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开始显现，通商与传教活动逐渐增多，为适时之需，明代永乐五年（1407）创立了四夷馆，专属外事翻译机构。到明代末期，西学东渐兴起，对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典籍的翻译达到新的高潮，译介各类著作达300余种，其中以自然科学类为主。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同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合作译出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自然科学著作，为中国打开西方自然科学大门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有识之士痛感西学之必要，兴起“洋务运动”，迫使清政府派遣詹天佑、容闳等大批知识分子赴英美学习科学技术；同时，组织学者翻译西方科学书籍。1898年，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发表了意在“开启民智”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倡导译介西方政论书籍，以推动社会政治改良。在维新派思想的助推下，大量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文学名著等翻译作品问世，启蒙了民众，推动了社会变革。社会科学翻译家严复与文学译者林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民初时期的林纾不懂外文，仅凭别人口授，就撰译了183部欧美作家的作品，所译字数达1 200万，难怪康有为提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名句。林纾主要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和《块肉余生记》等，他的译本中不乏增删，甚至篡改，但他的译作“却打开了一扇窗户”，使国人通过外国文学译作了解了西方社会，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很好的“媒”的作用，也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开化民智的有效途径[17]。严复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政论与经济著作，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说》《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阐释其救亡图存的观点，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中，提出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林纾与严复的翻译，正是在于“启蒙大众”，他们“凭借大量的文学与文化翻译这一‘他山之石’来攻击破坏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化，最终使得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现代化成为可能”[18]。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翻译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俄国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主办的《新青年》等成为这一时期主要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急先锋。1920年版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影响最大。在世界文学译介方面，主要以俄国、苏联和欧洲的文学作品为主。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文学改良意见；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眀嘹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从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中国几千年的文言文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白话语言文学从此走向繁荣与强盛，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这一时期的鲁迅译介了大量俄国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大力倡导“直译”，甚而至于要“宁信不顺”，就是“要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20]。瞿秋白认为，翻译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并论证了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这一时期的田汉、傅雷、朱生豪、艾思奇、钱钟书等都有翻译作品，也对翻译做过探讨。其中，朱生豪的莎士比亚翻译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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