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他国“后·”小说比较

美国“后9·11”小说与其他国家的“9·11”小说都是以“9·11”事件及其引发的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它们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他国的“后9·11”小说，都拥有相同的创作背景和话题，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在见证世贸双塔倒下时一样，由于角度不同，对它的理解和描述也存在着差别。无论是美国还是国外，“后9·11”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对“后9·11”历史的补充。

第四章从主题思想、叙事策略、人物形象三方面对美国“后9·11”小说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本节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概括比较，并从中分别选取创伤、反叙事、知识分子形象三个点，从微观角度对美国与他国“后9·11”小说展开比较研究。

总体上说，美国“后9·11”小说以创伤、疗救、反思、恐怖主义、反恐战争、末日情节、社会改革等多元主题为主，或批判现实，或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和见解，形成“后9·11”小说多元主题特色。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主题除了有与美国“后9·11”小说相似的主题如创伤外，更多的却是有关种族歧视、身份认同、族裔关系等方面的主题。

在叙事特色上，美国“后9·11”小说叙事风格多样，既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并置叙事、元叙事、图像叙事，也有以时间为线索推动情节发展的现实主义叙事特色。从小说类型上看，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有侦探小说、讽刺喜剧、漫画小说、科幻小说、儿童小说等。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类型比较单一，以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为主，但有的也融入戏剧独白、元叙事、书信体等叙事方式。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美国“后9·11”小说中人物众多，有各类创伤患者、恐怖分子、教师、社会改革家、战争投机商等等。在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中，人物形象比较单一，主要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少数族裔知识分子。

下面分别选取创伤主题、反叙事特色、知识分子形象对美国与他国“后9·11”小说进行比较分析。

一、个人心理创伤与民族文化创伤

创伤是“后9·11”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但由于美国和他国“后9·11”小说中的创伤主体不同，叙事角度不同，创伤叙事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美国的“后9·11”小说中，创伤主体大多是遭遇“9·11”袭击后的美国人。他们有的因亲历灾难而遭受心灵上的痛苦，如《坠落的人》中的幸存者基斯、弗洛伦斯。有的因失去了亲人而感到悲伤，如《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奥斯卡。

这些心理创伤群体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如失眠、迷茫、焦虑、恐惧、悲伤、麻木、愧疚等复杂情感，具有哀悼或抑郁等创伤症状。心理创伤让个人束缚在过去痛苦经历的回忆中，个人生活常规被打破，精神陷入混乱状态。

奈尔·史美舍（Niel Smelser）提出了“文化创伤”的概念，认为“文化创伤是一种被相关的群体成员接受并公开认可的记忆。唤起记忆的事件或情形充满负面影响，这影响难以磨灭，并威胁到社会存在或违背了一个甚至更多的社会基本的文化预设。”他认为“文化创伤标志着某一群体身份的迷失，或者社会结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与心理创伤相比，文化创伤更强调创伤事件导致的个人身份意义的迷失。”^[24]

美国之外的“后9·11”小说中，也不乏遭受创伤的心灵，但他们的创伤脱离了个人心理创伤而上升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创伤。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怀着无比惋惜和遗憾的心情向一个陌生的美国人缓缓述说着自己在美国的遭遇。“9·11”前，努力奋斗的昌盖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与收入颇丰的美国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签了约，受到上司重视，并被委以重任。他意气风发，事业蒸蒸日上。束缚他的族裔身份被解禁了，他抛开所有的疑问，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心无旁骛地投入他喜欢的工作。在代表公司去菲律宾洽谈业务时，才华出众的他毫无愧色地以一个美国人自居。在美国，他自信满满，为自己是美国社会一个成功的巴基斯坦人而感到骄傲。他穿着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服装，自由出入人流拥挤的车站、广场、商店，出席顶级豪华派对，从不会引来人们异样的目光。

但好景不长，“9·11”事件爆发后，他的境况急转直下。他被当做“疑似恐怖分子”，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检查，无端被怀疑，这引起了他的不满甚至敌对情绪。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和反抗，他执意蓄起了大胡子，这给他招惹了不少麻烦。以前的同事渐渐疏远了他，青睐他的上司也疏远了他。最后，他被公司解雇，被爱人抛弃，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巴基斯坦。

他的人生由于“9·11”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无辜的他仅仅由于自己是个巴基斯坦人而被美国拒绝，昔日引以为荣的身份的失落，使他承受了文化创伤。一种被遗弃和羞辱的感觉即将把他变成一个“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反恐战争拉开序幕，对无数像昌盖兹一样的阿拉伯裔人而言，在美国寻梦的“纯真年代已经随风而逝”。^[25]昌盖兹的创伤是一种超越医学概念的文化创伤，是一个迷失了民族和文化，寻求自我身份意义和价值的形象。

无论是美国“后9·11”小说，还是他国的“后9·11”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构建了“后9·11”时代的创伤叙事，但由于创伤主体不同、叙事角度不同，引发读者的思考也迥然不同。将两者结合起来阅读，不无裨益。

二、反官方叙事与反美叙事

前文提到，美国“后9·11”小说呈现出反官方叙事和反传统叙事特色。这里的“官方”显而易见指的是美国官方。如《特别响，非常近》中，通过对遭受德累斯顿轰炸而失去亲人的平民老托马斯·谢尔夫妇心理创伤的描述，作品对美国官方宣传中的恐怖主义提出了质疑。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是恐怖主义”的问题。《反美阴谋》通过虚构美国二战期间的历史，借虚拟美国总统与德国纳粹合谋，对犹太人实行种族大屠杀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思考，质疑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厄普代克则更是以《恐怖分子》为名进行创作，通过描写美国本土的阿拉伯人因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原本普通的穆斯林被迫走向极端道路成为“恐怖分子”的过程，批评了“后9·11”时代美国政府偏执的对外政策和舆论宣传。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几乎所有涉及此主题的美国“后9·11”小说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反对立场。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了美国“后9·11”小说的反官方叙事特点。

与此相似，在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中，很多涉及同类主题的作品，不仅表现出对美国政府的反对意见，还对美国社会文化中的某些不恰当现象提出批评。由于角度不同，语境不同，范围更大，它们被称为“反美叙事”。

《星期六》中的主人公贝罗安面对反对伊拉克战争游行队伍时，他的态度曾犹疑不定。一方面，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下善良的选民断不可能允许他们的政府入侵别的国家。”^[26]另一方面，当亲眼目睹了一位伊拉克古代史教授被实施酷刑而留下的伤疤时，他对于这场“无论联合国同意不同意，都已经在所难免的战争”感到“迷茫和不确定”。但当他真正面对入室威胁他及家人性命的恐怖分子巴克斯特时，他选择用理智的和谈来化解僵局，解决危机。最终由于贝洛安女儿黛西吟咏的一首诗，“如同施了魔咒一般”，在瞬间扭转了身患不治之症、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歹徒巴克斯特的情绪，使他放弃了行凶行为。因为“诗歌触动了他的心灵，让他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渴望是如此热切。”^[27]恐怖分子巴克斯特最终放弃了恐怖威胁，而贝洛安也决定不对他提出起诉。一场危机和平化解。因为贝洛安相信“世上永远都有危机存在，伊斯兰恐怖主义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就像近年来的其他战争、气候变迁、国际贸易所牵出的政治纠葛，以及土地和淡水资源匮乏、饥饿、贫穷等等其他问题和危机一样，早晚都会成为历史。”^[28]《星期六》通过文学想象叙事，以文学艺术作为沟通的桥梁，化解了危机，表达了作品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态度，以此表现出小说的反美叙事特点。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反美立场。作品通过描述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迥然不同的处境，对美国政府将“9·11”危机泛化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对所有的穆斯林都妄加揣测和怀疑，导致美国甚至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盛行的现象提出警示和批评。“后9·11”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扰乱了像昌盖兹、艾哈迈德这样一些生活在美国，安分守己、追求个人成功的普通穆斯林的生活，给他们的心理蒙上了阴影，迫使他们对自己几乎被全球化淡化的民族身份进行重新定位，走上极端主义道路。《恐怖分子》和《拉合尔茶馆中的陌生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恐怖分子》中，“后9·11”时代的艾哈迈德思想的转变是作家通过跨文化想象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与《拉合尔茶馆中的陌生人》中的昌盖兹相比，后者更深刻、显得更真实。这与深切体验了美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文化的作家哈米德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9·11”前，昌盖兹热爱美国，尽心尽力为美国公司服务。“9·11”后，由于自己的族裔身份，他被公司解雇。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从一个热爱美国的人，成为反对、憎恨美国的人。在他即将“不情愿地”成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时，他和一个疑似特工的美国人在巴基斯坦相遇，他邀请这名疑似特工在拉合尔的一家茶馆里喝茶。将他的苦闷、忧虑和希冀一股脑地说出来，他希望通过对话沟通消除偏见，取得理解，能使美国有所警醒。因为在昌盖兹看来，“后9·11”时代美国的反恐战争，从某种程度上反而壮大了恐怖主义的队伍。这从昌盖兹自身的经历可以得到印证。他在美国学习、工作，这些经历拓展了他的视野，提升了他的能力，也丰富了他的阅历。如果继续待在在美国，他可以如鱼得水，继续他的美国梦，服务美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后9·11”时代的美国不能容纳他这样的人。感受到被羞辱、被拒绝的滋味后，他不得不回到巴基斯坦，回国后，他选择大学老师作为职业。他很快显露出了自己出众才华，并且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获得了在大学校园里一呼百应的非凡能力。假若他把美国的骄傲和自己受辱的情绪传达给热血沸腾的青年，反美的力量会得到加强，他自己也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原教旨主义者。正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言，“这更加剧了人为的东西方矛盾。于是，该受惩罚的恐怖分子反而因此将一切玩于股掌之中。”^[29]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排外政策，反而助长了世界的反美力量。

两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表现了“后9·11”小说的反美叙事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与他国“后9·11”小说都不同程度采取了反美立场，但相比之下，美国“后9·11”小说反叙事的表述方式上更自由、更多样。如《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用讽刺漫画的形式，《布鲁克林的荒唐事》用黑色幽默的语调调侃美国政府行为，这在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中并不多见。

三、焦虑的“自省者”与痛苦的“漂泊者”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作为作品主题思想的传声筒，共同构建了“后9·11”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

在美国“后9·11”小说中，有《坠落的人》中的美国大学教授妮娜·巴托斯，《恐怖分子》中的中学历史老师杰克·利维，《自由》中的沃尔特·伯格伦德等。在其他国家的“后9·11”小说中，有《星期六》中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砖巷》中的查努、哈利姆，《地之国》中的汉斯，《拉合尔茶馆中的陌生人》中的昌盖兹。

《坠落的人》中，美国大学退休教授妮娜·巴托斯和真实身份为西德恐怖组织成员的马丁之间关于美国遭受“9·11”袭击原因的对话，可看作是两种文明、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代表美国主流社会观点的尼娜认为，东方国家“没有解放人民，没有推翻独裁者”，正是由于东方国家的独裁统治和封闭保守，导致东方远远落后于西方。当落后、弱小的东方面对进步、强大的西方时，他们便感到恐慌，这种恐慌，驱使他们对美国发动了袭击。而“他们生活在一种封闭的世界中，是他们选择的，具有必然性。他们没有进步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希望——或者说并不尝试——去做。”从某种程度上说，妮娜的分析虽然尖刻片面，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代表恐怖分子的马丁则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他认为“一方是拥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军队、情报机构、城市、法律、警察和监狱。另一方只有一些愿意去死的人。”一个富有、强权的国家面对一群绝望的“恐怖分子”，而这种非对称性的对抗之所以发生，是历史、政治、经济原因造成的。虽然“他们使用宗教语言”，但“这并不是驱动他们的力量。”在这里，作品借马丁之口，驳斥了“9·11”事件源于“文明冲突”的论调。认为美国在中东霸权主义政策、军事干涉和经济掠夺迫使当地人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才是“9·11”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

作者通过虚构人物之口，代表“恐怖分子”发言，表达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真正的东方持何种观点呢？

让我们看看《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大学老师昌盖兹的观点。昌盖兹正在为他的美国公司卖力地工作时，“9·11”袭击事件发生了，小说中写道：“当看着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塔轰然倒下时，我笑了。”虽然昌盖兹赶紧对自己的“卑鄙”行为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他承认，他的“第一反应确实是感到很开心。”^[30]原因在于“整件事的象征意义：有人用如此明显的方式让美国弯下了膝盖。”^[31]正如妮娜的反应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一样，昌盖兹的反应代表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人们对待“9·11”事件的态度。土耳其作家、奥斯卡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曾描述过自己第一次通过电视看见“9·11”袭击时的经历：“飞机撞上第二座楼后，土耳其咖啡屋里一小群人在愕然沉默中，目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在眼前闪过，但他们似乎并未被眼前的景象打动。”而他自己因为无法忍受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一切，希望找到一个和他有同感的人诉说时，却碰到一位邻居对他讲“奥尔罕先生，你看到了吗？他们轰炸了美国”，并且加了一句，“炸得好。”在帕慕克看来“有过如此激愤言辞的人，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32]对于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而言，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遭受袭击，对他们而言，“9·11”袭击使得一种被压抑太久的情绪得以释放，一种积存已久的耻辱感得到宣泄。昌盖兹的叙事，反映了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想法。

美国“后9·11”小说与他国“后9·11”小说除了共享创伤、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等主题外，它们各自都有一些独特的主题。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后9·11”小说中，“末日情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主题。如后启示录小说《路》的创作和它引起的巨大反响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样的主题在他国“后9·11”小说中是很少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美国作家作为受害者一方，对面临死亡的威胁时的感受是其他国家的作者难以体会的。“9·11”袭击的恐怖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世界末日，这一点很多美国人感同身受。如美国哲学家博拉朵莉在谈到“9·11”事件时说，“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件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某种类似于世界末日的东西。”^[33]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作者受不同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在基督教文明主导下的美国，作家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圣经》启示录预言的影响。在《圣经》的最后一部预言《圣经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s）中，描绘了一场规模巨大、惨烈无比而又波澜壮阔的正邪较量和人类劫难。这场劫难也被人们称为“世界末日”或“最后的审判”。美国作家们以此为主题创作“后9·11”小说，也是在情理之中。他国的“后9·11”小说，特别是基督教文明以外国家的小说家，则是从旁观者角度出发，更多地关注在“9·11”时代，少数族裔特别是阿拉伯裔人在美国遭受的歧视和身份认同危机。

《地之国》中的叙事者，34岁的汉斯来自荷兰。“9·11”前，他是纽约一家商业银行的经济分析师，在业内小有名气。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9·11”袭击事件发生了。不久，他所从事这一行业便“失去旧日光环，名声开始发臭”。他自己也和其他少数族裔人被集中在切尔西饭店。他们工作无门，生活困顿，开始精神萎靡，日渐消沉堕落。他悲哀地意识到：“我们寻常理解的美国一点都看不到”。^[34]他最终随妻子和儿子回到了伦敦。但即便在伦敦，他也恼火地发现，英国人也是带着“仿佛是对待小丑的心态”对待他。无根、漂泊的感觉让他再一次黯然神伤。

当汉斯第一次和恰克见面时，恰克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人，但他的女朋友马上戳穿了他的谎言，告诉汉斯，他来自特立尼达，这让恰克感到非常尴尬。但他毫不气馁，以“纽约板球俱乐部总裁”的身份继续追逐着他的美国梦。在四处碰壁、经受挫折后，他不得不承认：“在美国，我们没有归属，我们是个笑话……没人注意到我们，我们就像隐形人一样”^[35]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梅梅德·塔斯皮纳尔，来自土耳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读研究生。在纽约住了好几年，是个“毫无心计的人”。他眷恋着美国，因为自己身处美国而感到信心十足，他说“纽约城是世界上唯一能让他做回自我的地方”。但“9·11”之后，他的房东把他当成恐怖分子，说他吓到了其他房客，因此把他赶走了。心灰意冷、没有出路的他“活在一种病态的混乱当中”，^[36]渐渐变得行为古怪，似乎得了“天使魔症”，给自己买了四五套“天使服”，无论什么场合，他总是穿着他的天使服。无法融入美国，自己民族身份已经失落，当他的母亲表示要将他带回土耳其时，绝望的他感觉到没有了出路，竟跳楼自杀了。

《地之国》细致地描绘了少数族裔在“后9·11”时代美国社会的境遇。他们在追逐美国梦、试图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同时，自身的传统文化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当美国梦破灭时，他们的精神信仰面临着危机，成为一些没有根基、没有身份、没有归属的精神荒野中的流浪汉。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昌盖兹，学业优秀、工作出类拔萃，本来前途无量，却因为在“后9·11”时代的美国，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从此陷入孤独和迷茫。是继续在美国打拼，成为一个美国人，还是回到祖国与亲人身边，和自己的穆斯林同胞同心协力来抵御曾经给予他知识、使他获得自信和力量的美国？这是面临现实困境必须要做出的选择。虽然昌盖兹最终选择回到了故乡，但对美国仍抱有无限的希望。作品通过昌盖兹对一个美国人的“独白”，充分展现了他在美国和故土间艰难的选择和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困惑。

《砖巷》中的男主人公查努，正如他的名字“Chanu”所指涉的意义一样，是“一个满怀雄心壮志”，想要在英国获得成功的人。他看不起和自己住在同一街区的孟加拉移民，因为他们是“非法偷渡来的农民，没有受过教育、思想封闭、没有雄心壮志。”^[37]查努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他有孟加拉达卡大学和英国不列颠大学的双学士学位证，有学术前景，希望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大学教师。他还有更远大的抱负，做着美梦，盼望着有红地毯为他铺开，他“要进内政部，要做首相的私人秘书。”^[38]他给自己定下两个许诺，第一，要成功，第二，成功之后回家。虽然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直期待着光明的前途和社会地位，但事与愿违，他始终被排除在英国主流社会之外，得不到他所希望的成功。最后只好靠开出租车挣钱养活家人。最终他不得不带着满身疲惫，心灰意冷地回了孟加拉，悄无声息地过起了普通孟加拉人的生活。

在非美国“后9·11”小说中，以汉斯、昌盖兹、查努为代表的主人公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该成为谁”的身份认同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身份认同在较深的层次上关系到文化认同问题，在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当今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文明的撞击。“后9·11”小说中的少数族裔主人公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具有普遍性，是所有人正面临的困惑和选择。

前面几章将单部美国“后9·11”小说集中起来，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到了美国“后9·11”小说在主题、叙事方式、人物形象方面的类型化特征。本章将美国“后9·11”小说置于全球背景之上，比较美国“后9·11”文学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后9·11”小说之间的异同，以期拓宽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视角，开阔分析人物形象的思路，帮助人们寻找文学作品文化价值新的切入点。

【注释】

[1]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5页.

[2]“Fiction prize won by 9/11 novel”，BBC.com，Wednesday，27 April，2005.

[3]Publishers Weekly 219.January 24，2005.

[4]莫妮卡·艾利：《砖巷》，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5]莫妮卡·艾利：《砖巷》，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6]莫妮卡·艾利：《砖巷》，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7]“Man Booker”，The man booker prize.com.Retrieved 26 August 2011.

[8]Hosking，Patrick，Wighton，David（5 January 2008）：“The 50 greatest British writers since 1945”，The Times（London）.Retrieved 1 February 2010.89.

[9]“The Pathos of Exile”，TIME，18 August，2003.

[10]“My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Powells Original Essays.

[11]Man Booker Prize-Prize Archive（2007）.

[12]Anisfield-Wolf Book Awards-73rd annual winners announced.

[13]Mohsin Hamid wins 2008 South Bank Show Award.

[14]The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 List，29 April，2007.

[15]Taking a hermit to a party and letting him dance Dawn.

[16]BBC Radio 4 Book at Bedtime 22 April 2011.

[17]“Tulane University Reading Project”，Tulane Official Website，28/09/2009；St Andrews’Booker Prize Project”，St Andrews Official Website，01/06/2009；“Washington University Freshmen Reading Program”.

[18]“‘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Opens Venice Film Festival”，Screen.30 August 2012.Retrieved 3 October 2012.

[19]“Joseph O’Neill，The New Immigrant Experience”，NPR.26 November 2008.

[20]Garner，Dwight：“The Ashes”.New York Times（18 May 2008）.

[21]Webb，Justin：“Obama Interview:the transcript”.BBC（2 June 2009）.

[22]奥尼尔·约瑟夫：《地之国》，方柏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3]奥尼尔·约瑟夫：《地之国》，方柏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24]王丽丽：《〈不一不仔〉中的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研究》，《科技信息》，2012年，第30期，第193-193页.

[25]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夏欣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26]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夏欣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27]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夏欣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33页.

[28]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夏欣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29]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4页.

[30]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31]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32]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　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4页.

[33]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1页.

[34]奥尼尔·约瑟夫：《地之国》，方柏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35]奥尼尔·约瑟夫：《地之国》，方柏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36]奥尼尔·约瑟夫：《地之国》，方柏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37]莫妮卡·艾利：《砖巷》，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38]莫妮卡·艾利：《砖巷》，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