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通过作品成功塑造了著名经典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形象甚至超越了民族、国家、时空界限，给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读者奉献了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为人们提供了有独特价值的审美主体，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及其价值取向。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学主要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
作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小说，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借助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精神。人物形象是人物身份和思想性格的代表。不同的角色之间可以互相对比，互为补充。作者通过人物的思想、情感、语言和行动传达作品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主题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多重思想蕴涵上。对读者而言，鉴赏人物形象，是理解作者思想、把握时代精神、提高小说鉴赏能力的关键。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外美国“后9·11”小说的研究方面尚没有专门对人物形象进行系统分类的研究。本节拟从美国“后9·11”小说人物形象的谱系化分类入手，旨在构建美国“后9·11”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体系，分析不同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在表现作品主题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拓宽美国“后9·11”小说研究的范围，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美国“后9·11”小说中有哪些类型化人物？他们各代表什么群体？这些类型化人物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他们的思想行为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精神面貌？
在美国“后9·11”小说中，小说家们直面现实问题，通过塑造众多贴近现实、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他们对“后9·11”时代美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其中既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又有尖锐而深刻的探问与反思。所有这些，为我们了解“后9·11”时代的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参照。
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了以下几种人物形象：创伤者、恐怖分子、知识分子、国家安保人员、社会改革家、中情局特工人员、联邦调查局探员等。这些人物形象，是作者根据“后9·11”时代的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既有“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虚构人物，也有真实历史人物。这些典型的人物形象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能集中、准确地反映“后9·11”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是作家对生活进行深度思考，并将之高度提炼和深化后的结果，体现着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人生智慧。作家借助这些人物，描摹创伤体验，感悟族裔差异、文化差异和政治立场差异，思考恐怖主义的根源，寻求出路。其中，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后9·11”时代的象征，代表着“后9·11”时代不同身份人们的精神生成及其思想走向。为读者提供了“后9·11”时代独特、突出的审美对象，成为了解“后9·11”时代人们精神生存状态重要的窗口。本文选取创伤者、恐怖分子、知识分子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展开分析，来体味作者在他们身上寄予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
一、创伤者
“9·11”恐怖袭击作为21世纪震惊全球的灾难事件，给人们尤其是纽约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心理创伤。作家们首先将关怀的目光投向灾难的幸存者及其创伤者。通过描写创伤者的言语行为，表达对他们深切的同情与人文关怀。如《坠落的人》中的幸存者基斯·诺伊德克尔、弗洛伦斯·吉文斯、目睹“9·11”袭击的里昂·格伦等；《特别响，非常近》中在“9·11”袭击中失去父亲的奥斯卡·谢尔、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奥斯卡的爷爷、奶奶等。
无论是“9·11”袭击的受害人还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灾难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纵使袭击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对于创伤者，灾难场景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灾难改变了他们原本平静无忧的生活。在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他们无法面对失去亲人朋友的事实，竭力避免提及与灾难事件有关的任何信息，无法与人正常交往，日益退缩到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内心充满恐惧和疑虑，对未来失去信心，变得消极悲观。
《坠落的人》中的基斯，是一位在世贸大楼工作的律师，当他侥幸地从世贸大楼逃出来，在听到塔楼倒塌的声音的那一刻，他“觉得眼前的情景不知何故完全变了样。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周围的一切缺少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76]慌乱中的他，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分居已久的妻子里昂和儿子贾斯汀的住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虽然接受了心理创伤的治疗，但死里逃生的恐惧记忆始终噩梦般挥之不去。更让他难以平静下来的是，自己的牌友在世贸大楼里死亡时的情景。作为幸存者，愧疚感鬼魅般缠绕着他，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即将毁灭的科幻城市中心的深处”[77]。无力感、愧疚感、幻灭感使得基斯最终无法克服沉重的心理创伤而沉迷于赌博游戏，在麻木中度过余生。
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幸存者佛罗伦斯，明知朋友已不在人世，却不停地打电话给她。她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给基斯讲述她从世贸大楼逃难的经历，而基斯也总是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听她语无伦次的表述。除了亲历灾难的幸存者，那些直接或间接“目睹”了灾难的人也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基斯的妻子里昂看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满身血迹斑斑的丈夫时，她受到极大的震动。现实的灾难重新勾起了她对自杀的父亲的回忆，灾难叠加在灾难之上，使她本来孱弱的心灵更加脆弱。她感到无边的恐惧。她问母亲：“下一次（袭击）会怎样？……不仅是下一个月。在将来的数年里？”
对无法预测的未来同样担心的还有《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奥斯卡·谢尔。9岁的奥斯卡在“9·11”袭击中失去了与他朝夕相伴的父亲。即使是一年已过，对他来说，“要做一些事情还是特别难”。他“怕洗淋浴，怕进电梯，怕吊桥、细菌、飞机、烟花、地铁里的阿拉伯人、餐馆、咖啡店、其他公共场所里的阿拉伯人，怕没有主人的袋子、鞋、有胡子的人、烟雾、绳结、高楼、头巾。”这些平时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场景，此刻却引起他悲伤的回忆和无端的恐惧。像基斯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黑色海洋里，或者是在太空的深处。”[78]。
这些遭受心理创伤的人，生活在一片黑暗当中，恐惧无处不在，光明似乎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对周围人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长时间沉浸在对创伤事件的反复记忆中。时而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时而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地不停诉说，甚至狂躁暴怒，大打出手。
“9·11”袭击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心灵受到极大创伤。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中有的人被灾难摧垮，思想堕落，从此一蹶不振，如同行尸走肉；有的坚强面对，克服沮丧和恐惧，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在“后9·11”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心怀恐惧、惴惴不安的人比比皆是。美国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自从美国“9·11”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有70%的人感到情绪沮丧，有将近一半的人声称难以集中精力，有三分之一的人失眠。[79]相当多的人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也有的人在短暂的思想震荡之后，调理好心情，勇敢迎接新生活。无论是堕落的基斯，还是鼓起勇气寻找生命意义的奥斯卡，作为“9·11”袭击幸存者、创伤者的典型形象，都具有代表性。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后9·11”时代人们的精神生存状态。作者对他们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二、恐怖分子
除了创伤者，作家们也自然而然地聚焦于暴行的实施者——恐怖分子。美国“后9·11”小说中的“恐怖分子”有厄普代克《恐怖分子》中的艾哈迈德·阿诗玛威、阿訇谢赫·拉希德；《坠落的人》中的马克·里诺德、穆罕默德·阿塔、哈马德；《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大卫·迈纳等。
这些“恐怖分子”中，既有参与“9·11”袭击事件的真实人物，如穆罕默德·阿塔，也有作品虚构人物，如艾哈迈德、哈马德、马丁等。
在各种官方媒体中遭到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恐怖分子，作家们却选择了反官方立场，从“恐怖分子”的立场出发，以他们的眼光审视美国社会，剖析他们的极端思想行为的形成过程。着力刻画了他们作为美国社会边缘人的受压迫感和危机感。
厄普代克以《恐怖分子》为题创作的“后9·11”小说中，塑造了一个青年“恐怖分子”形象。这是极为难得的。
《恐怖分子》通过对艾哈迈德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后9·11”时代处境的描写，作者展示了美国这个大熔炉如何锻造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的过程。家庭、学校、社区教育的缺失，西方社会宗教信仰的失落，极端组织影响的无处不在，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的玩忽职守，个人存在的虚无感，这些因素，为艾哈迈德从一个洁身自好的少年成长为心甘情愿为恐怖组织服务的恐怖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列夫·格罗斯曼在《时代周刊》上所评论的：“这个时代感极强的故事刻画了一个生活在新泽西破败小城里的中学生。热忱的伊斯兰信仰和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把他变成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东方与西方之间大规模冲突中的一枚棋子。他也成了厄普代克继续批判美国文明的有力代言人。”艾哈迈德的形象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警示意义。作品名为《恐怖分子》，其实厄普代克塑造了一个潜在的、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恐怖分子的美国少数族裔青年。作者更多地在提醒人们如何帮助生活在困境中、需要精神指导的青少年，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说艾哈迈德只是一个文学虚构形象的话，《坠落的人》中的哈马德和阿塔却是植入文学文本中的不带引号的、实实在在的恐怖分子。
《坠落的人》的哈马德，从最初对西方文化的反感发展到后来成为具有极端思想行为的恐怖分子，可以说，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与其所处的群体背景密切相关。
哈马德是9·11袭击中19名恐怖分子中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他曾是伊拉克萨达姆军队里的一名士兵。世纪之交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紧张的国际形势，把他推向了与西方文明对垒的一方。小说中作者将哈马德放置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中来描写。
第一个场景是德国大都市汉堡的马里恩斯特拉斯街上。哈马德在这里的清真寺祈祷时，经常想起两伊战争期间那些被他们的机枪扫射的一浪接一浪的什叶派娃娃兵，他们接二连三倒在血泊中的痛苦记忆在他的脑海不断浮现，为此，他感到“双重的懊悔”。在汉堡，他有自己喜欢的女友，曾想到和她结婚，生儿育女，希望做一个普通人，但这些念头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的身体里承载着某种无名能量，身体封闭严实，无法释放出来。”[80]这种无名的能量，潜伏在他的思想里，等待着爆发时机。在清真寺里，他结识了阿米尔。他全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埃尔-阿米尔·埃尔-赛义德·阿塔（参与“9·11”恐怖袭击的主要成员）。当时，他并不十分了解阿米尔，只知道“他是面包师，在汉堡可能已经待了十年。”由于感觉阿米尔“拥有超过岁月的厚重阅历”，他对他心怀敬意。他听他布道，听他和清真寺内其他成员一起批评犹太人和美国人，起初，哈马德对他们的有些观点“不知道是否滑稽，是正确的还是愚蠢的。”[81]他只是专心地倾听。任由大量极端的信息填充他空白的大脑。后来，他鼓起勇气把自己与之相对的想法说给他们听时，却遭到了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压制和否定。渐渐地，在群体内，他开始有意克制着己的想法，努力迎合群体的意志，“以便成为他们的一员，成为他们真正的兄弟。”[82]
第二个场景是在美国一个名叫诺克米斯的偏僻小镇上。哈马德已经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接受了训练，返回到美国参加飞行训练，“完全进入了潜心准备的时期。”此时，哈马德的极端思想已经不断得到强化，他接受最高的圣战训导，宣誓接受他们的职责，“开始理解，死亡比生命更强大。”他完全忘记了那些曾经让他心痛的娃娃兵。因为训练营地的气氛彻底改变了他，他觉得“那里的河流和溪水，一切都是伊斯兰教。顺手捡起一块石头，用手握住它，这就是伊斯兰教。”基地组织的强化训练，彻底改变了哈马德的思想，他认为“穿上炸弹背心，自己就是一个男子汉。”他进入全身心备战状态，“目标是杀死美国人。”[83]虽然此时他还不时想到“是否一个人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件事情？”他也曾不断追问：“怎么看待那些与他同归于尽的人的生命？”但组织者阿米尔明确告诉他：“没有其他人……除了死亡这个事实之外，那些将要死去的人没有生命的权利。”斩钉截铁的回答迅速解除了哈马德心头的疑问。研究发现，极端但清晰的观点比起保守但含糊的观点更加能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阿米尔毫不含糊的回答在哈马德看来“像哲学”，[84]哈马德不再有疑惑，不再追问，只是服从。在群体内组织者及其他成员的思想影响下，哈马德一步步走向极端，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第三个场景是哈马德在计划撞向世贸大楼的被劫持的飞机上。他的任务是监视机舱内情况。此时的他，思想已经接近疯狂状态：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阿拉伯战场上的那些娃娃兵，脑海里全是被植入的疯狂观念：圣战、罪孽、宽恕、死亡、永生……带着被填充的极端信念，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世贸大楼。极端思想把他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肉炸弹。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群体背景中，哈马德从一个想娶妻生子过普通人生活且心存善念的伊斯兰教徒发展成为十恶不赦的恐怖分子，充分显示出了群体极化的负面效应。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哈马德在其极端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有几次摇摆不定和些许的怀疑，如果能在其思想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候有“局外人”介入，用不同的观点与他展开对话和讨论，或许有望把他拉回到理性的道路上来。心理学研究证明，在正常状况下，一个人在进行决策时，会有风险趋避的倾向。普通的理性决策者，会倾向于避免有风险、可能会造成自己损失的决定。现实中很多极端组织成员事后都感到后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时会做出那样极端的决策。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给那些思想处于边缘的人足够的关心和帮助，可有效防止其加入极端组织，避免他们极端思想的形成，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事故。
作者将真实地参与实施“9·11”袭击的恐怖分子置于虚构故事当中，使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变得模糊，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更重要的在于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人们关注群体极化的负面效应，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防范和帮助恐怖分子弃恶从善的途径，值得我们深思。正如瓦尔特·里德所说：“在与社会和法定文化的关系中，小说取反对立场。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使文艺复兴的文学人文主义受到第一次重大批判。官方文化经常是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思想体现。通过描写那些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与环境，小说使这一价值体系受到潜在怀疑。通过肯定自己‘不在文学领域之内，而在非文学性话语的现实世界之中的地位——小说的现实主义由此而来——小说揭示了无情的事实与传统的认识方式之间的差距。’”
通过描绘恐怖分子形象，作者同时批判了“后9·11”时代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冷漠、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政府部门的玩忽职守。某种程度上也应和了“美国培育了造就恐怖分子的温床”的论断。
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形象是从古至今许多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文学形象。在美国“后9·11”小说中也不例外。在美国“后9·11”小说中，从侦探小说、喜剧小说到图画小说、社会小说，都有生动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代表了“后9·11”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又有“后9·11”时代知识分子的独有特征。他们内心敏感、目光犀利、思想深邃，有沉重的忧患意识。他们时常表现出双重矛盾人格。面对日渐腐化堕落的世界，一方面，他们感到焦虑、迷惘甚至绝望。但同时又怀抱良好愿望，希望能对自己所批判的社会有所付出、有所担当。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中，知识分子总是作为特定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道德观念传承者，被寄予阐释和建构本民族价值观念的期望。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建构群体意识形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后9·11”小说中塑造最多的人物形象恐怕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坠落的人》中的“二流大学的二流退休教授”妮娜·巴托斯；《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60岁的“中大西洋事故与人寿保险推销员”内森·格拉斯以及他的外甥汤姆·伍德；《恐怖分子》中美国“新前景”市63岁的中学历史老师兼辅导员杰克·利维；《皇帝的孩子》中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文科毕业生丹尼尔·明克夫、玛丽娜·思韦特、朱利叶斯·克拉克、六七十年代因抗议越南战争和支持人权运动的著名记者和“左倾”文人默里·思韦特；《自由》中的沃尔特·伯格伦德、沃尔特的妻子帕蒂·伯格伦德以及他们的儿子乔伊等。
他们生活在被称作“恐怖时代”的21世纪。面对接连不断的恐怖事件，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感到恐惧、脆弱、无能为力。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恐怖袭击、反恐战争以及创伤等时代主题进行深刻反思，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和小说中人物尤其是被视为“恐怖分子”的“他者”进行对话，阐明自己的思想，聆听对方的心声。通过语言交流了解双方分歧。虽然他们的努力有无法力挽狂潮的遗憾，但却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
在“后9·11”时代，作家如何塑造这些人物？如何利用这些人物发表对时局的见解和看法？他们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文学诉求？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阐释和分析的新问题。本文选取《恐怖分子》中的杰克·利维作一分析。
63岁的杰克·利维是美国新泽西州新普罗斯佩科特市中学的教师，曾经教了30年的中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最近几年成为全职辅导员。他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认为“宗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85]他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当权者再也不能用迷信来维持统治的社会。”[86]和他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利维把他们的婚姻看做是对门当户对思想的勇敢挑战。事实证明，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社会，消解了他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别，因为“他们共同生活了36年之后，有着不同信仰和种族背景的两个人已经被修剪成单调乏味的同一人。”利维也“因为自己是犹太教的坚定反对者而坚定地快乐着。”[87]
“9·11”袭击打破了他单调平静的生活。他感到了恐惧、愤怒、焦虑、抑郁、绝望。
随着“后9·11”时代恐怖威胁等级的不断提高，“安全”成了人们生活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正如小说中国土安全部长所说“美国如同充斥着不眠怪人的地下世界……看门人的数量成倍增加……西方的工作和娱乐都被完全搞砸了。”[88]恐怖气氛弥漫在整个国家。一些受过基督教熏陶的欧洲人也加入了恐怖组织，与养育自己的国家作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报纸、电视上不断报道的谋杀案、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恐惧。半夜醒来的利维，连嘴里都“留有恐惧的味道。”
在利维看来：“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是叛乱分子，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只想过安生日子。文明从那里起源，他们曾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国家。”[89]但“为了加强安保措施，支持布什的战争”，[90]社会经济处于紧张状态。缺乏父母老师管教的孩子们沉迷于电子世界。美国的自由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狂热宗教信仰的恐怖分子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恐怖袭击。国土安全部长非但没有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反而使得中情局的卧底被恐怖组织轻易处死。这一切，让利维觉得愤怒，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要把周围这片给炸了会很棒。”
心理学研究表明，恐惧会使人的知觉、记忆和思维过程发生障碍，失去对当前情景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使行为失调。
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利维，要么失眠，要么做噩梦，久而久之，他患上了更为严重的恐惧焦虑症。对未来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感觉危险无处不在。“他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老人，站在岸边，呼唤一小船年轻人，而他们正滑入这世界的致命沼泽——逐渐减少的资源、正在消失的自由和冷漠无情的广告，那些广告就是为了迎合荒谬的流行文化。”[91]
恐惧和焦虑使他变得抑郁。他也和《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内森一样，感受到生命的虚无和无价值，发现自己“现在散发着腐臭气味”。认为“西西弗斯的石头一定会滚落，一切会在某一天对他终结。他脑海中的影像会变成一片空白……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会归于无形，回归于一座坟墓，留下未竟的梦想……而即便他不在了，一切依然如旧。”他期盼着死神的到来。认为对于他而言，“仅剩的任务就是去死，为这颗超载的星球贡献一小块空地。”[92]从忧虑、担心到失望，再到绝望，利维成了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感到迷惘，仿佛自己“是在世界的黑森林里，迷失了正确的道路。”[93]
没有实现的理想、没有激情的婚姻、空洞的职业经历令他感觉压抑。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命是否是“一个无用的污点——一个补丁，一个犯了很久的错误”。[94]
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利维依然相信，一个比他更积极、更有活力的人会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他渴望为社会做点什么。作为辅导员的他，例行公事一般召集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孩子谈话。当和艾哈迈德面谈后，他认为他是个稳重、有礼貌、注重自己仪表的腼腆的孩子，还不是男人。另一方面，他还是个贫苦、傲慢、误入歧途的少年，打算飘入社会的泥沼。在艾哈迈德被恐怖组织洗脑准备实施炸弹袭击的危急时刻，利维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他登上艾哈迈德装有炸弹的货车，苦口婆心地开导他，将他看做自己的儿子，告诉他“我们都是美国人”。尽管艾哈迈德起初并不接受对他的称呼，但最后还是感受到了利维父亲般的宽厚，获得了归属感，最终放弃了爆炸计划。
利维的劝说成功阻止了艾哈迈德实施爆炸的企图，阻止了国土安全部也没能阻止的恐怖袭击。危机在以利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恐怖分子”的平等交流中得到了解决，暗示温和平等的协商对话而不是武力在反恐中的巨大作用，隐晦地表达了对伊拉克战争的批评态度。
利维的恐惧与焦虑可以代表“后9·11”时代整个美国知识分子甚至所有美国人的恐惧与焦虑。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也反映了大部分人的看法和观点。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示的不仅是利维这位犹太知识分子的心态，而是“后9·11”时代整个社会的恐惧、焦虑与反思。利维成功说服“恐怖分子”艾哈迈德放弃恐怖袭击的细节也启示读者，与“恐怖分子”的对立矛盾，也可以采取对话交流的方式取得沟通和和解。可以说，利维形象的塑造，成功展现了“后9·11”时代美国人的精神思想状态，也体现了作品倡导和平解决危机的人道主义思路。
总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最贴近作家自己思想的虚构人物，是源自作家内心深处的感情人格化的产物。通过他们，作者可以痛快淋漓地批判社会的弊端，表达对时事的看法，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解决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这些角色的塑造可能与作家本身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知识分子是作家们最熟悉、最有批判精神、也最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他们对时事做出中肯的评论，身体力行担任起疗救的责任。他们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后9·11”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
【注释】
[1]孙静：《后殖民视角下的恐怖主义探源——论莫欣·哈密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开封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佘军：《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年，第1页.
[3]瓦尔特·里德：《小说史》，第22-24页。摘引自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5页.
[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5页.
[5]Ann Keniston and Follansbee Quinn:“Representing 9/11:Literature and Resistance”，Literature after 9/11，w York，Lo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8，p8.
[6]Ann Keniston and Follansbee Quinn:“Representing 9/11:Literature and Resistance”，Literature after 9/11，w York，Lo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8，p3.
[7]杨金才：《“9·11”之后美国文学发生了什么》，《文艺报》，2013年12月11日.
[8]王维倩，李顺春：《后“9·11”小说述评》，《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9]刘叔成：《文学概论四十讲》，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
[10]童庆炳：《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11]曾艳钰：《“后9·11”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功能及政治指向》，《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
[12]杨瑞明：《9·11之后的追问与反思——萨尔茨堡论坛“‘新闻媒介的影响、价值和专业责任’综述”》，《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13]张加生：《从德里罗9·11小说看美国社会心理创伤》，《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
[14]Caruth，Cathy:Trauma:Exploration in Memor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5.
[15]朴玉：《从德里罗〈坠落的人〉看美国“后9·11”文学中的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2期.
[16]曾艳钰：《“后9·11”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功能及政治指向》，《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
[17]曾桂娥：《创伤博物馆——论〈巨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
[18]朴玉：《从德里罗〈坠落的人〉看美国“后9·11”文学中的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2期.
[19]荣军，李岩：《文学表征创伤，叙事参与疗伤——读德里罗〈坠落的人〉》，《名作欣赏》，2012年第2期.
[20]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21]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22]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23]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24]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25]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26]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7]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7页.
[28]乔纳森·弗兰岑：《自由》，缪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394页.
[29]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30]陈一壮：《论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的三个理论柱石》，《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2期，第7页.
[31]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32]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5页.
[33]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34]乔纳森·弗兰岑：《自由》，缪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404页.
[35]乔纳森·弗兰岑：《自由》，缪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441页.
[36]严忠志：《〈坠落的人〉的隐喻意义和叙事手法》，“译序”，唐·德里罗：《坠落的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37]梁讯：《记忆与担荷：论〈坠落的人〉中的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3期.
[38]张东芹，史岩林：《从〈坠落的人〉看唐·德里罗的反叙事政治寓意》，《理论界》，2013年第11期.
[39]顾舜若：《从书名“坠落的人”看〈坠落的人〉中的死亡书写》，《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40]陈广兴：《解读乔纳森·弗兰岑的小说〈自由〉》，《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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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Molley Andrews:“Opening to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counter-narratives and the power to oppose”.qtd from Michael Bamberg and Molly Andrews:Considering Counter-Narratives Narrating，resisting，making sense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p4.
[47]Molley Andrews:“Opening to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counter-narratives and the power to oppose”.qtd from Michael Bamberg and Molly Andrews:Considering Counter-Narratives Narrating，resisting，making sense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p24.
[48]Molley Andrews:“Opening to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counter-narratives and the power to oppose”.qtd from Michael Bamberg and Molly Andrews:Considering Counter-Narratives Narrating，resisting，making sense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p5.
[49]张东芹，史岩林:《美国后现代反叙事小说的政治寓意》，《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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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Molly Andrews:“Opening to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counter-narratives and the power to oppose”.qtd from Michael Bamberg and Molly Andrews:Considering Counter-Narratives Narrating，resisting，making sense edited，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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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张东芹，史岩林：《美国后现代反叙事小说的政治寓意》，《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7期.
[54]申丹，王亚丽：《西方经典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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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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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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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81]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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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86]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87]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88]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89]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90]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91]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92]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93]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94]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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