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两地乡村的区域概况

皖两地乡村的区域概况_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

一、皖北乡村——中原腹地中的村庄

（一）皖北乡村的区域概况及其特征

本研究前期所调查的皖北乡村位于安徽省的东北部，地处黄淮平原，是安徽省主要产粮区之一，也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区。该区域主要以低山、丘陵、平原为主，也是典型的黄泛平原^[1]区之一。该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因此季风是支配该地区气候的主要因素。冬季干寒、夏热多雨是该地区气候的主要特征。季风性气候经常给该地区带来或旱或涝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据《S县县志》记载，自清朝以来，该县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达44次之多，这还不算没有记录进去的。据村民讲述，在他们的记忆中，水灾、旱灾、虫灾、疾病、瘟疫等经常发生，几乎2～3年就会发生一次天灾。《S县县志》记载的清末以来的自然灾害如下：

道光二十二年（1842），S州大水，州百余里平地水深数尺。田禾、房屋尽没水中，天然闸、十八里闸同时开启，水如建瓴而下。

咸丰二年（1852），夏，淫雨两月，西乡、北乡禾苗尽被淹没，S州全境歉收。

…………

民国14、15、16、17、18年（1925—1929）连年大旱，麦仅薄收，秋几绝收。

…………

1949年7、8、9三月连降暴雨，数处河堤决口，造成严重水灾。

*1950年秋后，连降三次大雨，S县被淹禾苗270万亩。

*1951年7月，阴雨连绵，濉河、唐河决口，受灾农田达180万亩。

…………

1956年秋，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

…………

*1963年5月20—29日，连降十天大雨，造成严重灾害。

1966年夏，老汪湖发生蝗虫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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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秋，大水，S县北部的欧河上游决口，支河、赵台等地受灾严重。

*1986年秋，大水，老汪湖被淹严重。

*1999年秋，遭严重旱灾，无法耕种。^[2]

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该地区持续性地陷入贫困，而且，由于灾荒致贫，为了生存，许多人外出谋生，有的出苦力，有的做点小生意，还有相当一部分靠流浪乞讨为生。这造成该地区人口流动频繁、经济发展滞后。

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当地产生的直接影响有二：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破坏和落后，人民生活困难。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在当时农业生产设施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受制于自然灾害侵扰，农业往往遭到毁灭性的影响，这正如池子华教授所说，自然灾害使得淮北人民“跳不出‘生活条件压迫生产条件’的怪圈”（池子华，1994：23）。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加大了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治淮、治濉、治奎工程），灾情有所缓解，但自然灾害的威胁仍是影响该地区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引发当地乡村人口大规模的生存性流动。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农民收入微薄且极不稳定。灾荒年景，农业破产，农民为了生存，只能选择逃荒、乞讨。即使在无灾年份，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能从地里收获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需就不错了，几乎没有剩余。所以，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农民为了生存，只能外出乞讨，也就形成了当地的流民文化。（池子华，1994：47-52）

流民文化包含流民的状态及其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当流动的生活成为一种常态或者习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天然力量”会逐渐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认为人的命运和生活并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一种对自然和命运的畏惧心理从根本上形塑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抉择。而背井离乡的流浪、乞讨生活和异地风俗文化的影响也会加剧这一过程，改变着他们的价值和行为体系。另一方面，当流动成为一种文化也意味着村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的改变。当一种流动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时，一旦他们在村里稍微遇到一点困难或不如意就会心向外，偏离村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频繁的人口流动加速了宗族的分裂与解体。灾荒之年，村里少数年老体衰的因饥荒、疾病死亡，而多数人为了生存逃离家园，四处乞讨，也有少数移居他乡，以至于家族多是残缺不全的。宗族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种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当这样一种力量被打破或削弱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力就有可能被新的力量所改变。

本研究中的皖北乡村的另一个特点是历史上的战乱频繁。皖北地处素有“兵家必争之地”之称的中原大地。历史上，淮北地区的战乱与匪患也是出名的。比如历史上的“楚汉之争”“逐鹿中原”等。据《S县县志》等记载，发生在此地的战争如下：

公元前223年，秦、楚两军在S县的蕲南展开激战，秦击败楚军。

…………

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楚汉大战于濉水之上。项羽大败汉军。后刘邦、项羽逐鹿中原，S县为主战场，最后刘邦逼项羽刎命于S县东北的垓下。

…………

降至元明，S州迭遭浩劫，连年罹兵，至今民间尚传“三洗凤阳府，九洗南S州”之说。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北伐军数经S境北上。所经之处必有战事。其后，捻军崛起时，S地“从捻者甚重”。反清斗争遍及各地，屡败清军。^[3]

…………

1938年3月—1945年8月，日军开始侵占S县，S县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持续不断，直至1945年8月25日解放汪村所在的时村的战斗结束。

1948年冬，淮海战役拉开，S地为重要战场，邓小平领导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和华东战役野战军指挥部曾设于S县。战役开始后，S地一方面作为战场，另一方面又作为前方战场的军事人力、物资供应地。汪村的许多老人都曾参加过支援淮海战役的战斗。^[4]

社会史学者池子华教授在《中国近代流民史研究》中关于淮北地区的战乱、匪患有如下的描述：

淮甸自古以地险隘要著称，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从秦末农民起义开始，这里一直成为农民战争的重要战场和农民起义军、军阀、土匪杂交的温床。长期的战乱，使人民痛苦不堪，淮北流民因此而名闻天下。近代以来，中国江河日下，帝国主义入侵，军阀崛起，兵灾匪祸更为频繁。兵去兵来，耕作失时，农民“流离颠沛”，使淮北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兵灾之外，匪患也给淮北农民造成无穷灾难。1927年出版的《东方杂志》有一段较详的记载：“淮北自改国以来，土匪蜂起。大者揭竿为旗，聚众千人，有钢枪盒子炮等犀利之军械，横行乡曲，集镇为墟。每破一圩，死伤者以百计，掳去者称是；其家筹资赎回，必罄其资产之所值，名曰财神。所至大小农俱弃家而逃，佃户则与之周旋。逃亡之家，匪至必焚其庐舍，往往周围百里内，赭垣斗立，鸡犬不闻……逃亡之人，匪去归来，四壁之外，欲食无粮，欲炊无薪，又无农具以供操作，家人饮痛；斯真人世之至惨者也。小匪……出没无常，晨昏莫定。……偶一不慎，即为匪所乘；十五年中，未遭匪难者，盖寥寥可数也。”（池子华，1994：31）

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样，战乱与匪患也造成这一地区农业生产不稳定，人民生活疾苦，战乱时期背井离乡、外出流浪乞讨也是很常见的事。然而，战乱与匪患并不是绝对的，它并不像自然灾害那样不可避免，但是，战乱、匪患一旦发生，其破坏性极强，影响极其恶劣，会动摇人的信念和心理，使人产生一种恐惧感，而对人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其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说历史上的皖北乡村充满了太多的苦难，那么看看现在，皖北的乡村也有许多别的地方的乡村所不具备的优势。第一，它地处平原地区，土地平整而雨水较充沛，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为农作物的生产提供了天然的水资源保障。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加大了对河、渠、水库、桥梁、灌溉机井等水利设施的治理，皖北乡村的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耕地、土壤、水、阳光等自然条件基本上是都能满足的。除了1998年有一次较大的洪水，2000年以来该地区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所以，该地区农业生产比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加之减免农业税，有农业粮食补贴和外出务工、经商等因素的影响，乡村人的生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的满足感日益增强。第二，该地区地处交通要道，铁路、公路交通便利，人流、物流量大，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首先它是京沪线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列车在该村所在的S市停靠的达8成以上。如今又开通了高铁，进一步促进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由于调查的村庄所在的S市是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因此，公路运输也较为发达，除了有发往本市所有乡、镇、村的公路班车外，还有发往临近省、市的班车。便捷的交通条件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交通业促进了当地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该地区矿产资源较丰富、物质资料种类相对多样，这有利于地方经济依靠自己的力量内发发展。已发现的矿产有28种，其中已探明一定储量的有17种，现已开发利用的有11种，以大型矿床为主，其中朱仙庄、芦岭、淮北煤矿等全国知名。除了矿产资源外，该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种类也相对丰富，各类适合温带气候的瓜果蔬菜在该地区都有种植，而且产量丰富。^[5]这些有利的地理、气候、环境、交通、矿产、物质资料等条件为本地区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该地区农业生产链相对单一，规模效应不够，现代产业格局还未真正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内发性发展动力不足、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现代服务理念还没到位等问题突出。因此，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同在东部地区的江浙一带乡村相比还是落后了许多。

（二）皖北村庄概况

本研究所调查的皖北村庄因为地处一个名叫“老汪湖”的地方，我们把它叫作汪村。关于汪村的概况，《知识群体》已有介绍，这里引述如下，以做参考。

汪村位于S县东北105里处。传说，明代以前这里是一片低洼湖沼之地，芦苇丛生，荒凉而无人烟。由于经常遭遇洪水，这里就成为方圆几百里的自然蓄水池……无人居住。明代以后，由于明政府下令从山西移民至荒凉地带垦荒、耕种，这片沼泽之地有了移民居住。据说，最早住在此处的人是胡姓和时姓两家。后来，历届政府着手治理淮河及其这里的分支濉河、奎河，原沼泽洼地越来越小，由几百里缩小至百余里。洪水也逐步得到控制。但由于地势低洼，又处于季风气候的入侵区，因此，夏秋多雨水，并引发洪灾的年份也很多。由于这个地方是有名的蓄水湖，人称“老汪湖”，方圆几十里都知有此地。［摘自《李氏家族族谱》］（李庆真，2010：56）

汪村位于S市YQ区的东北部，地处黄淮平原，因此，其地形比较平坦，没有山地和丘陵。耕地土质属于黄泛平原低洼地带的复合土，生长能力属于中下水平。由于该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因此，雨水不均匀，常常是春夏季节雨水特别多，造成涝灾，而秋冬季节则雨水稀少，又会造成旱灾。有时候，在同一年份里，常常是双灾，前面洪水造成破坏以后，还没来得及歇口气，旱灾又来了。土地不能及时耕种，庄稼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浇灌，又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因多年失修而破败，加上“靠天吃饭”的思想还在延续，因此，自然灾害是影响汪村农业生产的重要不利因素。

汪村2006年数据显示，全村共有1971人，共有耕地260.7公顷。^[6]全村分6个村民小组，分为两大块，一大块为村庄的前半部分，主要以梁姓为主，附有胡、陈、康等小姓，它主要包括3、4、5、6村民小组（当地称“队”）；另一大块是村庄的后半部分，主要以李姓为主，附有陈、付、章、金等小姓，它主要有1和2村民小组。对于这个村庄的另一个特点，在《知识群体》一书中有如下的论述：

从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平来说，汪村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纯农业村庄，由于该村耕地数量较多（人均2.5亩）、耕地的土质和生长能力都较好，因此，就以种植业为主的村庄而言，汪村的农业收入和生活水平基本上处于中等的水平，但由于它没有任何非农产业和特色经济作物，因此，和其他非农产业已取得较大发展的发达地区的村庄相比，汪村是落后的。汪村的这种状况在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当村干部的角色和作为不符合村民的期望和不能代表村庄共同体利益时，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就会表现为较大的张力，村庄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就会被激化，并以激烈的群打群斗的形式显现出来。在像汪村这样传统资源已被破坏、传统权威已经弱化和消解的村庄，当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以私人群体之间的械斗展现出来的时候，村庄的自调节机制便无可奈何地落在了担当仲裁调解人的民间精英的身上［在汪村就是仍然具有“公共”权威的乡村知识群体］。（李庆真，2010：58）

由上可以看出，汪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和北方的大村庄一样，村里有两个主姓大家族，附加一些小姓家庭。第二，汪村是一个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村庄，非农产业不发达，或者说，几乎没有。也没有村办企业。第三，汪村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历史上多为战乱和自然灾害困扰，流浪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们特殊的流民心理和文化认知。第四，汪村由于缺乏非农产业和村集体经济的带头，村庄中没有产生典型的经济精英。体制内政治精英——村干部由于没有整合的资源并在乡村变革中逐渐失去村民的信任和权威的社会基础，因此，他们在村庄中的实际权力只是代替上级完成任务，而权威和影响力远没有民间精英那样大。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个村庄及其周边有5所学校，其中本村2所、邻村3所，2所为中学、3所为小学。由于长期的教师引进和培养，在村庄中生活着一群有着稳定职业也有一定威望的乡村教师，他们在村民中的影响力比较大，村民遇到矛盾或村庄遇到集体的事情，他们也积极参与解决。相比较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威精英。第五，汪村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整合力逐渐弱化的村庄，它是内地同类型村庄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欠发达地区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的普遍性问题。

（三）记忆中的村庄变迁

为了对皖北乡村有更深入的介绍，这部分以“回忆录”的方式描述自己所熟知的这个村庄。事实上，在前期研究成果《知识群体》中对汪村已有客观描述，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来介绍这个村庄由过去到现在的变迁。

皖北乡村是我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还留有我深刻的童年记忆，脑海中也还留有不同时期乡村的图景和生活的记忆片段。我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那是1970年代的初期，中国乡村经历了集体化的鼎盛与热情，正处于徘徊期。那是一个生活条件艰苦但又充满快乐和希望的年代。生活艰苦到吃不饱、穿不暖的程度。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和邻居们的每日三餐主要是粗粮、稀饭和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好的，平时只能吃粗粮（红薯和玉米）做成的窝窝头和花卷，加上稀饭、咸菜，就是平常人家的主食了。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会炒几个熟菜。晚上，北方人喜欢吃面条，早些年的时候，面条也是用红薯、黄豆、绿豆等杂粮做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是纯小麦面粉做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面粉做的面条，北方人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面条，因为相对于那些杂粮做成的窝窝头，面条有油有盐，有时候还会有一点蔬菜，是比较可口的饭食了。记忆中，那时候乡村人穿衣的标准是遮体、保暖，因此，夏天很多人都只穿短裤光着膀子，有的妇女在自己家里时也穿得很少。穿的衣服，最早的时候是土布做成的，大部分是自己家里做的；后来有了的确良、纤维等布料制成的衣服，人们也开始到街上找裁缝做；再后来随着农村市场贸易的发展，衣服慢慢地都是买现成品了。那时候小孩最喜欢过年、过节，因为过节可以吃到好吃的，而过年不但能够吃到好吃的，还热闹、好玩，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还会给孩子们做或买一件（身）新衣服。这是那个时候小孩最快乐的事，也是他们一年到头最大的愿望了。我很小的时候村庄里的房屋都是泥土墙麦草屋，一般是主房3间、次房2间或1间，再加上个院墙，就是一个上等家庭的居住条件了。家庭条件稍差一点的只有主房2～3间，外加一个简易的厨房，没有院墙。1990年以后，我的同龄人结婚时就开始盖更结实的平房（即一层的楼房）了。等到2000年以后，我再回村庄的时候，大多数新结婚的年轻人开始住2～2.5层的楼房了。

记忆中的村庄最初是小的，几乎是族内五服以内的家庭聚居在一起，住得稍远一点的是关系稍远一点的族内人，整个村庄三个族分别住在村庄的三个聚点。后来，随着各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宅基地的不断扩建，三个族的人都连成一片了。再后来，整个村庄向周围扩展，不同族的人开始杂居。目前，村庄居住人口的年龄基本呈现从村中心向村庄外围不断递减的特征，即村庄中心是老年人居住，在四周外围居住的人越来越年轻。原来只有几百人的村庄现在发展到1987人的大村庄，村庄的面积也扩大了近一倍。只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过去村庄里每个家庭的人都在家，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农忙还是农闲时节，整个村庄都是热闹的：农忙时，村庄里的人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农闲时，村庄更是热闹，有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打牌、打麻将的（还有一群观看的），有十几二十人聚在一起闲聊的，还有几十人聚到唱片机旁一起听评书、听戏曲的，当然，也还有一些忙着自己的家务或帮别人家里干活的。一年到头，村庄的几个据点（一般在大家经常去的某家的家门口或路上）总有一些人在早、晚饭后聚集到一起闲聊，话题多种多样，有时事新闻，有亲戚邻里的新鲜事，也有天南海北的奇闻怪事，还有来自广播、报纸或道听途说的新闻，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一般来说，大家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娱乐性的东西，气氛非常轻松，谁越能侃大山越受别人喜欢。总之，过去的村庄是热闹的，每个人的心都是开放的。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庄的人慢慢地少了起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上闲聊的人越来越少，串门的也越来越少了。

村民们说，现在平时村里除了老年人就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妇女也出去了很多，即使有一些在村里的劳动力也都是建房子的，几乎没有闲着的。据村民回忆，改革开放以后，村庄人外出的习惯大概发端于第一批外出“淘金者”，这第一批“淘金者”从事的却是不光彩的职业——“乞讨”，主要是前往福建，然后是广东等地。虽然外出辛苦，且职业也不怎么光彩，但由于有丰厚的回报，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先是年龄大一点的人，后来年轻一点的也跟着去了。这第一批外出“淘金”发生的时间大概与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地区）最早的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时间基本一致，或者说，第一批外出“淘金”与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和先发展的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村庄第二批外出的人是外出打工、经商的，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各地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大，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进城务工、经商的机会越来越多，于是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大规模外出赚钱了，有的打工，有的经商，还有的个体经营，如拉货、跑运输、回收废品、装修等。随着外出的人越来越多，村庄显得越来越冷清，没有了昔日的喧嚣和热闹，也没有了膝下儿女满堂的幸福，留在村里的老人们不经意间添了些许的孤独。留在村里上学的孩子们见到父母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上课之余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安慰的就是小伙伴们一起无拘无束的玩耍，玩到初中毕业或未毕业就融入外出打工的潮流。但是在这个村庄中，总还有一批坚守在村庄的一群人，那就是目前和曾经的教师，附近医院的医生，村庄中在附近开店、承包工程或在镇上、本市上班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乡村精英。

记忆中村子里的大多数人是友好、善良和淳朴的。在儿时的记忆里，乡村人邻里、亲戚间互帮互助、相互信任是天经地义的。那时左邻右舍像一家人一样，吃饭是端各自家的饭菜凑到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聊天，还一起听评书、听戏、看电视等。如果谁家做了好吃的，还会送给左邻右舍让他们也尝尝。那时候谁家里有什么大事情，一个村庄的人都去帮忙，后来是族内人去帮忙，再后来就是五服以内的族人和亲戚帮忙。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每个家庭都是各自忙自家的事，相互之间帮忙的现象少了；邻里之间串门的少了，串门的更多的是年龄大一点的妇女，一般也不进别人的家里，只在别人家的门口或路上偶遇时聊天；人与人之间更多了一些不确定的评判，比如，以前认为某人是个好人，现在则不确定了；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开始有了算计，即使相互帮忙也要看对方以往对自己家的态度；人际矛盾开始无端地增加，比如宅基地、田地边界的纠纷、邻里矛盾、债务往来、同胞兄弟的赡养老人问题、干群矛盾等问题日益增多。1995—1999年是矛盾的高发期，乡村人际关系越来越缺乏信任的基础，人心开始慢慢地封闭，并逐渐理性化，就连平时的礼仪往来和互助行为也有了算计。

下面来谈一下记忆中的村庄环境。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村庄有6个大湖，这6个湖虽然现在看起来并不大，但在儿时的眼里都很大，因为经常到里面游泳，在水里看湖就感觉很大。而且3个湖里长满了荷叶、菱角、水草等，因此水里鱼虾也多。村里不仅有那么多的湖，村周边、田野里还有很多河沟、小溪，还有大片的滩地、芦苇荡，是我们捉鱼、割草、戏耍的地方。那时最快乐的是就是捉鱼、钓鱼。儿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却也是快乐的，在那个融入自然的生活时代，所有的劳动都是体力劳动，需要更多的人劳动，因此那时的生活一半是参加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另一半就是玩耍，当然也还要上学。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童年是美好的，因为知道的少，所以憧憬美好未来就多了更多的空间。而那时的青少年也是“苦并快乐着”，苦是生活苦、农业劳动苦，而快乐的是业余有许多游戏、兴趣使人获得快乐。相比现在，那时候心情舒畅，人是放松的，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人与人是友好的、淳朴的、信任的，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和猜忌，所以人是快乐的。不知道这到底是自然环境使然，还是人文环境使然，抑或是兼而有之。

总而言之，在儿时的记忆中，村庄和人都是融入自然的，人的心和性情也是倾向于自然的，因此，更多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和谐和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等我读中学的时候，村庄的环境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不经意间，原来为许多村民聚在一起纳凉、休息的在村里长了很多年的老树慢慢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种得密密麻麻的小树；原来的大湖和河沟越来越狭小，而边上则多了若干小块形状各异被某个家庭所占用的菜地和田地，河、沟、湖里面的水也越来越不均匀，时而水漫为患，时而干涸见底；湖面上再也没有了荷叶、菱角和水草，浑浊的水面上游着一群鸭子，拍拍带有泥水的翅膀；原来的芦苇荡慢慢地变成杂草丛生的滩地，有的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有的被栽上了密密麻麻的树苗；田野里小路和小桥已经破损，路面已经坑坑洼洼，但是还经常有拖拉机在上面颠簸跑过。当然，记忆中慢慢破败的还有那村委会的老房子。离开十多年后，当我再一次回到村庄，记忆中的村庄几乎荡然无存，没有了原来的老房子，也没有了原来的路，新建的平房、楼房已经盖到了原来的路上和田野里。村子里不再有柳树、槐树、桑树、椿树、梧桐树、梨树、枣树和铜钱树，而是清一色的白杨树。据村民讲，白杨树是经济木材，长得快，也好卖。夏天去这个村庄，你会看到村子周围和里面到处是清一色的白杨树。由于白杨树长得高大，叶子茂密，春夏以后，整个村庄都淹没在绿色里，会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秋冬季节再走入村庄，你看到的是满目的萧条。此时的白杨树已全部落叶，剩下的全是树干和枝条，整个村庄没有一点绿色。

记忆中的村庄已经经历近30年的变化，正如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每一个变化的背后都写满了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们个人和他人的故事。故事可能有好的，也可能有不好的，不管好与不好，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无须用哪一个标准去评价或判断正确与否，但是我们需要去解读，解读它一路走来的轨迹，解读它带给我们的对变迁的思考。

二、海宁概况及地方人文精神

（一）初入海宁

初次接触海宁是在2009年的冬天，适值张乐天教授带领他的调研团队在海宁盐官镇联民村做调查。由于一直对张教授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和他与曹锦清等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两部著作及其笔下的联民村怀有崇敬之情，经熟人介绍，前往联民村与他拜会。一是想看一下书本中描述的联民村到底是什么样子，二是历史上的海宁闻名遐迩、人杰地灵，很想领略它的风貌，再就是自己一直是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对于张乐天和曹锦清两位学术前辈早已熟知和敬仰，能有机会拜会自然是非常荣幸之事，于是便欣然前往。

从杭州下沙前往海宁市区有2小时左右的路程，而到海宁盐官却只有1个小时多一点的路程，要从盐官去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高教园区非常方便。据在杭读书的海宁学生讲，海宁和杭州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基本一致，只是海宁没有杭州那么大气。对于海宁的概况及其历史沿革，1995年版《海宁市志》有如下记载：

海宁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南缘，隶属浙江省嘉兴市。……市政府所在地硖石镇。

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海宁土地上渔猎劳作，繁衍生息。……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

海宁市水陆交通便捷，邮电通信发达。……客货轮直达上海、杭州、湖州、苏州、嘉兴等大中城市。

海宁土地肥沃，河港密布，阡陌交错，沟渠纵横，自然条件优越。古时沿江盐业极盛，内地则以农业为主，辅以手工业。

海宁商业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商贸活动，隋代“土泽沃衍，商贾并凑”，明代“越贾吴商，樯舶云集”。……民国22至23年，硖石有米行百余家，年成交大米七八十万石（约合6万吨），被誉为“浙江五大米市之一”。商贸也日趋昌盛，皖北的米，苏南的布，安徽的茶，嘉湖地区的茧、丝、盐、酒、土布集散硖石。（《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概述1-6）

由以上概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海宁确实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底蕴深厚、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地方，可谓是“鱼米之乡”，让人能够想象得出，在政通人和、风调雨顺的年代这里应该是物产富饶，人们生活富裕的“人间天堂”。然而，翻一翻海宁的文献资料（如《海宁市志》），又让人觉得，海宁的历史像其他地区一样，自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等，这一片充满灵气的土地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沧桑。再查阅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宁的档案资料、当地村民的个人生活史笔记以及对当地村民的访谈资料，可以发现海宁的历史和海宁个人生活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大多是与各种各样的苦难有关，这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但是和皖北的S市乡村相比，海宁的情况要好一些。我带着这个问题的思考请教了相关专家，得到了如下解释：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由于诸多的政策和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统一推进，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整齐划一的体制和政策导向下，各地方虽然有先天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人文环境差异，却仍然无法摆脱由体制、政策和运动等人文因素所带来的普遍性的影响。或者换个角度来理解，即在一个政治主导的社会环境里，错误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可能导致先天优越的自然天赋失效，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优势效能。而当我们以此逻辑去认识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每一时期的特定政策、运动等国家意志的推行对乡村社会和乡村精英的观念、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可见，在海宁这片有着优越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的土地上，由人类导演的一幕幕历史既是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里面充满了勤劳、勇气和智慧，又是人们不断探索、寻找更适合发展道路的历史，里面既有集体决策的曲折、失误以致反复，也饱含着个人的心酸、痛苦、困惑与挣扎。

然而，当我们翻过历史沧桑的一页，走入现代化进程中的海宁，这里又呈现出了长江三角洲高速现代化的特有优势。处于杭嘉、沪杭咽喉要道的海宁，不仅现代农、工、商业发达，而且融科技、商贸、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正在形成，既有享誉海内外的海宁皮革城、海宁观潮旅游文化节、海宁民间艺术展，也有历史文化名人陈阁老、王国维、张宗祥的故居等。《海宁市志》对此也有描述：

海宁名胜古迹颇多，虽然由于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遭受较大损失，但仍有不少保存下来。庆云镇永安村郭家石桥遗址，距今约6000年，属马家浜文化，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坟桥港、徐步桥、盛家埭、千金阁、中分山、荷叶地、达泽庙、赞山等系良渚文化遗址。长安东汉画像石墓中的画像石刻55幅，乃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发现，墓中璧雕盘龙柱国内罕见。

海宁潮潮头壁立，波涛汹涌，势如万马奔腾。盐官一带是“天下奇观海宁潮”著名的观潮胜地，古今骚人墨客在此观潮后，写下了无数赞美诗篇。清高宗曾临观海台观潮，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曾到亭观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曾在七里庙海塘观潮，都有遗诗或遗迹。……近几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还举办盛大的观潮节活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引来数以十万计中外游客，促进了海宁经济发展，形成独特的“潮文化”。（《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7）

从杭州到海宁，一路上放眼望去，两边葱葱绿野，散布着错落有致的村庄、厂房和高层建筑物，既有远离大城市的祥和与宁静，又透露着现代化的勃勃生机。便捷的交通和现代化的建筑让来过或经过这里的人感受到这是杭嘉湖平原正在崛起的现代之城，既充满了现代魅力，又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因为这里既有历史上的仕宦家族，也有许多当代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等。

海宁素称文物之邦，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在2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收有130人。1989年出版的与之相衔接的《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收有48人。人才与科举、仕宦关系密切。自唐至清末，海宁共有进士366人。清代海宁陈家，“一门三宰相，六部五尚书”，簪缨科第之盛，千百年来海内数第一。（《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1187）

［在海宁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东晋学者干宝，唐代诗人顾况，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明代戏曲家陈与郊、史学家谈迁和查继佐，清代诗人查慎行，棋圣范西屏、施定庵，藏书家吴骞、蒋光煦，数学家李善兰以及清代“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陈元龙世家，近代有国学大师王国维，诗人徐志摩，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学者、训诂学家朱起凤，女作家陈学昭，戏剧家沙可夫，植物学家钱崇澍，教育家郑晓沧，书法家张宗祥，文史学家宋云彬，红学家吴世昌，漫画家米谷等。（《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概述7）

此外还有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电影艺术家史东山，版本目录家赵万里。当代有被誉为“中国爱迪生”的科学家沈鸿、香港实业家查济民、作家金庸、文物鉴定家徐邦达、书画家钱君匋、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许国璋等等。

重新翻开关于海宁的档案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海宁不仅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而且海宁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培育了海宁人特有的人文精神和地方文化，它凝聚着海宁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也蕴含着海宁人应对自然灾害、人为祸患和外界侵扰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它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每一个海宁人的思维和行为之中，又作为一种无形力量，凝聚着千万海宁人的心，成为一种精神共同体，鼓舞着每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前行。

（二）海宁文化及地方人文精神

在海宁这片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又洋溢着现代气息，充满着灵气的土地上，勤劳而富有创造力的海宁人民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创造了海宁一个又一个的奇迹，^[7]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宁文化。

认识海宁文化首先要了解其所处的大文化——越文化。越文化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延续，在古越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社会文化因子在该地区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民风、民俗和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形成现代的越文化。根据朱志勇教授的研究，当今越文化精神可概括为七种基本品质：足智而寡勇、事功而疏情、进取而求稳、求新而务实、因循而权变、隐忍而慷慨、精明而内敛。（朱志勇，2010：6）这七种文化品质基本上概括了浙江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把它用在海宁地方文化和人文精神上同样也适用。但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本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的总结，提炼出如下海宁地方文化的特点和人文精神：

第一，曾经经历的由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造成的苦难和困难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砺了海宁人坚强的意志，逆境中求生存培养了他们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性格，使得他们即使在相对优越、富足的生活条件下仍能保持勤劳、务实的民本风格。

第二，作为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南水乡培养了江浙一带的人特有的聪明和灵气，海宁也是如此。用海宁人自己的话说，就是“灵光”和“有才气”。当地人有一种说法，喜欢吃鱼的人都比较聪明，因为鱼生活在水中，水是流动的，水本身有灵性，而鱼又是游在水中自由自在，因此更有灵性，以此类推，喜欢吃鱼的人也聪明。另外也有“鱼类含有DHA，可以促进人脑发育”的说法。

第三，江南发达的商业贸易传统培育了海宁人特有的经济头脑和经商理念。浙北一带虽然自然条件优越，有“鱼米之乡”之称，但是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大，在从前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常常被生存线逼迫，所以浙江人外出闯世界的多。浙商行走全国，遍布全国商界。在一种生存压力下，浙江人被逼出一种依靠经商生存的能力，他们凭本事吃饭，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养活自己，走南闯北做生意，他们善于动脑筋，只要是能够糊口的手艺或门路，都会成为他们的谋生之道。海宁人也是一样，近代以来，外出经商的、谋生的很多。曹锦清先生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中对解放时期海宁乡村人口、土地关系的数据统计表分析时指出，解放初期海宁乡村人均土地少而且占有情况相对比较分散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外租现象，寻其原因发现，人口外出流动的现象比较普遍。但是这和皖北乡村人口在困难时期外出逃荒要饭不同，浙江海宁人外出主要是凭经商、务工谋生，不会不劳而获。

第四，沿钱塘江而居培养了杭嘉湖平原的人开阔的眼界，当遇到困境时，不被困住，视野开阔，向外发展。身处杭嘉湖平原的海宁人眼界开阔，遇到困难和逆境时会发散思维，向外开拓，这一方面来自于“平原地区的人一般视野开阔”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一般沿江、河、湖、海等水域开阔地方而居的人视野也比较开阔，困则思变，心胸也比较开阔，能屈能伸，坚忍勇毅，开拓进取。

越人善于向外拓展，尤其是沿着海路外移，或北上山东、辽东、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或南下闽、台、海南及东南亚，到处播散着越文化的印迹。（朱志勇，2010：63）

海宁人这种开阔的视野和外向型发展的思维为他们在困难时期寻找出路创造了条件。访谈中，多位被访者在谈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时，都讲了人生面临困境时外出谋生或寻找出路的故事。

第五，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人才辈出的精英传统奠定了海宁乡村精英超群的才智与非凡的表现。由前述可知，海宁是历史文化名人故里，人才辈出，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底蕴，像历史上的陈家、王家等仕宦家族，现当代的徐志摩、王国维、金庸以及当地民间传颂的名人逸事等，这些都为当地人所熟知和称道。在对乡村精英的访谈中，被访者一般都能列举出本村或附近村庄为民称道的如仕宦、乡绅、企业家、名艺人、在外做官及任公职的等精英人物及其家庭、家族的情况，并能讲述某些人、某些事的详细情况。当被问及“这些人和事对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时，多数被访者表示，名人逸事虽是很难学的，但至少是自己家乡的，值得骄傲，也鼓舞人心，有时候给孩子讲这些故事对孩子有教育意义。有个被访的原乡干部说：

其实我们的祖父和父辈有的与他们（名人）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当然很自豪啦！听长辈们讲，以前他们（名人）回来的时候还为家乡做了不少事。现在上面（上级相关部门）为他们建了故居和纪念馆，我们也荣耀，毕竟是我们这里的人，受鼓舞，至少对于我们下一代成长是有意义的。^[8]

也许这一片土地有着适宜精英人才成长的土壤，也许这里沉淀的历史文化和地方人文精神蕴含着精英人才成长的价值理念和至高追求。令海宁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名人作为一种地方名片，上面写着的名字既是一个人的成就与荣耀，也传承着海宁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凝聚着千千万万个海宁人的心，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含义。

（三）调查点——海宁盐官镇的概况

根据研究的需要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本研究选择既具有历史文化名人传统又具有海宁代表性的盐官镇进行调查。选择盐官镇作为调查点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2011年7月前往海宁调查时，适值导师张乐天教授正在海宁盐官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整理调查资料，在海宁盐官有帮他收集访谈资料的调研团队，这个队伍中有他的驻盐官镇实习的博士生，还有一批由当地人组成的调查员、联络员。这为本研究的调查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很是幸运，也非常感谢张教授提供的帮助。

盐官镇位于海宁市的西南部，位于硖石西南20公里处，南濒钱塘江，与萧山隔江相望，西连钱塘江镇，总面积2.34平方公里。（《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66）来自盐官镇政府网站的信息显示，经2003年和2004年镇、村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后，盐官镇总面积达56.02平方公里，辖15个村，1个社区，总户数15136户，总人口5.5万多人。2004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8亿元，财政总收入1.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6897元。^[9]

关于盐官镇的沿革，《海宁市志》有如下记载：

盐官之名始于西汉，盖因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会稽郡海盐县置盐官（司盐之官），遂名。《海宁地名志》引康熙《海宁县志》：唐会昌三年（843）置建宁镇，“梁开平四年（910）易建宁镇为盐官镇”。唐贞观间至抗日战争前均为县（州）治所在地。民国34年（1945）8月17日县治迁硖石镇。1949年3月还治盐官镇。是年5月20日海宁县人民政府成立，6月9日复移硖石镇，盐官为建制镇。（《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112）

盐官不仅是钱塘江大潮的观看点，而且有诸多文化名人的故居及旅游景点，

如陈阁老宅、中山亭、王国维故居等。

（四）海宁历史上的名人家族及其家系演变

如前所述，历史上海宁名人很多，既有仕宦世家，也有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家、文学家、大诗人等。在《海宁市志》中收录人物171人，其中古代62人，近现代109人（截至1990年年底）。《海宁市志》（第三十四编·人物）开篇有相关记载，参见本书“海宁概况及地方人文精神”中关于历史名人的介绍。

海宁多世家，与人才之孕育、成长息息相关。现摘录关于海宁盐官镇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精英世家——陈家、王家的介绍于下，以观其概况。

1.海宁陈家

海宁陈家以簪缨世家闻名于世。

海宁陈家靠经商发迹，第二世陈荣即以赀称雄海上，并添置大量土地。后来又经管盐业生产以及借贷、典当业，逐渐取得盐商资格，经济日益殷实，便向科举功名上发展。

至第六世出了两名贡生和两名举人，第七世陈与郊、陈与相兄弟相继在明万历二年、五年（1574、1577）考中进士，声名大著，从此登科举者连绵不绝。明代中进士者6人，清代更盛，为25人。明清两代乡试中举人者107人，秀才442人。其间，屡有兄弟或族人同榜者。明万历四十一年陈与相之子元晖、祖苞同科中进士。清代两人同科有三次，更有三人同科者两次。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陈嵩、陈世倌、陈邦彦三人同科进士；五十四年又有陈邦直、陈世仁、陈武婴三人同科成进士。科甲鼎盛，轰传遐迩。

海宁陈家仕宦特盛，明清两代官列九品以上者共192人，未入流者数百人。且多高官，位居大学士者3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11人。有“一门三宰相，六部五尚书”之称。从清顺治九年（1652）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百余年间，海宁陈家有陈之遴、陈元龙、陈世倌三人先后当上了宰相（大学士），陈之遴与陈元龙、陈元龙与陈世倌都是叔侄关系。一门三代连续位极人臣，在千百年封建史上实所罕见。

海宁陈家大多聚居于海宁县治盐官镇。该镇面积2.15平方公里，历史上人口为三万余。在此背景下，陈家的科甲仕宦盛况更显得突出。（《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1185-1186）

陈氏家族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以下两点启示：一是陈氏家族可谓是仕宦世家，从宋延续到清有几百人读书做官，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一个家族出如此多的仕宦子弟实属罕见。二是陈氏家族虽后为仕宦世家，但在此之前以经商发家，然后购置大量土地，兼营盐业生产、借贷、典当行业等，在经济日益殷实之后才向科举功名方向发展。这和皖北乡村历史上的“大户人家的读书人”发展的逻辑类似，先是以占有一定的土地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发展的最初资本，然后通过借贷或经商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然后兴家，兴家以后，家中便出现读书人，而后科举成名或成为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

2.盐官王家

盐官王家祖籍山东青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其孙沆奉召南渡，袭王爵，赐第盐官，就此定居。

王沆字元广，又字慕京，号思云。海宁地方志书中记述他俭朴清廉：身居王位，不收人情礼物，不近吹拍趋附的人，不贪图生活享受，衣服鞋袜非破旧不更换。

……王沆性喜读书，与妻舅张九成往来颇密，倡导教化，“日延集儒生，研讨坟典”或吟咏其间。一时安化郡王府成了江南闻名所在，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园中有清远楼，张九成、沈清臣、文天祥等均有题咏传世。

南宋一代，盐官王家中进士者三人：王恕、王谦、王辉。

明初，有王宾任礼部郎中，后其侄禧任河间知府，禧之孙雄，正统间（1436—1449）任后军督府经历。均系荐举，而非科举。有清一代，王家中进士者三人：王绍隆、王廷献、王宗基。道光咸丰间（1821—1861），有名医王士雄（已入志）。

王国维所属一支，“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但仍不辍诗书。传至三十二世王乃誉（王国维父），接连四世都是国学生。

……王国维、王国华兄弟俩很早就醉心于“新学”，孜孜以求，终于成才。与之同时，新仓支王敬五亦有贡献于世（三人均已入志）。

当代，盐官王家后裔中之著名人士有：词学家王仲闻（已故，有小传入志）、机械专家王慈明、药物学教授王登明、内科教授王辨明、旅美医学教授王叔明（已故）、化纤高级工程师王季明、航空航天专家王子仁、新华社记者王子雄等。（《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1995：1188-1189）

王氏家族官宦是世居盐官的本地官，而且历史上以清官著称，这在传统中国社会是很得民心的上层人士。而这一家族后代又以文学见长，更因为有了王国维而名声大振。在当地村民的评价中，显然王国维是因有故居且名声在外而妇孺皆知的，但在年长者看来，更重要的口碑还在于这一家族中的清官。因为清官涉及人品和道德，当某一家族有清官传颂并后代兴盛时，便获得了民众认可的权威和合法性，它对一个名望家族来说很重要，因为老百姓有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德、是否有人品、是否得民心。名人对当地人来说相当于一个地方的名片，意味着这个地方因有其人而被外人所认识。但是名人故居、名人逸事和名人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细节则是旅游文化的内容，它属于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事情，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有点远，好像是生活之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有荣耀就够了。

在《海宁市志》（第三十四编·人物）中，关于海宁历史上居住在或祖籍盐官的名声显赫的家系及精英人物传记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也非研究的重点，这里不多引述。现仅就阅后的启示谈几点看法：

第一，历史上在当地名声显赫的大家族及其精英人物一般的发迹都是有一定经济或政治基础的，要么是祖辈从政、从戎的官宦家族背景，要么是大家族的一支迁徙遇好时机在此地发展起来，加上个人的艰苦创业，奠定了该家族发展的经济基础（如土地、财富等），而后通过读书、科举或择机参与政事向仕途发展，经几代人努力，最后成为名声显赫的家族，随着世代繁衍，家族中便出现了同姓系列的精英人物。

第二，历史上的大家族精英素质的积累，一方面来自家庭、家族的遗传和延续，例如经济条件和家庭、家族关于子女的教育观念等，另一方面来自个人的努力和表现。在这些大家族成名的后代精英人物中，其成功的因素既有良好的家庭、家族及其他社会背景的因素，也有其自身努力奋斗的自致因素。在传统中国社会，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条件与个人读书多少是成正比例的，在有经济基础的前提下，精英的个人才智和勤奋相对于一般民众更容易转化为成功的因素。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海宁在历史上有如此多的仕宦家族和精英人物与地方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这其中包括个人自致因素，如个人人生志向、家庭教育观念和生活基本价值理念等。

第三，与仕宦家族背景的精英特质和成长方式不同，海宁历史上的非家族延续性精英尤其是民国以来的精英，专业技能和某一特长爱好在这类精英个人成才成长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虽然他们后来也有小规模的家族延续，并在后来担任过非技术性的公职，在当地获得威望和权威，但是，这类精英最早起步是以个人某方面的技能和特长为资本开始的，然后凭着非凡的技能和才华得到认可，逐渐获得权威而成名。因此，个人技能特长及才华在非家族式精英特质中是突出特质。

第四，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志中的精英人物发展轨迹也一样，历史上的精英个人成长过程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各种资源在一个人身上可以相互转化。即当某个人获得了上述资源的任何一种，很快也就会获得其他的稀缺资源。某个大家族精英延续表面上看是个人勤奋努力自致，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稀缺资源被垄断，资源在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有限。

第五，在历史上的精英身上体现出的权力、地位、声望三者是高度融合的关系，来自于官僚系统的政治权力是决定性的，它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而个人魅力和权威只有在得到正式体系认可的前提下才会转化为地位和声望，这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第六，精英的流动基本上是在上层社会范围内，很少见平民直接进入仕途，平民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精英在阶层间的流动也是很有限的。当然，靠个人努力科举成名的也有不少，但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传统中国社会，社会下层能够有条件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的毕竟是少数。还有一种情况例外的，那就是乱世出英雄的机遇获得者，但这也是极少数的。

（五）《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关于海宁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介绍

与皖北汪村周围的学校产生的时代背景相类似，20世纪中期至70年代，海宁也有一大批乡村中小学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乡村中小学教师，他们也是从村庄中选拔，然后送去培训，成为民办教师。后来有一部分分流，有的经过“转正”考试成了正式在编的教师，还有一部分后来退出了教师的队伍。

关于当时的情况，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有如下介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宁县只有3所初等学校（初中、师范和励志学校各1所）、230所小学，小学普及率不及50%。1950年代普及小学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培训乡村教师，新办村小学70余所，平均每个乡3所，盐官乡有13所：下派师范生下乡任教，各村推荐文化程度高的优秀青年走上讲台任教；1957年小学普及率达到90%，1966年小学普及率达到95%。扫盲活动深受村民欢迎，出现民众学校，盐官有十来所民众学校，晚上上课，每年3～4个月。海宁于1952年在H镇开办了近1000人参加的民校教师培训班，时间1个月，这些都成为后来的乡村民办教师。解放初的民校办学规模大，办学时间达4年，村里55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当年民校的学生，许多“土改”干部和公社干部都毕业于民校。一民校教师骄傲地说：“民校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干部。”

生产劳动影响教学，1968年下半年开始纠正，恢复正常教学，文化知识得到尊重。1961—1966年陈家场有10人考入盐官的海宁三中，1966年开始“文革”，教师被批斗、游街，设施被毁，秩序被扰乱，教学陷入瘫痪。1968年成立公社中心小学革委会，标志着乡村教育秩序开始恢复，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但是这次是盲目发展。1969年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贫管会伤害了教师自尊心，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其持续7年之久，到1976年撤销。

盐官乡从1969年起，两所完全小学试办初中，1976—1979年全乡20个中学班，全部教职工达到131人，基本来自当地农村，他们是初高中毕业生、复转军人、下乡知青，户口在生产队，拿生产队粮食，公社每月发27～32元工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大力发展产生了大批民办教师。1970年代后期调整教师队伍，剔除了10多名民办教师。“文革”时期盛传“读书无用论”。1970—1976年推行以贫下中农推荐入学制度。1978—1985年19名民办教师转正，通过自学拿到大专文凭。（曹锦清等，2001：388-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