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伦理与文明
文化史学家弗里德·恩格利斯（Fred Inglis）认为，柯林武德是一位敢于担当却未能实现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物，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在日常生活亦较少显现应有的教益，难免带有几分悲情色彩。恩格利斯之所以做出如许评断，主要基于1940年《人走向癫狂》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两篇伦理哲学演讲稿；另外，恩格利斯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把柯林武德塑造成基督教的捍卫者。(24)与恩格利斯不同的是，布歇认为柯林武德秉承了黑格尔那般宏大的叙事理论传统，尤其他的政治哲学揭示了人类经验的丰富性，进而将柯林武德塑造成“社会契约论者”。在布歇看来，柯林武德的政治哲学探讨了社会正义、(25)自由选择及“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等政治思想。此外，布歇从教育改造人性的角度界定了柯林武德倡导的“社会契约论”的内涵，即“社会契约并非一次终结的同意，而是由共同体的非社会因素转化成社会因素的持续过程。统治者的责任旨在提供社会和教育的机会促成实现，促成具有自由意识的个体发展，藉此参与他们社会的政治生活”。(26)显然，无论是恩格利斯抑或布歇，他们的论述皆指向了柯林武德的思想遗产问题，尤其考察了历史伦理和历史文明两个论题。1942年，柯林武德出版了《新利维坦》，该书发展出一种有关道义的理论，它表达文明以及在人际关系逐渐消除暴力的思想；进而拒斥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那样的野蛮主义。布歇指出柯林武德为西方文明濒临衰亡却无法拯救而焦灼不安，具体表现为各国为了维系和平深陷军费剧增的矛盾困境，自由主义的垮台，情感生活背离了传统的农耕社会，现代技术破坏了乡村造成了人的情感扭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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