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教的兼容性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汉以后佛道共存，唐、宋以后佛、道、伊斯兰、袄、摩尼、犹太、基督教同时共存。这种现象说明，兼容并存是中国宗教的又一特点。

（一）中国人信仰宗教的兼容性

中国人重实用轻幻想，信教主要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解决精神痛苦，而是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谁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就信谁，对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存在信仰的纯粹性问题。中国人宁愿祈求所有的神灵都保佑他们，而不笃信诸神中的一种。“灵验”的神灵，人们会趋之若鹜；相反则置之不理，甚至痛加指责。久旱不雨，且祈之不灵的话，中国人会将龙王置于街中鞭笞。中国人的佛龛供奉的未必是佛或菩萨，而可能是全神之位，祭祀祈祷也是针对空中过往的各路神灵。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异教徒有更多的宽容和理解，而不会像基督徒、穆斯林那样将异教徒视为洪水猛兽和妖孽。在中国，各种宗教信徒可以和睦相处。中国古典文学中常可以见到这种描写，《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形影不离，《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同时存在。宗教信仰的相融性在民间宗教中表现也尤为突出。白莲教本是佛教净土宗的一支，但后来杂入了摩尼教和道教因素。摩尼教在中国自称佛教，但在其中可以找到拜火教、基督教、佛教多种宗教因素。

（二）官方宗教政策的兼容性

中华民族长期共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族外移或异族迁入，中华文明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加之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适宜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儒家文明因之发达，统治者赖以作为治国之本，从而也就没有利用宗教来统一人们思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犹太民族多次被异族征服，后来流亡世界各地，若不强化犹太教的信仰则会有民族消亡的危险。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经过军事征服而创立的多民族国家，原有各国文化差异大，统治者不得不强化宗教来统一人们的精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与此有关。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某些帝王偏爱一种宗教（如梁武帝佞佛；唐初皇帝将道教位列三教之首），但总体说来，历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基本上是一视同仁，不过分抬高也不过分贬低某种宗教。中国古代官方宗教政策的这种兼容性，使各种宗教在中国基本上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很少出现过大规模的宗教徒相互残害，也未发生过纯粹宗教意义的战争。各宗教教派偶有冲突，往往也是各种社会集团矛盾冲突的一种折射。

（三）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融合

1．佛教和道教的相互影响

虽然道教曾以抵制佛教为己任，但是由于其理论远不如佛教精微，不得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东晋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汲取了佛教轮回报应学说：“恶人死者入三途恶道，道士死者生天上、人间。”（《正统道藏》第十册《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三）道士们还说原始天尊是经过多次轮回才成仙的。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曾受佛戒，临死还要求以大袈裟蒙首足。唐代道上援佛入道更甚，道士王玄览说：“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一心一念里，并悉合古今。”（王玄览：《玄珠录》）这简直是和尚们才会说的话。宋、明以后，三教合流，思想上的相互汲取更加明显，道士们高唱三教一家，全真教祖师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王重阳：《重阳全真集》）

佛教传入中国为了生根开花，也曾援道入佛。许多名僧学习神仙方术，例如名僧安世高精通望气、风水、卜筮。难怪中国人早期将佛教也视为方术，佛教徒称学佛为“学道”、“行道”，搞得有些人一度分不清佛、道。许多僧人也用道家思想解释佛教，如把涅槃解为无为，把无常视为非常，把禅定说成守一。南北朝时，已有和尚将佛道相杂，把佛像与道教神像刻于同一块碑上，称为“佛道二尊像”。唐朝佛教加速了对道教的融摄，天台宗的止观禅法与道教功法相似，名僧湛然热衷于金丹、长生不老之药。宋、元以后，佛教僧人也倡导三教归一，宋朝僧人赞宁说：“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大正藏》第五十四册，《大宋僧史略总论》）禅宗僧人所倡导的适意自如的涅槃境界和道教清静无为的真人生活可以说如出一辙。

2．各种宗教对儒学的依附，也说明了各种宗教间的相容性

自汉代始，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正统文化，其他宗教为立足中国皆依附于儒家礼教。道教初创就从儒家汲取营养，强调积德行善，尽忠尽孝。道教第一本经典《太平经》就自称以弘扬儒家伦理为己任，明确肯定三纲五常。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中自称是儒道兼修的道主，后来的道士承袭了这一传统，都大谈伦理纲常。唐朝道士吴筠在《玄纲论》中，不仅大谈伦理纲常，而且批判了那种只重清虚之道不重仁义礼智信的观点。

佛教初入中国就注重不与儒家伦理相悖，把佛经中与儒家宗法等级制和男尊女卑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故意略而不译。东晋名僧慧远将儒玄佛三家学说相融合，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明确指出儒佛学说虽异，但佛教与忠孝之道并不相悖。宗炳在《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展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宋、元以后，禅僧援儒入佛更为明显，云门宗禅僧契嵩力主糅合儒佛，认为“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性理之说“虽造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大正藏》第五十二册，《镡津文集》）。这可以说已经将儒置于佛之前了。

宋、明时期三教合流，道、佛为依附于礼教，调门唱得很高，理学的诞生是三教合流的标志。尽管理学家自称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但对佛道学说皆有融摄。理学奠基者周敦颐融摄道教思想而有《太极图说》，朱熹的“理一分殊”和“月印万川”之喻是华严宗法界缘起论的直接翻版。

不仅佛教、道教依附于儒家，其他各种教派也无例外。清朝著名伊斯兰学者蓝煦说：“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自称翻译伊斯兰经典是“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天方正学·自序》）。基督教教士利玛窦初入中国就广交儒士，研究《四书》、《五经》，并据此著书立说，发挥教义。可见，兼容性在中国各宗教的相互关系上带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