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小说主题及特征

美国“后·”小说主题及特征_恐惧与反思:美国“后9·11”小说研究

第二节　美国“后9·11”小说主题及特征

一、美国“后9·11”小说主题

高尔基认为：“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产生的、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考。”^[9]童庆炳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的主题，是指通过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生活、塑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或主导情感，也就是一部作品的题材所蕴含的主要思想情感。”^[10]小说主题是作家在生活经验累积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主题是小说的灵魂，一篇小说，主题是否新颖、是否深刻，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它的价值。一篇小说要表达的主题如果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的元素，就不会吸引读者。如果没有对生活现象进行深入思考，没有掌握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本质和内涵，就算不得是好作品。好的小说不仅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读者读完之后体验到审美愉悦，还引发思考和论争，对读者有所启示，有所影响。

美国“后9·11”小说背景恢弘，主题复杂多元。本文拟选取“创伤”“追问”“反思”三个主题进行分析。

（一）创伤

虽然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创伤”并不是一个新名词。20世纪的美国涌现出大批以创伤经历为题材的小说，不仅有诸如殖民主义、大屠杀、越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集体创伤，还有家庭暴力、爱情婚姻等造成的个人精神生活层面的创伤。但由于时代不同、导致创伤的事件不同、创伤者群体身份不同，使得美国“后9·11”小说的创伤主题呈现出与以往创伤主题不同的特殊性。

“9·11”袭击作为一次灾难性的政治事件，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美国人程度不同的心理创伤。恐怖袭击之后的几天里，有民意调查称至少90%的人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压力。^[11]吉姆·阿莫斯（Jim Amoss）指出“9·11事件是美国人一生中的一个创伤。”^[12]张加生认为，美国社会心理创伤在后“9·11”时期不但不会消失，相反，还会促成日渐加深的精神伤害，形成大众狂欢记忆下的社会集体创伤。^[13]

在“后9·11”时代的美国，创伤变为一种象征，将人们联结起来，形成集体身份认同，“9·11”事件成为美国人的集体创伤，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无论是“9·11”事件的亲历者还是通过各种媒体“目睹”了爆炸场面的人，世贸大楼坍塌那一刻的情景，深深地印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成为他们永远的伤痛。面对巨大的灾难，生命如此不堪一击。美国人的安全神话被彻底击碎，人们感到惶惑、恐惧。对于那些亲历了“9·11”事件并幸存下来的人而言，“幸存本身可能是一种危机”，^[14]遇难同胞在最后时刻挣扎的记忆如噩梦般挥之不去，他们会一直痛苦地追问：“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来？”“为什么我没能帮助他们逃生？”濒临死亡的恐惧和幸存的负疚感如影随形，时刻缠绕在他们心头。

美国社会“后9·11”时代的创伤心理在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得到反映。菲利普·特伊（Philip Tew）认为，“‘9·11’之后出版的小说多以给人们的自我感和社会秩序造成伤害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具有明显的创伤倾向。”^[15]曾艳钰认为，“能被归类为‘9·11’小说的作品都具有创伤叙事的特征。”^[16]由此可以说，创伤是美国“后9·11”小说的共同主题。只是在不同的作品中它所占的分量不同而已。《坠落的人》和《特别响，非常近》中的显性主题就集中在创伤主题上。

曾桂娥认为，《特别响，非常近》是“以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以儿童视角勾勒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各色人物的创伤体验，谱写20世纪以来人类创伤的全景图。”^[17]朴玉提出，《坠落的人》“整部小说就像一部创伤之书，汇集了不同创伤病例，可以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个案参考。”^[18]荣军、李岩认为“《坠落的人》更为关切这场灾难对普通民众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现代美国人的生存处境。”^[19]

《坠落的人》中从被袭的世贸大楼里逃生的基斯，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从冒着浓烟的世贸大楼里逃生的情景。他因自己没能成功救助自己的牌友而耿耿于怀，对自己的生存怀有挥之不去的负罪感。经历灾难的他，时常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座即将毁灭的科幻城市的中心的深处。”^[20]恐惧仿佛无处不在。尽管幸存的他慌乱中回到了分居八年的妻子身边，但深受心理创伤的他再也无法过正常人那样的生活，而是沉迷于赌博，聊度余生。和他一起逃离世贸中心的另外一位主人公佛罗伦斯强迫症般一直给一个明知已不在世的朋友打电话。神情恍惚、语无伦次的她觉得“一切被埋葬了，一切都失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都完了。”^[21]

《特别响，非常近》中9岁男孩奥斯卡·谢尔，在“9·11”袭击中失去了父亲。失去父亲的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黑色海洋里，或者在太空的深处。”^[22]他深受创伤的困扰，生活在恐惧、忧虑、愧疚和无力感之中，经常哭、不想上学、逃避人际交往，时常把自己封闭起来，过着苦闷、压抑、绝望甚至自残的生活。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原本无忧无虑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

（二）追问

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迷茫，他们不停地追问：“他们为什么袭击我们？”“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样的问题促使人们进行深刻反思。

1993年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后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进一步完善了它的文明冲突论。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把伊斯兰文明看做是21世纪最有可能成为主要挑战者的文明，认为冲突中的驱动力是文化和宗教。“9·11”袭击引发了人们对“文明冲突论”的再次争论。有一种论调认为，“9·11”袭击是由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暴力行为。

《恐怖分子》中的中学生艾哈迈德，由于自己的阿拉伯裔身份，在“后9·11”时代的特殊社会氛围里，他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排斥，原本洁身自好的他，被边缘化。他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从小失去父亲的艾哈迈德，将清真寺里的阿訇拉希德当做自己的精神父亲。拉希德无处不在的“教导”，一步步把他引向他所生长其中的美国文化的反面。在艾哈迈德看来，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大多数缺乏真正的信仰，纵欲无度、沉溺于物质享受。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不守教规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心目中传统的生活方式相比，是“没有走上正道的”、“肮脏的”，令他感到厌恶。艾哈迈德虽然生长在美国文化环境中，但又深受伊斯兰教教义影响。两种文化的交错影响使他常常感到痛苦：他拒斥美国文化，清醒地抗拒着不被同质化。因此他既无法融入美国文化，但他又不完全从属于阿拉伯社区的伊斯兰文化，这种逐渐被疏远的个体身份最终否定了他精神与道德同一性的可能，他决定选择其中一条道路，以对抗的方式保护自己认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拉希德的步步诱导下，他决定放弃上大学的道路，去充当人肉炸弹，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正如博拉朵莉所说，“西方社会中的暴力总是和社会不平等、歧视、边缘化纠结在一起。”^[23]在艾哈迈德眼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互相排斥、无法调和的两种文明、两种宗教。小说《恐怖分子》通过虚构的人物和情节表达了“恐怖主义源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主题。

与此相对，德国哲学家尤尔金·哈贝马斯拒绝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假设。他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交往病理学的原因不是文化的，而是经济的”。^[24]他主张“要消除矛盾，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平衡至少必须被抵消。所谓的文明冲突通常只是烟幕弹，它遮盖了西方及其重要的物质利益。例如可以到手利用的石油和万无一失的能源供应。”^[25]

《坠落的人》中，代表美国社会文化精英的女主人公妮娜·巴托斯和她的情人——恐怖分子代表马丁·里诺德就恐怖主义问题做了如下争论。

妮娜：“完全是恐慌。他们的袭击是出于恐慌。”

马丁：“不错，可以这么说，这可能有道理。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罹患疾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的。一种正在蔓延的疾病。”

妮娜：“他们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没有解放人民，没有推翻独裁者。残杀无辜，仅此而已。”

马丁：“他们打击了这个国家的强势地位。他们实现了这一点，让世人看到，一个大国多么容易受到打击。一个干涉别国内政、出兵占领别国领土的大国。一方拥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军队、情报机构、城市、法律、警察和监狱。另一方只有一些愿意去死的人。”

妮娜：“上帝真伟大。”

马丁：“忘了上帝吧。这是历史问题。这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无数人的生活，让他们一无所有，失去生命，失去意识。”

妮娜：“从历史角度看，那些社会崩溃的原因并非在于西方国家的干涉。在于他们自身的历史、它们人民的心态。他们生活在一种封闭的世界中。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具有必然性。他们没有进步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希望——或者说并不尝试——去做。”

马丁：“他们使用宗教语言，这没有问题，然而，这并不是驱动他们的力量。”

妮娜：“恐慌，这才是驱动他们的东西。”

马丁：“好吧，没错，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妮娜：“责怪我们。他们自己失败了，却责怪我们。”

马丁：“好吧，没错。可是，这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袭击，也不是针对一两座城市的袭击。他们针对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现在都是袭击的目标。”

小说中，作者把代表“我们”与“他们”的敌对双方置于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使得作为“他者”的恐怖分子与主导话语权的“我们”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从而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过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妮娜的话语完全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主流话语。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眼里，东方人生活在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专治统治下，他们思想封闭落后、麻木不仁。这导致了他们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失败国家”。当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被远远甩在西方现代化生活的后面时，便感到无比恐慌。这正印证了哈贝马斯的话：“宗教激进主义者发动‘9·11’恐怖袭击是由于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彻底地连根拔起产生一种恐惧感而引起的防御性反应。”^[2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使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西方发达国家不但在经济上处于优势，他们的价值观、现代生活方式也有力地冲击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对于刚刚打开国门，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应对全球化时代快速变化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西方现代文明令他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极度恐慌。

关于这一点，马丁只是随声附和，勉强表示同意。没有做出任何反击。

但是马丁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却颇具代表性。在他眼中，东西方经济、军事力量差别悬殊。一方拥有资金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正是西方不可一世、凌驾于一切之上、对东方指手画脚的傲慢行为使得落后的东方感受到了压力和屈辱。作为一种防御，东方选择了拒绝与排斥。而“9·11”袭击，正是这种排斥性防御措施的具体表现。正如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分析的那样：“原教旨主义发端于那些受苦受难、一无所有的人中间。在人体炸弹身上，一无所有的非存在感变成了一种更为致命的否定。自杀性爆炸者并没有从绝望转向希望，他的武器就是绝望本身。”^[27]他们在飞速变换的世界中找不到希望，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有用绝望的自杀来反抗。

“9·11”袭击，在马丁看来，是对傲慢的美国一次有力的打击，但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美国，而是针对所有（干涉别国内政，占领别国领土）的国家。马丁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9·11”之后的恐怖袭击，如2004年马德里连环爆炸案，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2015年巴黎《沙尔利周刊》枪击案都证实了他的观点。马丁还强调，宗教只是借口，并不是袭击行为真正的驱动力。对此，《自由》中的主人公沃尔特说：“对缺乏经济机遇的人而言，宗教是他们的另一种烈性毒品。如果我们试着从指责宗教这个我们真正的敌人入手，我们其实就是在指责经济上受压迫的人。”^[28]哈贝马斯也认为，“宗教只是为那些旧的政治定向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而又在主观上更让人心悦诚服的语言。”^[29]

总之，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认为的那样，“事物的构成和作用总是表现出多样性、多维度、多因素、多基源、多中心……世界上有序性和无序性的共存和相互结合，使得事物和主体本身的发展常常面对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有唯一的可能性”^[30]“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原因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总结的，它总是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息息相关。任何单一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这需要时间，等待社会各界人士通过阐释去构建一个能经受历史考验，能被广为接受的结论。

（三）反思

2003年以反恐为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赢得了部分人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

然而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世界各地，都备受舆论谴责。伊拉克战争不仅让伊拉克平民饱受战争的迫害，美国自身也深陷战争的泥潭中。美国人在“9·11”十年后反思：到底为谁而战？以正义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是否道德？战争的本质是什么？自由平等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宗教扮演什么角色？哈贝马斯宣称：“我认为布什号召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无论是从规范上讲，还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说。从规范上说，他是把这些犯罪分子提升到战争中的敌人的身份；而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人们不可能发起反对一个‘网络’的战争。”^[31]他“为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决定而感到莫名惊诧”。^[32]

很多作家在作品中对伊拉克战争持反对态度。但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们大多是以隐晦的方式表述出来。

《特别响，非常近》中9岁的主人公奥斯卡·谢尔在失去父亲后，开始对防身术特别好奇，但当他的柔术老师告诉他：“一个柔术学生变成柔术大师的途径，就是踢毁他老师的私处”时，他回答老师，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认为“踢毁别人的私处是永远不对的。”并因此放弃了柔术课。奥斯卡作为“9·11”事件后的美国人代表，他对暴力的反对态度也隐约透露出了作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思想主题。另外，作品还通过德累斯顿大轰炸和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无辜受害者之口，以“反恐战争”可能造成的对平民的伤害为例，提醒世人，伊拉克战争很可能伤及无辜平民，给他们带来无妄之灾。

《恐怖分子》中虽然没有提及伊拉克战争，但从对“恐怖分子”艾哈迈德心理发展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美国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暗示美国应该更多地从自身找原因。艾哈迈德的中学辅导员利维在危急关头登上艾哈迈德驾驶的即将实施自杀式爆炸的货车，向他敞开心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说服艾哈迈德放弃爆炸计划的情节，展示了通过语言交流沟通解决危机的主张。

《反美阴谋》通过讲述虚构的美国总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坚决打击纳粹恐怖分子，而是与德国法西斯合流，残杀犹太人的故事，影射当代美国政府的战争行为，无异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作品通过改写历史，虚构人物和情节的方式，隐晦地表达了作品的反战主题。

《坠落的人》用速写的方式描写了“一次反对战争、反对美国总统和政府有关政策的示威游行”。但没有明确表示对其支持还是反对。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代知识分子面对伊拉克战争时的矛盾态度。

以反恐为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之所以遭到批评，还在于“实施‘9·11’袭击的恐怖分子没有公开的政治目标，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具有不确定性。使得美国处在尴尬危险的处境。而为了安全，动员军事与技术的优势不但不成比例，难以周全，而且劳而无功。”^[33]

《恐怖分子》中安全部长虽然动用了先进的技术，大量的人力，每天精疲力竭应付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但结果却是杯水车薪。中央情报局卧底查理被恐怖分子杀害，艾哈迈德驾驶着装有炸弹的卡车畅通无阻地驶向目的地。若不是艾哈迈德的中学辅导员利维的及时劝阻，灾祸几近酿成。

《自由》中则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正在两个国家打着丑陋的地面战。”^[34]乔伊的父亲沃尔特告诉儿子：“这是一场以政治和利益为目的的战争。就这么简单。”“中东国家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炸掉脑袋和腿，而你从中挣到大把钞票。”^[35]

事实证明，任何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反而会加剧文明的对立和恐怖主义的蔓延，导致恐怖局势的恶性循环。“文明对话和共生”才是引导世界走向和平的关键。作家们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和平谈判化解危机才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美国“后9·11”小说主题特征

（一）多元化特征

大多数美国“后9·11”小说不但主题很有深度，且表现出多元化倾向。这一点无论是把美国“后9·11”小说作为整体来看，还是从单个作品出发，都是如此。被称为“后9·11”小说定义之作的《坠落的人》就表现出了多元主题。该书的中文译者严忠志认为，“《坠落的人》揭示了‘9·11’事件带给世人的种种困惑和心理创伤，批判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文化融合这一深刻课题”。^[36]梁讯认为，“《坠落的人》是一部关注人类精神生态，探讨人与家园、人与他的记忆之间关系的作品。”^[37]张东芹，史岩林认为，这是一部“赋予沉默的大多数人以言说的权利，重塑了恐怖分子的刻板形象，激活了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揭露了美国的极权政治，展现了作家对历史题材寄予的反叙事的政治寓意”的作品。^[38]顾舜若认为，《坠落的人》在于“通过重新解读死亡的意义，反思一切都在坠落的‘后9·11’世界里人的生存境况。”^[39]上述评论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坠落的人》中创伤、文化融合、精神生态、恐怖分子形象、美国极权政治、反思等多元主题。

小说《自由》更是以多元主题著称。小说以恢弘的气势展开叙事，其内容“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教育、卫生、营养、家庭、媒体、环保、人口、科技等。就政治方面而言，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奥巴马竞选等。文化方面，有流行文化，摇滚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创作。经济方面，有网络经济、战争经济、官商勾结、经济与腐败、经济与市场运作等。教育涉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40]在对美国社会生活广阔画面描述的基础上，作者就家庭伦理、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保护、核能的潜在威胁、伊拉克战争等问题，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激发读者思考，充分表现了小说的多元主题。也许会有人问，一部作品如何能表达如此多元的主题？这就对小说家的叙事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显性主题与隐性主题相互交织的特征

小说主题有隐性主题和显性主题之分。隐性主题比较隐晦，它深深地涵盖在故事之下，不容易分析和把握。显性主题较明显，也比较容易把握。^[41]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包含更大的容量，“后9·11”小说家们将隐性主题和显性主题做了合理的处置，使得明确的主题和隐晦的主题互相交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也成为美国“后9·11”小说主题的一大特色。

如《坠落的人》和《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创伤主题，小说详细描写了遭受袭击后美国人的创伤心理，属于显性主题；《路》的启示录末日主题也属于显性主题，明确表达出了“后9·11”时代人们的恐惧心理，因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同时，有些作品的某些主题比较隐晦，不容易被读者发现，如《反美阴谋》和《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反战主题，表述方式非常隐晦，很多读者没有发现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层主题，因此批评作者用以表达思想的故事显得“肤浅”“不合情理”，引来了贬斥多于表扬的评论。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坠落的人》等作品的缺点在于缺乏更广阔的历史语境，缺少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甚至也缺少寓意。”^[42]笔者认为，《坠落的人》虽然没有像现实主义作品那样对政治、历史、社会环境做出周详的描述，但这不影响他对时事的关注和评论。作者将他对时政的看法隐含在两个不太引人注意的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当中，但没有明确评判对话中占优势的一方是谁，对话似乎没有胜负之分，因此有人认为作品的相关主题显得含混不清。但事实上作家通过隐晦的方式——即对话双方中一人的死亡，暗示她所代表的观点没有生命力，以此传递了作品明晰的观点。如果不仔细体会，很难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

对美国“后9·11”小说之所以有类似的褊狭的评论，与“后9·11”小说主题的隐晦性不无关系。

作者为什么采用明暗互相交织的方式表达主题呢？

笔者认为，这与“后9·11”时代的政治风云的变幻有密切关系。“后9·11”小说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严肃创作，是对当下国家政治、外交、社会、宗教以及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等问题作出的回应，要求作品传达出一定的思想观、价值观、是非观，因而它的主题要有相对的明确性。“后9·11”时代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等，它们的结果已经明晓，是非曲直早有了定论。“后9·11”时代是一个我们正身处其中、还未完成的时代。国际政治、军事、外交政策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莫测，很多事情未见分晓，有待时日继续观察。因此，由于时局发展变化的不可预测性、对政府行为的正义性论争、爱国主义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对一些敏感问题，小说家们需要谨慎思考，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些作家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情，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以某种比较曲折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决定了“后9·11”小说某些主题具有隐晦性特征。

美国新奥尔良《皮卡尤恩时报》（Times-Picayune）报社主编吉姆·阿莫斯（Jim Amoss）在其主题演讲《爱国主义的代价：面对恐怖主义的美国新闻记者》中指出：“在‘9·11’事件之后，恐惧与脆弱的感情弥漫在美国，使美国人不能忍受那些不同的观点，那些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持异议的人还为此付出了代价。如果有人对美国人的情绪有什么疑问，必招致公众的愤慨，来自爱国主义的主流视那些微弱的持异议的声音为不爱国的甚至是叛国的行径。”^[43]在爱国主义高涨的特殊敏感时期，表述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言论显得尤为困难。这使得有些小说主题采用了比较隐晦的表达方式。

总体来说，美国“后9·11”小说主题多元化及显性、隐晦主题互相交织的特点，与“后9·11”时代美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是密切相关的。“9·11”事件使美国乃至世界都感到震惊。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颁布、国家安全局的成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民众也积极参与其中，从最初的爱国热情高涨到后来的冷静反思，以及由“9·11”事件引发的热点话题如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反恐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阴谋论、中东乱象、石油危机、文化冲突、伊斯兰恐惧症、末日情结等等。“9·11”事件引起了从个人生活到国际关系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层出不穷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问题以及个人创伤等众多问题，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以此为素材，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就“9·11”袭击事件、恐怖主义的根源、恐怖袭击对美国普通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如何有效应对创伤、反恐战争、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主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创作了具有多元化主题的作品，阐发对事件的认识和想法，并将自己的思想见解付诸于文本，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了对风云突变的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