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儒道与伦理

我们用具体而全面的眼光看历史，容易发现，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不单用理论主导，同时也用“身教”做示范。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和长期政治斗争的锻炼，却一直维持着一个“三代之家”对人忠义诚信的风范。他的长期支持者和保护者叶剑英元帅也同样以家为重，在枪声炮火中维持他的家庭。

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不断，所有让人景仰的贤能人士，都力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修身“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行为指导。他们谨记仁道中的那两句简朴教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实行儒道的领导者，同样深信人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表现在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强硬的意志不像西方的“上帝赋予”那么被动，而是存在于“匹夫”自己之心中。

由上帝赋予的意志意味着众人的意志可以超乎个人的意志，所以西方共产主义推行的集体主义具有极高的权能。由“匹夫”个人生出的意志则为独立性格，不能屈居在集体意志之下。

五四运动时期，有人自己饱读经书，却鼓励青年不读古书和反对“吃人的礼教”，并于生活中蔑视“五伦”观念。其实，礼以和为贵，教以导为则，礼教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它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承先启后的观念，怎可以由少数人说反就反呢？

“五伦”是人间不变的五种秩序，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惜，这里的亲、义、别、序和信的道德准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大程度上给舍弃了，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心理创伤。

如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自我醒觉了，回到个人自主生命的自然本性，用日常行动回归儒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价值。

孔子说：“为仁由己”，又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教人明白，只要实行内在自觉，不依赖外在的拯救，即可达成理想的人格。

这种人本性的自觉和修养实践，深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本质里，就像DNA一样，数千年传承下来，不曾因为一时的历史迷惘和教育逆道而衰落过。至今，“复兴”即是全民的自觉，很是自然。

改革开放的一个层面是经济独立，不吃“大锅饭”和屈从“计划经济”。另一个层面是“实事求是”，不盲信意识形态。这又是中国人本着务实的DNA而做出的表现，反映中国人的本性。

早在《周易·系辞》里，先贤便教人：“履，德之基也”，即用实际行动作为道德的基础。《荀子·修身》更为具体地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教人身体力行，“躬行”，从行动中体会道德的好处。

明朝的王阳明写《传习录》阐释修养的方法。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他这种禅气十足的理论，正合用于21世纪多变和剧变的生活，帮人从积极的生活磨炼中（而不是整天心想shopping或感到空闲无聊中）练成“立”的能量，足以在“静和动”的情境中，都“定”住个人的心理平衡和自信，不须像许多西方人那样长期向心理治疗求助，或者自我消沉。

磨炼是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包含立志、修养和践行等内容。过去，民间流传一种“功过格”的每天自我检讨方法，用黄豆代表行善，用黑豆代表行恶，每天晚上自己经过对当天行为的反省，相应地用豆投入不同的格内，让自己评判自己的善恶行为。

民间不识字的大众用朴素的语言，把“吾日三省吾身”译为“每日三次反省”，把“为人谋而不忠乎”译为“对人是不是忠诚”，把“传不习乎”译为“有无练习师傅的教导”，全面地鞭策个人的行为。

中国百姓普遍认为“君子”是理想人格的代表，尽管他们多数不相信自己能达到这种理想。但是，平民百姓盼望达成“大丈夫”的境界。大丈夫的标准源出孟子。孟子相信个人的内在价值，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即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宝贵的价值。而且，每一个相信自己有价值的人都讲究“良知”和“良能”，作为“良贵”的基础。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天赋人权”的信念，却有“天赋良贵”的信念。

这种天赋良贵体现在“大丈夫”的人格素质之中。孟子说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说，大丈夫认识到天下之大，足够任由个人自由行动，确立适合自己的位置（如职业、人生取向、精神追求等）。这一位置是如此独立而坚定，以致不受财富之多寡或者权力之诱逼所左右。

大丈夫十分重视义气。它是一种情感和责任，合起来构造成各种无私及刚勇的利他行为。义气源出孟子的话。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说，守义和行义比生存更为重要。这表明义的道德分量，同时更说明独立选择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