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乡村区域性差异比较分析

浙江和安徽两地的乡村虽然都处于华东地区，但是，由于分别处于南方和北方，区域和人文环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浙江海宁地处江南的杭嘉湖平原，不管是地理、气候环境，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与处于中原地区的皖北乡村有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河流、湖泊、降水、饮食、住房、过节习俗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作物的种类等明显不同。其次，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不同，一个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另一个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在浙江，非农业产业非常发达，比如工业、商业、旅游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等，而皖北的乡村几乎没有像样的非农业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其他产业起辅助作用。再次，两地的人文环境差异也非常大。浙江有着悠久的越文化底蕴，完全属于江南地区的人文环境。而且海宁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是江南地区有名的鱼米之乡，这个地方的农民勤劳、聪明、手巧，除了传统的农业劳动外，他们很早就有了发达的手工艺术品的制作传统和商业贸易的头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这个地方的人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行为逻辑中体现着南方人特有的智慧和价值取向。而皖北乡村地处中原地区，一望无际的原野将人融入大自然中，在北方你能感受到的人文环境是豁达、自然、古朴而有点“土”。“土”是他们的本色，因为他们以种植业为主，离不开土地。“土”也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根在土地上，所以，任何时候他们都讲究不忘本，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原则，不能破坏规矩，也不能为了不义之财而丢了自家的颜面。有人说，那里是老子的故乡，所以，中原人的思想和行为中透露着老子的道家思想的特点，比如自然、淳朴、善良、务实、自由、洒脱、不羁等。因此，皖北人比较爽快、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但是，他们缺少南方人的机智、柔和与灵性。由此可见，对于浙、皖两地无须做太多的思考和分析，直观上就能看出来二者在区域性上的差异。

但是，我们要比较的是乡村精英的特质及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样一种看似直观的差异进一步放大，看看究竟有哪些更具体的差异。

一、乡村产业基础不同

由于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的差异，浙、皖两地乡村在产业结构和基础上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农业基础不同。在浙江海宁的乡村，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但是它不是唯一的，还有栽桑养蚕、水产养殖和苗木花卉种植等。除了这些多元化的农业生产作为基础以外，海宁家庭作坊式的加工业、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以及村集体企业都发展较好。另外，海宁人也特别有商业贸易的头脑，卖蚕茧、家禽家畜、手工艺品、日常用品等也是海宁乡村居民的重要收入。因此，海宁乡村居民的收入除了农业以外，很大一部分还来自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它是一种多元化的并有一定连带性的乡村产业结构。连带性除了表现在栽桑养蚕与生产蚕茧、买卖蚕茧、将蚕茧加工纺织成线、制作丝制品等一系列环节外，还表现在将农产品加工成工业生产所需的半成品甚至可以生产直接拿去销售的食品、日常用品等。比如，在海宁有相当多的食品、零食加工厂和纸品（用秸秆、稻草生产的）、板材等生产企业。由此可见，在浙江海宁，这种农、工、商一体化的延长性生产链条很明显。而这些在皖北乡村几乎是看不到的。由于皖北乡村主要以传统种植业为主，而且种植的种类繁多，如小麦、大豆、棉花、花生、玉米、红薯、油菜、芝麻、红豆、绿豆、豌豆、亚麻等，因此，田间管理的劳动量特别大，几乎没有太多的空余时间去从事其他的劳动。而这些农产品基本上都是简单地一次性出售，没有任何的加工产值，这样其价格就比较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内，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实行剪刀差的政策，农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这样一来，皖北的农产品尽管品种繁多，劳动力成本也比较高，但是由于没有再加工的工业产值和商业增加值，因此，皖北乡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是比较低的。而且，地处较为偏远的皖北乡村，工商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主要以矿产资源、能源开发和围绕建筑行业相关的原材料生产、运输和建设以及服务人们日常生活的轻工业等领域展开，几乎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再加工没有多大关系。商业贸易方面，也基本上是沿着由乡村外（附近的城镇或外地）生产服务乡村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的模式展开，即市场上交易的很多商品都来自于乡村之外，因此与农业生产没有多大关系。而且有些商品贸易的目的并不都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销售工业产品，因此在皖北乡村经济结构中，非农经济的传统和非农产业结构的比重较少，不利于乡村农业生产链条的延长，也不利于乡村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皖北乡村经济向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其实，浙、皖两地乡村经济上的差异还不仅仅体现在产业结构上，更主要的体现在乡村生产的基础和传统上。乡村生产基础主要是指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对于地处江南的海宁乡村来说，一是其拥有充沛的雨水条件，相对适宜的土壤、河流、湖泊条件，适合水稻生产、桑蚕业的发展和水产养殖。二是它处于杭嘉湖平原，历来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说明其拥有先天较好的自然条件。第三，它濒临杭州，北靠嘉兴，密集的河网将它的物产一下子就连到了上海，它拥有便利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路运输条件，可以说四通八达，另外它的周围还有星罗棋布的集市、贸易市场，这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农业生产传统和习惯来说，由于天然的自然环境给予了海宁人种稻养鱼、植桑养蚕的优越条件，所以，海宁乡村人逐渐习惯了插秧、灌溉、捉鱼、植桑、喂蚕、缫丝等生产劳动，这也慢慢地培养了他们勤劳、耐心、温和、爱干净、机智而有灵性的性格特点。由于他们兼有种植业、养殖业和手工业而且商品贸易频繁、方便，所以，他们每个家庭的生产、生活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村民间的互助行为不像北方那么频繁。如果将商业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比如理性思维、理性决策、规范性行动与契约性合作等，那么相比较而言，海宁人比皖北人更具有现代性一些。

而地处黄淮平原的皖北乡村是传统意义的土地乡村，黄土地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的文化。曹锦清先生曾经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将这一带的文化叫“井耕文化”，用以指其区域的特点，意思是说，中原地区的乡村以种植业为主，而且由于该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区，因此，降水不均匀导致或涝或旱，这样就需要打井灌溉。同时，过去农村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条件实现每家每户都有水井，一般情况下，一个村庄只有一口井，于是这口井就成了村庄人共用和聚集的地方，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去喝水、挑水，妇女在井附近的河边、湖边洗衣服，男人们在井边的树荫下乘凉，儿童也在附近场地玩耍。这样，时间久了，井就有了象征意义的文化，而且还演绎出许多关于井的故事和传说。皖北的一个村庄有一口老井，村民已记不清有多少年的历史，于是就有人传说，那口井是毛主席当年带人挖的，还有人说是老祖先留下的。村民说以前还有人时常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来这里上香、祈祷，这类传说很多。这里我们说“井耕文化”是想说明北方乡村是聚村而居，形成一个包含“共用一口井”象征意义在内的村落共同体，它有着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特点，不能种水稻，因为雨水不够而且不均匀，同样，由于河流、湖泊经常干涸也不适合养鱼，也就没有了南方人“稻花香，鱼满舱”的丰收喜悦。但是北方人也有北方的喜悦，比如风调雨顺、颗粒归仓、大红灯笼高高挂、喜气满堂等。由于北方乡村缺少江南水乡的灵性，因此，北方的乡村人更多以憨厚、朴实为本真，为人处世更希望以诚相待，不计较太多。在北方，“吃亏”被父母作为一种美德教育子女：“吃亏人常在！”可见北方人的坦诚、大度和宽容。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折射南方人不够大度等，我们只是强调北方人的特点。

皖北乡村还有以下特点。第一，从皖北乡村农业生产的传统来看，由于它是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因此，皖北乡村的传统更多地延续着农耕文明的传统，比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按农历节气耕作、生活的习惯等。第二，由于皖北乡村地处中原，常受自然灾害、战乱匪患的侵害，因此，当地乡村人口短时间流动性大，使该地区受着一种“流民文化”的影响。“流民文化”是指某个区域由于历史上各方面原因的影响使得该地区的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动到外地去乞讨、谋生。一旦灾害过去，他们还会回到家乡继续生产、生活。但是由于灾害、灾难频繁发生，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一种流民文化。第三，由于地处北方，因此，皖北乡村人的骨子里往往有一种守旧、固执的观念，不像南方人那么灵活。在皖北乡村有的地方把这种现象叫“认死理”。我们不好说它是一种传统，但至少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它与过去相对封闭的村落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这样一种惯性思维，特别不利于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保守、固执、封闭，不敢打破陈规以开拓进取，最终将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我们这里说北方人有这样一种倾向性，是想说北方人不像南方人那么灵活、机智而又善于变通。当然，任何事情都是相对来说的。我们这里对比两地的差异都是从整体的角度相对来说的，而不是说，哪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另一个地方就没有，或者另一个地方把同一情况视为对立的另一面。显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只是比较其差异而已，无所谓肯定谁和否定谁。

二、体现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南北差异

这里我们想重点讨论以下几个方面，比如乡村人日常交往及人情关系维系模式、乡村礼仪、乡村人的精神信仰、乡村舆论等，主要是比较这些方面在南、北方乡村表现出来的差异，因为，这与我们后面的分析有一定的关系。

先来看乡村人日常交往及人际互动方面的异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村民之间相互帮助及维系这种关系而进行的人情往来在南、北方乡村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由乡村社会的构成特点及其运行机制决定的。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村庄里较少存在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1]，当个人和家庭遇到超越个人能力的事情（比如突发的事件、灾害、变革等）时，往往需要依赖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村民也意识到这样一种力量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为了维系这样一种关系就需要投入情感、物资和互动行为，也就是乡村人所说的“人情往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南、北方乡村这种人情往来都存在，而且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都是越来越淡化，而且，在皖北乡村那里，人情往来越来越成为一种“累赘”，很多人都觉得人情往来的支出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但碍于情面还不得不维系着。而在浙江海宁，过去邻里、亲戚之间也是互帮互助的，也会在熟悉的人举行重要礼仪时参加并送上一份礼金或适宜的物品以示祝贺，然后主人家会宴请一顿以表谢意。平日里邻里好友间互帮互助也是常有的事。只是两地不太一样的是，海宁人互助的圈子不限于亲缘关系，还包括情缘关系、业缘关系如朋友、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等，而皖北的圈子更多地限于亲缘关系和邻里关系。从互动的形式上看，北方投入更在乎情谊，人来了比钱更重要，如果只送礼金或礼物而人不到场的话就会被认为不重视。皖北村民说：“过去参加别人的婚丧嫁娶不在乎你拿多少钱，人来了就好。一般来说，如果办喜事，热闹和喜庆最重要。钱是次要的。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平时村里年轻一点的都出去打工了，谁家里有什么事情亲戚朋友不能参加的都直接给钱了事。大家都这样，也没人觉得不妥。”从变化趋势看，海宁相对来说变化得不那么明显，因为，海宁人过去也都是理性往来，现在也还是，虽然人情往来也有淡化的趋势，但没有皖北那么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皖北目前乡村人口流动较大，人情往来越来越形式化。而海宁人虽然也有变动但基本都是在附近城镇，流动性相对皖北来说也小。当然，海宁乡村的社会互助本来就有现代理性的特点也是一个次要原因。从南、北方的比较可以看出，乡村传统的社会互助及其人际关系维持模式是一个伴随着传统村落共同体解体而逐渐减弱的过程，而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特点的乡村社会互动模式似乎还没有形成。村民之间的人际互动正在“人情往来形式化”的过程中慢慢寻找适合的替代形式。

下面再来看乡村人的精神信仰方面的差异。过去，如果说乡村人有信仰，这一般不会有人反对，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1990年代中国没有市场化改革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伦理道德通过祖辈世代相传的形式在下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被延续。这样一种影响机制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特别明显，因为，在传统乡村社会，家庭的权威是绝对的，没有人敢轻易地对抗。另外，学校教育中也是以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为主线对学生进行塑造，培养有德有才的学生。而在此后，传统的东西逐渐在社会的变革中被许多人放弃，变成以经济利益价值观为导向，从而变得更加强调工具理性即强调以“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这样就大大改变了原有的价值信仰，使其渐趋功利化、世俗化。这样一种由过去传统文化的价值信仰向现代科学理性信仰转变的过程在浙、皖两地乡村都有明显的体现，不管是乡村中的精英群体还是普通村民，他们的思想、行为及其价值取向中都明显地显现出由传统价值信仰逐渐转向现代理性信仰的过程，这在前文相关地方已有论述。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来看南、北方乡村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信仰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在浙江海宁，村民对神圣力量的信仰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村民的这种信仰并不像宗教地区的信仰那样，村民信的有的是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等，有的不是宗教，只是一种神圣的精神体，包含比如祭祖、拜神灵的仪式，还有的只是一种修行的行为，但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很严格，比如不吃荤、行善事、不做不道德的事情等，还有的坚持儒家伦理的信仰，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不随波逐流，坚定自己的价值信仰。相比较而言，皖北乡村的民间信仰的弱化更加严重。据当地村民讲，在过去，皖北村民祭拜神灵的现象很普遍。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平日里家里遇到什么大事情，村民都会先祭祖和祭拜神灵，以求平安。村民说，节日祭拜和重大礼仪祭拜是祖辈留下来的习俗，大家都这样做就跟着去做。这样看来，祭拜神灵并非都是信仰，有的只是一种文化仪式。而到现在社会，祭拜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参与的人并非都是真正地信仰它。在皖北乡村虽然也有信仰基督教（当地人叫“耶稣教”）的，主要是一些老年女性，而且信仰的人数有逐渐递减的趋势。在皖北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乡村人的信仰出现两个变化：一是村民宗教信仰和神灵祭拜的现象越来越少；二是由于流动性导致乡村人道德信仰和价值信仰逐渐发生变化，其慢慢地被现代的工具理性所代替，日趋功利化、世俗化，而且，蜕变的速度比南方更明显。一位被访的皖北乡村退休教师这样说：

现在人与人之间诚信问题是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说这个地方的年轻人还信什么的话，很多人是什么有好处就信什么，这就是功利主义。^[2]

当然，在皖北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部分老年村民闲暇时喜欢聚到一起听评书、听地方戏曲，他们还是特别喜欢过去的那样一种文化形式，信仰方面他们也认为过去的好。一位老年村民家里有两台电视，一台是旧的，只能收当地台，另一台是子女给他们新买的液晶电视，可以收40多个台。但是他们只看旧电视，不看新的，因为，只有旧电视经常播放过去的评书和戏曲。他们不喜欢新电视的节目，因为新电视播的他们不愿意看。他们说，“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类、娱乐类节目把现在社会带坏的”。老年人虽然观念保守，但是说的情况确是许多40多岁的中年村民也认可的。由此可见，皖北乡村的精神和价值信仰是迅速弱化的，而且在年轻人中间消解得更彻底。从现代化程度来说，显然皖北乡村没有海宁乡村发展得快，但是其价值信仰和道德信仰方面却蜕变得如此之快，应该与皖北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其实用主义的文化底蕴有一定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两地在村庄社会舆论形成机制及其影响方面的异同。任何一个特定区域的社会都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因为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是若干个个人组成的集合体，这样一个集合体在长时间的交往和实践中形成若干被大家默认的行为规范，若干的行为规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统一的被大家用来评判个人行为的标准。当个人行为与默认的规范相一致时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赏。但是，如果某人的行为和默认的规范不一致或挑战现有的标准时，就会受到别人的非议或责难，这就是社会舆论压力。可以说，在任何社会，舆论都是存在的，因为，凡是由若干人构成的人群所在的地方都会形成社会整体的力量，而整体的力量对个人来说就是一种影响力和压力。我们这里要说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指乡村社会中基于他人或群体性评判而形成的心理影响力，它主要包括他人的评价、群体中大多数人一致性的看法、被大家公认为应遵守的标准和规范、被大家公认为不道德和不光彩的事情、一个群体中正向力量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量。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容易形成舆论压力，越是封闭的社会舆论压力越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乡村社会的舆论影响力大于现代社会。因此，就浙、皖两地比较来说，过去，皖北乡村的社会舆论对村民个人的影响力大于海宁，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皖北村落相对封闭，在一个相互都熟知的村庄内部，任何个人的言行都受到他人、家庭、家族和整个村的人的监督，而且有传统的乡规民约、道德、法律、习俗的约束，这些都是强大的舆论力量。另一方面，传统的北方村落都是1000～2000人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的熟人社会，其舆论影响力自然就很大。而在南方乡村，尽管也是熟人社会，也存在舆论压力，但是南方村庄的构成相对比较小，而且住得比较分散，加上生产劳动的多元化尤其是经营贸易的理念较早深入人心以及地方传统的影响，整个村庄的社会舆论不像北方那么强，个人总是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思考指导自己的行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南、北方的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南、北方乡村有所不同。

乡村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大致来说有两种：一种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舆论形成机制；另一种是现代乡村社会舆论形成机制。传统乡村舆论的形成由熟人社会、传统习俗、传统规范、成员间持续的全方位互动和特定区域内的封闭性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自然形成。也就是说，传统乡村舆论不需要借助什么力量，在乡村社会内部自发而形成。而现代乡村的社会舆论与现代人际互动模式，乡村价值观的多元化、开放性、流动性等因素相关联。虽然在现代乡村，原有的乡村社会的特质也还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在它内部也还会存在类似传统乡村社会的舆论，但是它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很明显没有过去那么强。而且，现代乡村出现流动性大（尤其是皖北乡村），开放性、异质性增加（如南方乡村）等特点，这样，一个村庄的社会舆论对于个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不足以强大到决定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时候，舆论的形成常常要有外部的促进力量，比如某件事、某个集体行动或某个精英人物的影响等。从两种乡村社会舆论的内容来说，传统乡村社会舆论主要是乡规民约、道德、规范、习俗等，而现代乡村舆论的内容是现代的规范、习俗、标准和一致性的看法。从影响力来说，传统乡村舆论对个人的影响是全面的、全方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而现代乡村舆论的影响是局部的、片面性的，而且影响是有一定范围的，或者某个舆论只对某件事所涉的人产生影响，而对其他人不产生影响，或者只对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有影响，它不会影响个人的其他方面。而且，有的舆论影响力并不是绝对的，它可能被其他的力量所消解，影响程度也不一定足够大到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和行为。由此可见，这两种类型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有较大差异的，这是乡村社会的传统与现代两种性质决定的。

现在我们来看乡村社会舆论在浙、皖两地的变化情况。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社会舆论也在内容和机制上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相比较而言，皖北乡村变化得更明显。但是皖北乡村的变化并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的转型，只是出现了转型中的空缺状态，即旧的舆论机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乡村传统社会舆论对个人影响力特别乏力的状态，也没有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影响机制。在皖北乡村调查中，很多村民表示，“现在谁还在乎什么名声不名声？关键看你有没有本事，你有本事了，大家都会说你好，没有本事，再好的名声也没用！”在当地村民的评价中，社会舆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还有影响，但在涉及利益问题时就会失去效力。因为，在村民看来，舆论和名声一样都是虚的，唯独利益是实在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选择后者。至于说做事情是否考虑别人的评价，要看是否是利益攸关的，如果是的，就不会考虑舆论的影响。当然，如果不涉及重大利益时仍会考虑别人的评价。由此可见，在皖北，舆论的效力在遇到利益问题时已经大打折扣，要视情况而定。皖北乡村舆论影响力弱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皖北乡村人口大规模频繁流动有一定的关系。而在浙江海宁，虽然乡村也出现舆论影响力弱化的现象，但是没有像皖北那样剧烈。虽然外地人口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海宁乡村的一些习惯，但是作为本地主体的习俗、规范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仍然起着影响性的作用。而且，从舆论的内容和性质来讲，由于海宁乡村本身就具有更接近现代性的特点，现代性的变迁并没有带给它巨大的冲击，所以，其弱化的情况没有皖北那么明显。更主要的是，它没有出现舆论约束不力的状态。

综上所述，浙、皖两地乡村不仅存在地理上的区域自然环境如地理、气候、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等差异，而且在人文环境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在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社会规范与习俗、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人际互动模式与礼仪形式、人的精神信仰与社会舆论的机制及其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南、北方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意味着浙、皖两地乡村精英在生产、生活和权力运作及权威形成机制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我们将从乡村精英的构成、精英群体特征、精英成长过程及其公共行为等方面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