，或者说我们这些置于道中的人，一定会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借助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去阐明这个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道统，因为解释一定是阐明，如果你不阐明它，那么“道”就已经不存在了。我希望正如“弘道书院”这个名字，人能弘道，这个“道”之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存在，并且贯穿于我们的生命，贯穿于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中，是因为我们在体验它，在阐明它。
秋风：明己方能阐道方能贡献于人类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阐明它，一定该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包括我们所能掌握的所有知识。孔子讲“博学于文”，不是说狭学于文，不是说我只学自己熟悉的这个文，而是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文都要学习。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还是应该站在这个“道”上。归根结底，在一个最敬畏的层次上、最高明的状态下，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就是我们自己的“道”，而这个“道”本身具有普遍性。其实过去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本应尽到阐明“道”这一职守的学科，以及学科中的学者，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被西方的知识完全淹没了，以至于忘记了这个“道”本身。
中国人特别好学，《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最著名、也是他最愿意告诉别人、最希望别人模仿他的，就是他的好学。我们中国人太好学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我们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外部的知识中去了，忘记了获得这些知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内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想在知识上有所贡献，想更进一步理解我们自己、理解当下中国的处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想象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知识，包括万物世界里丰富的知识。而站在“道”上可能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站在“道”上去博学于文，那么，那些知识就能够成为阐明我们这个“道”的知识。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知识，才是中国人能够给人类带来的有价值的东西。什么含义？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做出过什么贡献？我们的法学，我们的伦理学，我们的经济学，我们的政治学，我们的社会学，对人类作出过一丁点贡献吗？我们是纯粹的消费者，我们始终都像是小学生在抄袭。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贡献？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对于自身的不理解，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贡献，一定是基于对自身的一个理解。而我们是谁？我们不是空洞的肉体，我们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心性，有自己的秩序想象。那么透过这些价值、这些心性，透过中国人的秩序想象，我们可以最深入地理解人。理解中国人就是理解人。可是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我们没有理解中国人，所以我们没有理解人，没有对人类普遍的思想或者人文社科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忘了“中国之道”，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正视“普遍的人之道”。所以如果想要在普遍的知识生产体系中有所贡献，我们首先得回到自己，回到“中国之道”上去理解“普遍的人之道”。
（来源：腾讯文化“腾讯思享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