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小说创作分期

“9·11”恐怖袭击之后，随着此次事件对美国乃至全球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各领域影响的不断显现与扩大，包括小说家在内的美国社会对事件的态度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

“9·11”事件发生之初，人们的普遍反应是恐惧、惊愕、麻木。随着“9·11”事件在时间上的远离，人们渐渐从噩梦中清醒过来，感受到了心灵的巨大创伤，开始接受“不可能”的现实，并冷静下来思考事件本身的意义、原因和它所产生的影响。

与之相应的，美国“后9·11”小说的创作也经历了阶段性变化，从作品主题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2001-2003为第一阶段，短暂的沉默期；2004以后为第二阶段，多元话语爆发期。这一点从以下笔者统计的“美国‘后9·11’小说创作年表”可以看出来。

一、沉默期

从创作年表（表2）可以看出，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至2003年，对“9·11”事件做出回应的文学作品不多见，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们好像无动于衷。除了零星的几部作品之外，美国小说界几乎表现为“失声”状态。大多数小说家们在第一时间没能做出实质性的反映。之所以出现这种沉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表2　美国“后9·11”小说创作年表

（一）震惊让作家变得“哑口无言”

“9·11”事件是自1812年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外国势力侵袭。1812年的美英战争，是在美国向英国主动宣战后发起的战争。虽然由于准备不充分，英国军队曾经一度攻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是美国首都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但持续了三年的战争最终以美国方面取得胜利结束。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战争为美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望，使美国民众爱国热情高涨。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941年，日本皇家军队成功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造成了近3000人伤亡，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但位于夏威夷岛上的珍珠港距离美国本土约2000海里，偷袭对美国民众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2001年9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遭到了来自空中的袭击，这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头号世界大国的中心城市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攻击，令美国人大为震惊。巨大的打击使得美国人变得目瞪口呆，无法迅速冷静下来。法国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接受美国哲学家博拉朵莉采访时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发生了一件事，但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和事件本身的意义让人不可言说，难以形容……这件事超出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1]小说家们更需要时间来缓缓神，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需要时间来理清头绪，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伤痛使得作家们“无法言说”

实践经验证明，当人们遭受异乎寻常的痛苦事件，通常会导致心灵和精神遭受强烈伤害和刺激。这种伤害和刺激能够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让人产生麻痹感和无助感。这种“超出一般常人承受能力的事件”^[2]对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伤害，便被称为心理创伤。当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遭受心理创伤，我们便称之为集体创伤。历史上的集体创伤事件屡见不鲜，如二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等等。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成为了美国人的集体创伤事件。

美国作家作为灾难的受害者，经历了心灵的创伤，承受着巨大的伤痛。“创伤事件是冷冰冰的，无法言述”，作家们需要时间包扎伤口，从创伤导致的麻木情感中恢复过来。正如朱迪斯·赫曼（Judith Herman）所说，“有些暴行太过恐怖，以致让人面对它时由于震惊而变得哑口无言，无法诉说。对于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怀疑它的真实性，拒绝接受面前的事实。”^[3]美国作家作为灾难的见证人，了解灾难，接受现实，言说伤痛，其创作也需要一段心理沉淀过程。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创伤的特征之一是“延后”（afterward-ness），卡西·卡鲁思（Cathy Caruth）也认为创伤性事件“在始发之际并没有被吸收和体验”，具有一种“延迟性”（belatedness）（Unclaimed Experience 11）。“9·11”恐怖事件导致了集体麻木，此时，“沉默也许是最好的回应。”^[4]

（三）困惑让作家们保持了必要的冷静和克制

二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学家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宣称：“在奥茨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美国犹太作家，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泰·罗斯鲍姆（Thane Rosenbaum）在“9·11”事件后不久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会触碰世贸中心以及它的悲剧，我不会写它，也不会谈论它。”^[5]

出乎意料的“9·11”袭击事件，普遍让美国人感到恐惧和不安。他们不禁要问：“谁袭击了我们？”“他们为什么袭击我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袭击还会发生吗？”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美国政府也面临一系列措手不及的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一时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6]美国政府没能在第一时间内给出官方的说法。人们对整个事件的始末还无法廓清。作家们感到困惑。不知道怎么说。2001年10月，美国政府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得到了扩张，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很多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遭到监禁，持异议者遭到压制，政府情报部门眼中的嫌疑分子被绑架、折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谋杀。^[7]大多数美国人处在保卫安全与捍卫自由的矛盾争论中。2002年10月，作为对“9·11”事件的报复，美国政府及其盟国出兵攻打了阿富汗；“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出台的保护公民安全、打击恐怖势力的一系列法令和措施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在理查德·格雷看来，作家们“并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因此表现出冷静与克制。”^[8]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说，面对“九月的亡灵”，她“不知说什么好”。^[9]显然，不断被重复使用的“无话可说”，正表明了作家们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时的冷静与克制。因为“他们心中所想，似乎远远超过语言所能承载的范围。”^[10]如果轻率地将“9·11”事件作为小说题材，不仅会削弱它的意义，也会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9·11”事件以来各种媒体对恐怖主义连篇累牍的报道，强迫人们觉得，恐怖不但没有成为过去，而且更成为一种将来的可能性，对灾难事件的强化叙事使遭受创伤的心灵雪上加霜。在此期间，只有零星的作品问世。如2002年出版的关注儿童心理创伤和疗伤的“穿越小说”《亡灵》，影响不是很大。

2003年2月出版了科幻小说《模式识别》，他的作者是生活在加拿大的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1948——）。据说，这部小说于2001开始创作，在“9·11”事件发生时，他已经写了100多页。“9·11”事件发生后，他曾一度搁笔，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作品。在这部作品中，“9·11”事件被作为一个隐喻，以图画形式出现，标志着20世纪向新世纪的转变。

皮特·哈密尔（Pete Hamill）的《永生》（Forever 2003）讲述的是一个爱尔兰移民的故事。小说中写道，如果这个爱尔兰人不离开曼哈顿岛，他将获得永生。哈密尔在2001年9月10日晚11点多完成了这部故事的写作。但在第二天正当他要把手稿交付编辑时，“9·11”袭击事件发生了。于是，他用一年时间修改了这个故事。结果，“9·11”袭击在故事中被描述为纽约历史的终结。^[11]

总之，对作家们而言，写什么？如何写？都是他们需要时间思考的问题。对读者而言，他们也需要一个心理接受过程。无论是公共话语还是私人阐释，都需要照顾到美国民众的情绪。尤其是那些灾难中的幸存者和失去亲人的人们。对灾难反复、直接的表现无异于给他们流血的伤口上撒盐，非但不能减轻他们的悲痛，反而会使其痛上加痛。因此，“沉默是最响亮的声音。”^[12]暂时的“搁置”也许是一种最合适的方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二、多元话语爆发期

“沉默也许是唯一正确的回应，但沉默并不是真正的选择。”创伤理论家卡西·卡鲁斯说，“不说是不可能的。”^[13]沉默中蕴含着困惑、蕴含着愤怒、也蕴含着思考。时间足以磨灭很多人的记忆，但对于美国人而言，“9·11”的伤痛才逐渐显露出来，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受伤后，伤痕不会马上显现出来，总会得到过了一段时间，才会显出伤痕。心理创伤更是如此。

在突如其来的袭击发生的时刻，“他们正在做什么，每一个纽约市民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华尔街上的律师和出租车司机，零售商人和和百老汇演员，看门人和大学师生——所有人都憋了一肚子话要说”。^[14]经过短暂失语期，自200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后9·11”小说开始涌现。众多美国作家们纷纷出版作品，发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声音，向读者呈上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9·11”事件带给美国社会的转变，积极表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是一种内化了的表达需要。2004年出版的德米勒的《夜幕降临》，对甚嚣尘上的“9·11阴谋论”作出了回应。著名漫画家阿特·斯皮尔伯格，创作了图画小说《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终于将其个人历史与连环漫画的历史合二为一”。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虚构了美国1940年至1942年的一段历史，描绘了美国犹太人在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影统治下的另一种命运，暗示悲剧历史有可能在未来重演，映射了“后9·11”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警示意义。临近9·11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后9·11”小说创作与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作家们讲述“无法言说”的故事，表达沉默与言说之间的悖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与下列因素有关。

（一）作家们逐步走出精神创伤，勇敢面对现实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对这样的历史事件和因此而引发的变化充耳不闻，装作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特别响，非常近》的作者福尔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在《特别响，非常近》述及‘9·11’事件对你来说是否是一种冒险？”他回答道：“不写‘9·11’是一种更大的危险。作为一个纽约人、一个作家，对发生在眼前，触及自己灵魂的事情避而不谈才是一种危险。”^[15]他还借作品《特别响，非常近》中的人物之口说：人总不能像自己的宠物猫那样“只知道睡、吃、上厕所，”那样的话，就“没有存在的理由”。^[16]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叙事者说：“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思虑出一条重新开始生活的路子，即使我活不了多久，我也得做些事情，而不能光坐着等死……我得使自己忙碌起来，我得干些事情，不能老呆坐着。”^[17]

对于“9·11”事件中的无辜死难者而言，他们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着自己的家人、朋友，有自己的事业、梦想和憧憬。从天而降的灾难，使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机会讲出自己精彩的故事，没有机会说出没来得及说出的爱。对于幸存者而言，幸存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残酷的记忆让他们不堪重负，愧疚感深深地困扰着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代他们受过的替罪羊。在他们看来，生存成为苟活的代名词。甚至对于那些台前幕后的恐怖分子而言，人们想知道他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以致他们会背叛他们所信仰的神的意志，去“以命换命”，残忍地剥夺那些他们素不相识的无辜的人的生命。对于作家而言，写作本身显示见证的力量，是一种见证的方式、一种思考的形式，也是参与讨论的一种方式。

（二）“9·11”事件后美国的内政外交及伊拉克战争

“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来支持反恐行动。《美国爱国者法案》由于涉及美国公民隐私，受到争议。支持者们认为，为了揭露与遏制恐怖主义的阴谋，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美国公民不受激进的恐怖分子的威胁，监视的权力还需要放得更宽。如果普遍的秘密调查意味着放弃民主自由，也应当接受。但与此同时，批评者们则认为，过于宽泛的权力会侵犯民众的个人隐私，《美国爱国者法案》是对民主自由的直接伤害。而多数美国人则保持中立。一方面，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动荡的世界加强国土安全，但所采取的措施必须适当。对《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态度，也引起了作家们的关注。他们的观点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得以表述。

如《坠落的人》中的主人公里昂表达了对《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反对态度：“自从9月的那一天后，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为公开的东西。受到影响的群体倾吐心声，孤独夜晚的心灵回响着强烈抗议声音。”^[18]对于另外一个人物——恐怖分子哈马德——而言，这种监视活动早在“9·11”袭击前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在他看来，“并非他们要那样干（指实施恐怖袭击）。（美国）政府手里掌握着被监视者的名单，拥有秘密特工人员……世界上的强势人群，控制着我们的世界。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这一点。”美国政府的秘密监视使他们“感受到密谋的磁场效应”，而“密谋使他们的关系空前密切。因为密谋关闭了世界，只留下一条视线：在那里，一切东西都汇集到一点。存在着命运的要求……存在着死亡发出的誓言——最强烈的要求，最高层次的圣战。”^[19]被监视、被控制的处境让他们感到屈辱，而要改变这种屈辱处境，只有听从“命运的召唤”，以死反抗。

“反恐战争”的全面展开，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布什政府利用极端的言辞展示反恐决心，迅速使美国人凝聚起来。新闻媒体改变以往对政府言论行为的质疑，积极为政府发动战争做宣传。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行动不到位，就会被看做“异端分子”。反战者被扣上了“失败主义者”或者“绥靖分子”的帽子。^[20]布什政府用煽情的语言夸大美国受到的威胁，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一场没有范围和期限、定义模糊的“反恐战争”，而不允许人们对其加以批评，不允许人们有任何道德上的含糊。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言论越来越站不住脚。美国一步步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美国士兵伤亡数字不断增加、虐囚丑闻不断曝光、联合国武器调查小组调查结果公布，证明至少在“9·11”恐怖袭击之前，“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社会开始质疑战争的必要性。这一切，都成为美国作家笔下的话题。

（三）“9·11”事故调查报告及其他相关记录

2004年7月，“9·11”调查报告公布发行。大量“后9·11”小说的涌现与这些因素不无关系。对“9·11”调查报告所说的，他们或者相信，或者不信，或者半信半疑。总之，“9·11”调查报告为作家们提供了发声的依据和平台。

2007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的纪实作品《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一书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劳伦斯·赖特经过5年的研究和数百次采访，足迹遍布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富汗、苏丹、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美国。他以开创性的眼光全面记述了导向“9·11”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9·11”事件的台前幕后，尤其是“基地”组织过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与美国的怨仇渊源，其宏大的历史背景跨越了半个世纪，对认识美国“何以走到9·11”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书中含有大量的信息与深入的见解，能帮助人们更明智、更有效地应对持续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后9·11”小说在“9·11”五周年之际的2006年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家为读者奉上了精彩纷呈的小说。无论在叙事切入的角度上，还是在传达的主题意蕴上，这一时期的小说都呈现出了多元的特点。关于创伤、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等主题的小说大量出版，美国“后9·11”小说进入了“多元话语爆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