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受各种因素影响，但历史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厚持久。人类文化多样性，决定着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多样性的发展道路，也映衬着多样性的文化基因。中国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是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结果，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在今天，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道路，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认同，也有助于对中国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和拓展。

（一）中国文化奠定了中国道路的根基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现代化目标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之路。中国道路萌芽、形成和发展历程，既留下了中国人民政治、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前进脚步，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印记。

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作为民族精神家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这种怀疑推到了最高点，“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主导文化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立足生存发展的空间，而“救亡图存”压倒“思想启蒙”的社会现实需求，则为十月革命所展现的“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提供了社会土壤。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然而，无论是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要在中国开花结果都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文化“排异”问题。因为近代以来，西学虽曾几度东进，但都因东方文化体系中缺乏认同机制而屡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尽管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但仍需经过相互碰撞、认同、融合和改铸后，其积极的文化功能才会得到体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和同化，并转化为新的民族意识，即使有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倡导，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格外厚重的国度也是很难生根的，更勿论成为指导理论了。所以，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结合起来，并强调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过程中，“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0]。美国学者列文森认为，“中国共产党表面上也赞同反传统，然而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与传统重新建立联系的要求”，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强大的思想资源”^[21]。也正因如此，俄国十月革命所经历的“从城市到农村”的武装夺取政权路径，到中国以后则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全新课题。鉴于自身经验的缺乏和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渊源，使得中国共产党历史地选择了以苏联模式为版本的发展道路。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和体制的弊端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套硬搬，全盘接受……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现在我们自己有了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2]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可以帮助一个民族理解经济规律和先进的经济模式，在结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和再创造，使其转化为适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确立了工业化的目标，继而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标志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展开。遗憾的是，由于对客观环境的误判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的片面性否定，毛泽东晚年中断了先前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有益探索，把国家工作重心逐渐从现代化建设转向“阶级斗争”，试图继续以“革命”和“斗争”的形式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标志着这种建构方式的失败，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20世纪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面对转换了的时代主题，面对奔涌的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毫无疑问，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又经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洗礼的西方，在现代化程度上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西方；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扎根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传统文化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张在评价邓小平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即使是当代中国的改革似乎也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的许多政治思想仍作为中华文明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着，这个事实也许是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23]。毫无疑问，邓小平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他们都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中国道路”保持“中国特色”的重要依据。特别是习近平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展现了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对此，熊玠在《习近平时代》指出，对于传统文化，“他并未止步于在文化态度上的致敬，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国梦’以及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都将传统文化当作‘根’和‘魂’”。

（二）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道路的自信

习近平在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指出，相对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对于中国道路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藏，它不仅可以为中国道路的选择提供最为深厚的文化支撑，也可以为中国道路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道路自信。

中国文化是中国道路选择的基础。认同是自信的前提，没有文化认同，也就没有文化自信。现在，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内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对外则讲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现象背后显示的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缺乏。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伴随着国家的积贫积弱，中国人的精神也垮了，始终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缺乏认同感。再加上数次“反传统”运动，使得传统文化在主流话语体系中总是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虽有很大缓解，但中华传统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我们对传统文化始终缺乏一个科学的定位。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历史性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和本，也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当然，同政治认同相比，文化认同更为根本，它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从理论上讲，能否形成文化认同，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力如何，二是人们对文化价值和生命力如何认识评价。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是无法承载人们精神信念寄托的，也是无法得到人们肯定的；缺乏理性、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或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也是不能让人真正感受文化内在价值和生命力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生命力和价值如何已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所证明，而作为主观认识的评价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就此而言，无论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是目光狭隘、妄自尊大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现实民族文化认同的巨大障碍，必须摒弃。

中国文化是中国道路形成的指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道路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唯一道路，但也要看到，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始终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保证中国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靠政治权力、法律法规的硬约束，二靠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软约束，前者治标，后者治本。能否在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文化约束、价值约束，影响着我们拓展中国道路的广度和实际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与之相随的是思想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与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思想、新理论。比如，在经济建设上有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政治建设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社会建设上有和谐发展要求；在文化建设上有“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等。大批文艺工作者感应时代的脉动，创作了大批坚守社会责任、反映改革方向、透视现实生活真谛的思想文化精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确实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整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令大多数人接受的新的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主流思想文化还没有完全内化、积淀为一种大众的社会心理，以此支撑我们的信仰。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传统文化的缺位是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西方文化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更为深厚、更为深远。传统文化在主导话语体系中的缺位，客观上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主导话语体系的认同，这也是当前主导话语与群众话语相脱节的重要症结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让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内化为一种普遍恒久的社会心理，真正变成人民群众高度认同的内在约束力量，为中国道路的拓展保驾护航。

中国文化是中国道路开拓的动力。作为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既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先进性，更在于其始终面向社会实践，真正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运动的指导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历史文化渊源，要发挥其对中国道路的支撑和维护作用，必须在推动其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积极融入政治实践。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但目前各种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观念文化领域自身。人们或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辨别与分析，以期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或者致力于传统典籍的现代诠释，运用传统文化精神去医治现代化给人所带来的各种“精神疾病”；或者以简单的政治化倾向图解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沦为缺乏论述力的粗陋的辩护工具。于是乎，同弘扬传统文化的强大社会诉求相比，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仍是大量传统文化的糟粕性内容在市场机制的诱发下滋长和泛滥，旧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导致一系列现代性制度扭曲变形，而一些极具救世意义的优秀文化传统却难以落地。相对于观念解构，政治实践具有更为强大的重塑力。历史地看，它可以瓦解传统文化生存、发展以及支配人生活秩序的制度支撑；现实地看，它又会以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现实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断的解构与重组，最终使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质素，被组合到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克服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相脱节的现状，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视线更多转向现实的政治实践特别是社会制度建构，只有这样，中国道路才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实。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6、155页。

[2]高翼之：《迷人的基因——遗传学往事的文化启迪》，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2页。

[3]［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2页。

[4]刘长林：《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哲学动态》1988年第11期。

[5]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

[6]赵传海：《中华优质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学习论坛》2011年第4期。

[7]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8]吴娜：《红色基因的文化学考察》，《人民论坛》2015年第35期。

[9]吴秋林：《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民族研究》2013第6期。

[10]赵传海：《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1]周志国：《从文化基因理论探讨高校政治教育改革》，《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6页。

[13]《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第793页。

[14]［意］克罗齐：《作为思想与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2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701页。

[16]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

[17]《习近平在德国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网，2014年3月30日。

[18]［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2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21页。

[22]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22—24页。

[23]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