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小说的反叙事特色

美国“后9·11”小说除了创伤主题之外，大多集中在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及未来何去何从的思考上。美国作家将自己对政治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诉诸笔端，对政府行为和社会弊端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内容超越传统主流叙事，表达方式颠覆了传统叙事惯例，使得大多数美国“后9·11”小说带有鲜明的反叙事特征。

本节以美国“后9·11”小说的反叙事艺术为研究对象，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探究美国“后9·11”小说的反叙事特色。同时结合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美国“后9·11”小说反叙事艺术的形成原因，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反叙事？美国“后9·11”小说反叙事特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美国“后9·11”小说反叙事艺术后面的文化底蕴是什么？希望在对美国“后9·11”小说反叙事艺术的研究过程中，将文本形式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达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融会贯通的目的。

唐·德里罗在《面对未来的废墟：九月阴影下关于恐惧和损失的思考》中写道：“叙事已经终结于废墟，留给我们的是创造一种反叙事。”^[44]

关于什么是反叙事，专家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莫利·安德鲁斯（Molly Andrews）认为，“反叙事中，讲故事的人或故事中的人，或明确或含蓄地对主流文化叙事提出反对意见。”^[45]

卡伦·斯罗斯比（Karen Throsby）认为，“反叙事就是把同样的故事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出来。”^[46]

哈里斯（Harris）指出，“反叙事通过表明故事讲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提供一种消解主流霸权话语的方式来揭示主流叙事的结构。”^[47]

马克·佛雷曼（Mark Freeman）认为，“反叙事就是那些根植于一个人所属的文化，但还没有成为自己的叙事的那一部分东西……这些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反叙事有时促使人反思，给一个人的生活注入新的意义、复杂性和深度。”^[48]

张东芹认为，“反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对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官方史学的因果阐释关系提出质疑，颠覆与破坏某段历史范畴之内的传统叙事模式，以对抗宏大叙事的霸权。”^[49]

由此可见，反叙事是与主流叙事相对的一个概念。和主流叙事一样，“反叙事并不是外在于叙事的另一个范畴，它事实上只是一种叙事策略，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50]不同之处在于，反叙事是对主流叙事一种质疑、批判、颠覆和补充。正如莫利所说，“主流叙事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指明规范的经验。通过这种方式，主流叙事成为所有叙事的蓝本，成为我们了解他人尤其是了解自己的工具。一旦主流叙事内化为一种自我意识，它便能发挥出巨大能量。”^[51]而反叙事，就是对已经成为人们共识和普遍经验的主流叙事的一种反拨。

笔者认为，反叙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首先，从小说主题思想方面讲，通常情况下，由于一个国家或民族主流叙事的话语权在于官方，因此，主流叙事也常被称为官方叙事。相应地，“反叙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成为“反官方叙事”的简称。其次，从叙事技巧方面看，反叙事用来指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反拨和革新。因此，本文所指的“反叙事”既指主题意义上的“反官方叙事”，也指叙事技巧方面的“反传统叙事”。美国“后9·11”叙事的反官方叙事主题决定了其反传统叙事方式，而反传统叙事方式又为反官方主题服务。

正如安·凯尼斯顿（Ann Keniston）所说，“历史上，美国人对官方话语的怀疑并不鲜见”。^[52]在社会文化等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后9·11”时代，小说创作更显示出了它的反叙事特征。本文认为，美国“后9·11”小说的反叙事特色主要体现在缀合式结构、多元视角、图画叙事三个方面。

一、缀合式结构

虽然美国“后9·11”小说叙事结构不乏线状结构、网状结构等传统叙事结构，但最具特色的是它的缀合式结构。其中《坠落的人》和《特别响，非常近》就是这种结构的典范之作。

《坠落的人》由三部分构成，分别以三个人的名字命名。他们是：比尔·洛顿、恩斯特赫钦格、戴维·雅尼阿克。其中，比尔·洛顿是本·拉登名字的误传，恩斯特赫钦格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马丁·里诺德的真名。小说中，他的公开身份是大学教授妮娜·巴托斯20多年来的情人，真实身份是“红色旅”恐怖组织的成员。戴维·雅尼阿克在小说中是一位坠落艺术表演者，模仿人们绝望心理的行为艺术家，最终在表演中坠落死亡。显然，小说三部分的名字分别代表了他国的恐怖分子、身边的恐怖分子以及人们对恐惧的记忆。然而，这三部分的名字却与其下所属的章节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作者将他们作为小说三大部分的名字并置，显然是独具匠心，暗含深意。提醒读者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

在以这三个人冠名的每一部分又分为4-5个章节，大体依照时间顺序描写了主人公基斯·诺伊德克尔从被袭的世贸大楼里逃生后的心理行为变化，还有他的妻子里昂·格伦目睹“9·11”袭击和幸存的基斯后引发的新旧心理创伤以及她努力疗伤的过程，中间穿插里昂的母亲和其情人马丁对恐怖主义的争论。这是小说的隐性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大部分结尾处，都有一小节并没有写进小说的目录里，只有在读者仔细阅读文本后才能发现。这三个小节分别以三个地名命名，它们是：在马里恩斯特拉斯街上、在诺克米斯、在哈德逊走廊。这三小节作为隐性线索，依照时间次序记述了参与“9·11”袭击事件的恐怖分子哈马德和穆罕默德·阿塔在“德国汉堡加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在美国佛罗里达等待时机，在纽约撞击世贸大楼”^[53]的人生轨迹。

在最后一节中，作者将恐怖分子哈马德和阿塔袭击世贸大楼和基斯在世贸大楼遇袭的情节连缀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结构。

《坠落的人》中出现了明暗两条线索。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其中，隐性线索是“前因”，显性线索是“后果”。虽然记述恐怖分子的隐形线索占的篇幅很少，不足整个文本的十分之一，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整个文本中的地位。两条线索都享有同等的地位。

《坠落的人》没有传统小说中的环境渲染、曲折情节和线性或网状等宏大叙事结构。而是采用了不同于传统叙事的缀合式结构。粗略地看，《坠落的人》没有统一的情节和环环相扣的故事，缺乏整体感，表现出间断性和破碎性的艺术结构。但通过仔细反复研读，就会发现就小说整体的意义而言，两条平行的线索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它们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不可或缺的。

《坠落的人》虽然有对传统叙事手法的传承，如在人物心理变化轨迹上依照时间次序推进。但更多地却是对传统叙事的反拨和创新，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叙事特色。这与小说的反官方话语主题是分不开的。《坠落的人》通过明暗两条线索，从美国人的创伤和恐怖分子仇美心理两个维度展开叙事，克服了美国官方“9·11”话语的单一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反叙事力量。

《特别响，非常近》也采用缀合式结构。将在“9·11”袭击中失去父亲的美国9岁男孩奥斯卡谢尔的心理创伤和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失去亲人的德国平民老托马斯·谢尔夫妇（奥斯卡的爷爷奶奶）的创伤作为互相独立的故事缀合在一个文本中并置叙事。通过相互对照，揭示了美国作为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

二战末期，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为了剿灭纳粹分子，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进行了大轰炸。在这次大轰炸中，无辜的老托马斯·谢尔（奥斯卡的爷爷）失去了父母和已经怀孕的未婚妻。当他带着悲伤的心情来到美国时，发现繁华忙碌的美国根本无暇顾及他这样的伤心人。在无法停止的思考中，曾经不停诉说的老托马斯无望地放弃了疗伤的希望，成为一个永远的失语者，作为一个边缘人远远地躲在角落里，独自咀嚼着自己的痛苦。奥斯卡的奶奶——老托马斯未婚妻的妹妹，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也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但为了苟活于世，她拼命学英语，为自己在美国争取了一小块生存之地。两人在美国不期而遇。由于共同的遭遇，也为了互相疗伤，她请求嫁给他。两颗脆弱受伤的灵魂因此得以互相依偎，他们小心翼翼地交流，不去碰触彼此的伤痛。但当老托马斯得知她已经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因受伤而变得异常脆弱的老托马斯缺乏担当的勇气，逃离了怀孕的妻子，逃离了在美国的现实生活，远远地躲在了自己的德国故乡。但叠加的愧疚感使他更加痛苦，他不停地给自己从未谋面的儿子写信，却没有勇气把信寄出去。直到那一天，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死于“9·11”袭击，他才急切地回到自己的妻子和孙子奥斯卡身边。在奥斯卡的鼓励下，爷孙俩将那些没有寄出的信装进了儿子的空棺材。也算勉强了却了自己小小的心愿。

《特别响，非常近》的叙事分为三大部分：奥斯卡的叙事，爷爷的叙事、奶奶的叙事。这三部分以奥斯卡的叙事为中心，爷爷奶奶的叙事分别围绕奥斯卡的叙事展开。爷爷的叙事以“为何我不在你身边”为题，是写给儿子的四封信，被并置安排在在奥斯卡和奶奶的叙事中。第一封信写于1963年5月21日，最后一封信写于2003年9月11日。奶奶的叙事以“我的感情”为题，是奶奶2003年9月12日在机场写给奥斯卡的信，也被分为四个部分，穿插并置于奥斯卡和爷爷的叙事中。信中以支离破碎、语无伦次的语言讲述了她和爷爷的故事。奥斯卡的叙事占的份额最多，共9章，被置于爷爷奶奶叙事的中心。三个人的叙事由不同文体组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构成三条互不交叉的平行线，故事与故事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的时空线索。奥斯卡的故事是现实的、发生在身边的当代的故事，而爷爷奶奶的故事则是历史的，处在遥远的空间。从整体上看，《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叙事虽然没有一条完整贯通的情节线索，但这种平行式结构模式讲述的三组平行的故事却很好地表现了作品主题。作者这样安排结构的目的在于把平民百姓遭受飞来横祸的悲剧等同起来，相提并论，从而对恐怖主义及反恐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质疑。同样是作为无辜的受害者，奥斯卡大声地、勇敢地向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悲痛和愤怒，因此逐渐走出悲伤，有效缓解了心理创伤。而对老托马斯谢尔而言，因无人倾听，无处诉说，他只能默默地忍受伤痛，始终没有摆脱伤痛的折磨，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语者。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9·11”袭击后美国媒体向全世界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报道，使得美国的创伤显得“特别响，非常近”。而美国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事实，却很少有人知道，几乎无人问津。

在“后9·11”时代背景下创作的这部小说，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真的只精准到打击恐怖分子吗？怎样避免对无辜百姓等非战斗人员的伤害？什么是“恐怖主义”？如何定义“恐怖分子”？这些问题，在美国官方话语中，一直被当做自明的概念来使用。小说中，作者通过将创伤者的叙事缀合起来，以平行并置的方式展开叙事，向官方话语提出质疑，体现了文本的反叙事特征。

美国和“后9·11”小说中的这种缀合式叙事结构，将几个看起来互不相关的故事放置在一个文本中轮换描写的叙事方式，给读者带来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这些表面凌乱的故事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阐释，共同构筑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样结构意味着对传统因果线性结构的反拨，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叙事特色。

二、多元叙述视角

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同一个故事，若叙事时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54]

卢伯克认为，小说复杂的表达方式归根结底就是视点问题。^[55]

美国“后9·11”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不但站在各自独特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审视“9·11”恐怖事件及其影响。还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身份的人物，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让叙述者不但看进这些人物的内心，还通过人物内心来观看世界，由此构筑了美国“后9·11”小说的多元视角，使得这种多元视角叙事模式能更好地为表达多元主题服务。

《坠落的人》中，作品主要塑造了三组人物。第一组：基斯·诺伊德克尔、弗洛伦斯·吉文斯、里昂·格伦。第二组：妮娜·巴托斯；第三组：马丁·里诺德、哈马德、穆罕默德·阿塔。这三组人物分别代表了创伤者、美国精英知识分子、恐怖分子形象。文本叙事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描写了叙事者眼中的美国及创伤者、知识分子和恐怖分子等美国各类人思想及生存状况。第二个层面是遭受恐怖袭击后上述人物对“9·11”袭击的反应。

在第一个层面中，在小说开篇，叙述者描绘了世贸大楼遭受袭击后的情形，在他看来：“街道已不复存在，已然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时空、散落的尘土遮天蔽日，近乎黑夜。……这是笼罩在上午黑暗之中的另一个世界……有人从一千英尺高的窗口坠落下来，进入自由的空间。”而此刻的主人公基斯：“身穿套装，手里拎着公文包。玻璃碎片在头发和脸上闪亮……他踩着瓦砾和泥土，往北行走。”

在第二层面中，进一步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眼光，描绘了他们身处的世界。如当基斯听到第二幢塔楼倒塌的声音时，他“觉得眼前的情景，不知何故完全变了样。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一切全变了样。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他再也不能走了。”小说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者两个层面的叙事，突出表现了“9·11”袭击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世贸大楼倒塌了，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前景变得暗淡了。

“他们为什么袭击我们？”这是遭受袭击后的美国迫切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小说通过人物之口，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作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的妮娜的话通过直接引语表达出来：“他们袭击完全是处于恐慌……他们不可能达到目标。他们没有解放人民，没有推翻独裁者。”妮娜的话代表了美国的官方话语。

妮娜的情人马丁代表恐怖分子，对妮娜的官方话语做出反驳：“这个世界罹患一种正在蔓延的疾病……他们打击了这个国家的强势地位……一方拥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军队、情报机构、城市、法律、警察和监狱，另一方只有一些愿意去死的人……这是历史问题。这是政治和经济问题。”^[56]

官方话语和反官方话语通过一对多年的情侣之间的对话表现出来，给读者一个客观全面的回答。

通过类似的方式，叙述者有时深入人物内心，描述人物的感官感受，通过他们之口，阐述他们内心的想法。这样，不同的声音，由不同的人物发出，形成不同的叙事视角。有时叙述者跳出来，作为一个局外人对他们进行冷静的观察和真实的叙述，而不做出任何主观评价。这样可以使读者看到人物的真实思想和行动，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和思考。

其他美国“后9·11”小说也是通过这种多元视角表达多元主题。

如《恐怖分子》中主要塑造了三组人物：青年恐怖分子艾哈迈德、他的导师谢赫·拉希德；知识分子代表杰克·利维；国土安全部长、副部长。作品通过叙述者的眼光以及不同身份人物的视角，描绘了美国在遭受“9·11”后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生存状态。

在国土安全部长看来，“9·11”后的美国“如同充斥着不眠怪人的地下世界，而且有些怪人甚至留着白人的血。”“金融中心、运动场、桥梁、隧道、地铁——哪里都不安全。”“敌人的目的达到了：西方的工作和娱乐都搞砸了，完全砸了。”作为政府部门的代言人，他眼中的恐怖分子是与美国文化作对的“自由的敌人”^[57]。叙述者却告诉读者：“艾哈迈德的宗教信仰使他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他想温和地解释先知的话，使其与人类的理智相调和，但那些话并不打算调和……反而令我们的理智弯下腰，低下头”。国土安全部长眼中的“恐怖分子”是站在美国官方的立场去定义的。叙述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察理解“恐怖分子”，而艾哈迈德并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正如阿訇拉希德也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一样。由此可见，小说《恐怖分子》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恐怖分子”形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通过细读文本可以看出，这些视角的讲述不是统一的，而是充满着矛盾。视角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同。小说通过这种叙述方式，有效实现了对官方话语的反拨，表现出明显的反叙事特征。

在十八岁的中学生“恐怖分子”艾哈迈德看来，“（美国学校的）老师们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缺乏信仰；没有走上正道；他们是肮脏的……他们的生活是混乱的、淫荡的、放纵的……这些魔鬼想夺走我的主。”叙述者借艾哈迈德之口，对宗教观念淡薄、纵欲无度、消费至上的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艾哈迈德认为他的导师阿訇拉希德“居住在一个纯粹由词汇构成的半虚幻的世界中，热爱古兰经主要是因为其语言。”^[58]他反驳自己的导师说：“圣战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圣战可以指内心的斗争”。^[59]叙述者通过深入艾哈迈德的内心世界，描绘了他对导师的话所持的怀疑态度。

通过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叙述，作品成功达到了创作目的：“想让读者深入恐怖分子的头脑中，看一名完全正常的美国人如何让自己参与到一个灾难性阴谋之中。”

另外，还有其他作品如《特别响，非常近》将美国9岁男孩奥斯卡以及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无辜幸存者老托马斯、广岛长崎原子弹大爆炸的幸存者等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创伤者置于同一平面，对官方话语中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等概念提出质疑。《路》通过对大灾难后美国一对父子艰难生存道路的描述，表达了“后9·11”时代美国人普遍的恐惧心理和绝望心态。《自由》通过对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丈夫、妻子以及儿子的思想行为的叙事，从家庭到社会层面，对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提出质疑。《夜幕降临》中叙述者通过美国联邦调查局退休官员科里夫妇思想行为的描述，对当时盛行的“9·11阴谋论”做出回应，对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提出质疑，暗示“9·11”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一部苦肉计，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出兵中东，挑起战争，有着强烈的政治和利益企图。

在这些叙述中，由于人物身份不同、个性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同，他们的叙述有的互为补充，有的相互矛盾，这有效激发了积极阅读，引发读者深入思考，对事实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后9·11”小说之所以钟情于多元视角叙事，一方面是小说主题表达的需要。“9·11”事件后，美国官方媒体迅速将“我们”与“他们”对立起来，形成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方式。美国“后9·11”小说则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反传统叙事方式，深化了小说主题，使得小说得以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提醒人们多角度思考问题，避免单一思维造成的恶果。这种多元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反拨。另一方面，表明在以多样性为特色的全球化时代，作家的复杂思想，只有借助小说多元视角叙述才能有效表达出来。这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时代统一价值观主导下的传统叙事模式无法恰当表达的。

总之，反叙事的叙事者认识到自己是圈外人，边缘人。同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也处于边缘位置，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他们的声音通常被主流话语淹没，他们的观点被主流观点所压制，他们的自我意识被贬值、被视为是不正常的。^[60]

美国“后9·11”小说将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纳入叙述文本中作为主人公，从多元叙事视角出发，探讨美国“后9·11”时代的政治、社会问题，对官方话语提出质疑，对遭受战争创伤的人给予深切的人文关怀，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后9·11”小说是“后9·11”历史的一种补充。

三、图像叙事

美国“后9·11”叙事突破了传统小说写作模式，以跨文类书写方式打破传统小说的统一文类特征，超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消解文学和非文学的藩篱，实现了小说文本图文并茂的“杂糅”书写。

申丹认为，“与文字一样，绘画也是一种记录方式。甚至可以说，绘画本身就是一种表意符号。”^[61]图像叙事在美国“后9·11”小说中得到较为成功的实践。

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的先锋派漫画家阿特·斯皮尔格曼的漫画小说《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是得到广泛好评的“后9·11”小说，被《纽约时报》评为2004年“100部值得关注的图书”之一。^[62]

斯皮尔格曼的第一部漫画小说《鼠族》，使用通俗的漫画形式表现了沉重的战争主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大大提高了连环漫画在公众视野中的地位，也使得斯皮尔格曼成为备受人们赞赏和尊敬的先锋派漫画家。此后，他再未出版过漫画作品，直到“9·11”事件发生后，他才创作了他的第二部漫画小说《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欧普拉杂志》称它为“一部有关心理创伤的杰作”，美国《新闻日报》称它为“一部令人震惊的、具有挑衅性的作品”。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作品做出了评价。

斯皮尔格曼和他的家人一起目睹了“9·11”袭击的全过程。但对他来说：“9·11事件带来的恐惧仅仅是个开头，紧接其后的是痛苦和愤怒。”原因在于，“布什政府迅速将‘9·11’袭击工具化，然后按部就班地利用‘9·11’袭击为其政治目的服务。”^[63]

他创作了漫画小说《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对“9·11”袭击及其后的政府行为作出了回应。小说第一部分中，他以独特的艺术技巧表现了自己的“9·11”经历、“9·11”事件本身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以及“9·11”事件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他以鲜明的反对态度讽刺了“后9·11”时代布什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及其所引发的非同寻常的变化。他认为那些政策和措施已经动摇了美国民主的根基。对斯皮尔格曼来说，“9·11”袭击既是高度个人化的体验，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小说中，他给漫画配上了一些非常直白简洁的文字，以图文互解的方式表达了相应的主题。如通过漫画主人公在网络、电视等媒体上获得的信息如“五角大楼里失踪的人出现在‘9·11’实施袭击的飞机里”，“一位阿拉伯裔美国发言人声称世贸中心没有犹太人”等，表达了对当时盛行的“9·11阴谋论”的支持。他通过给画面所配的文字声明：“我开始创作是因为那个我没有为之投票的政府发动了战争，而这些战争将引发所有的战争。”明确表达了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态度。他认为“9·11之后一切都变了”，“天塌下来了”，“他们难道不知道世界末日来临了吗？”“自由”一词意味着“再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我对美国失去信心了”。^[64]通过图画和文字，表达了美国社会普遍的恐惧和绝望情绪，也讽刺了布什政府以及“9·11”事件所激起的“爱国热情”。

斯皮尔格曼的小说既令人心痛又不乏幽默，有黑色幽默的味道。小说没有真正的情节，只有作者的“9·11”经历及对其后恐怖岁月的反思。尽管主要的故事不足20页，但它集中表达了多重主题，其情感之细腻、容量之丰厚堪比一部大部头文学巨著。“我想创作一部喜剧——毕竟，灾难是我创作的源泉。但是报纸上那些自鸣得意的调子无法表达当时人们极度的恐惧和惊慌。”^[65]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六天，《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中的漫画作品开始陆续发表。斯皮尔格曼之所以选择用漫画片段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感觉到的东西是零碎的，不完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表达出自己及时获得的、零碎的感觉。有限的生命和视野使他无法获得对世界和事件完整的理解，因此只好在最短的时间内，及时表达偶然获得的零星的感觉和想法。

在另一部“后9·11”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主人公老托马斯由于遭受了德累斯顿大轰炸，失去所有亲人的他由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失去了语言能力，成为一位失语者。为了使生活得以继续下去，他使用简单的文字、图片等“辅助语”与别人交流。于是，文本中出现了许多照片、数字、空白页、文字密集页，作为老托马斯“言说”的媒介。这些碎片般的图片不仅为主人公提供了言说的内容，言说的方式以及言说的语境，也为读者展示了恐怖时代人们的生活图景。

爱莉萨·托雷斯（Alissa Torres）的“后9·11”小说《美国寡妇》也是一部漫画小说，出版于2008年。作者爱莉萨·托雷斯的丈夫死于“9·11”袭击，当时她刚刚怀孕7个月。失去丈夫的爱莉萨为了寄托哀思，创作了小说《美国寡妇》。书中，她也和斯皮尔格曼一样，用漫画形式讲述了他们夫妻二人相亲相爱的往日生活，目的是为了让儿子了解自己的父亲。小说出版后，爱莉萨不无感慨地说“许多我曾经紧抓不放的东西，成为书中的内容，现在我终于可以放下了……当你遭遇一场无法控制的灾难，创作能让你重新恢复生机。”^[66]

在上文提到的几部美国“后9·11”小说中，文本的文字表达相对淡化，作品的图像性得到强化，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可观的世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小说的插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叙事的性质，它们与文字一起共同承担着小说的叙事功能。正如龙迪勇认为的那样：“图像叙事的本质就是空间的时间化，图像叙事也就是一种空间诗学。一旦照片被配上文字，它们就一起提供一种确定性的效果甚至一种教条式的武断效果。”^[67]图画中蕴含着意味深长的叙事潜力，图文并茂的形式克服了单纯文字或单纯图像表述引起的不确定性和歧义。芭芭拉·哈里森（Barbara Harrison）认为图片可以起到疗伤的作用，“图片疗法允许人们重新描写，再次想象自己和过去，建构一种全新的积极叙事来对抗、消解之前的消极叙事。”这样的疗法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反叙事。图文互解的叙事方式，对于遭受精神创伤的人而言，可以起到重构过去，治疗创伤的作用。正如斯皮尔格曼所说，《在没有双塔的影子下》这部喜剧作品使他得以从“9·11”袭击后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中恢复。再次说明了文学的疗伤作用。

莫利·安德鲁斯（Molly Andrews）认为，反叙事是一种断裂、破碎、不连贯，它常常随时被像穿插式的商业广告那样打断。^[68]美国“后9·11”小说中图像叙事方式就是一种反叙事。图片颠覆了文字叙事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构成了整个叙述的空间性，弱化了叙事的时间性，使场景直接呈现，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而这些被图片有助于我们记住一些人、一些重要时刻。在“9·11”袭击中，有人从世贸大楼跳下的照片，永远铭刻在读者的心理，成为无法抹去的记忆。

文字激发想象，图像为想象提供证据，成为另一种叙事方式。“图像打断了叙事，同时，也标志着回归到事件本身。”^[69]美国“后9·11”小说通过图像叙事将历史与现实进行解码之后重新编码，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和真实感，避免了单一文字或图片叙事的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图文并茂的叙事方式比单一的语言叙述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反叙事总是作为主流叙事的对立面存在，但它们并非互相独立的个体。它总是与主流叙事保持着张力现象，它们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互相不受影响的。”^[70]毫无疑问，每一种叙事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和局限性。美国“后9·11”小说中，作家们突破单一叙述模式的缺陷，采用多元的叙事方式，更好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这种反叙事风格，不仅仅改变了作家创作的方式，也使得读者改变了原来的阅读方式。他们不得不放弃阅读传统小说的方式而采取积极阅读的方式，将许多表面上并无直接联系的叙事结合起来，寻找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作品中隐含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独具匠心的叙事方式。

美国“后9·11”小说之所以采用反叙事策略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9·11”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反叙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拥有强大军力的唯一超级强国，自从独立战争以来，其本土没有遭到过任何的袭击，美国人一直认为“美国本土与战争无缘”。但是，“9·11”恐怖袭击使得美国人的“安全神话”彻底破灭，心理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9·11”事件不得不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叙事”。

其次，“9·11”文学作品包含了广泛的相似任务：它们向企图将“9·11”事件简单化、将“9·11”事件意义固定化的政治话语提出了批评和挑战。^[71]作家不再是被动的官方信息接受者，对政府言论行为具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判断。他们采取挑战的姿态，表达自己的见解，发出不同于官方的声音，形成反叙事。

作家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他们越是边缘化，就越能写出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正如德里罗所说，“一个作家越是边缘化，他的作品越显得重要，因为他最终的目标是让小说永葆生命力。”^[72]他说，作家和恐怖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同谋关系：他们都有反抗强权压迫的愿望。

再次，文学发展的趋势也要求小说家们有创新精神。丽贝卡·琼斯（Rebecca Jones）认为，反叙事与其生产和消费的语境有关。^[73]在“小说已经终结”的讨论中，包含的是对小说旧有形式的厌倦，对新形式的渴望和呼唤。美国“后9·11”小说创作中反叙事策略的应用，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作家们将官方话语中客观的真相进行艺术陌生化处理，从而表现出对强权和暴力的反抗。正如潘特·吉尔韦伯所说：“这是一个日趋多元化的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越多，他们对多元化思想接受的就越多……我们需要超越单一思维，创造一种不同以往的多元价值观。”^[74]引用《特别响，非常近》中人物的话来说“我相信事物是万分复杂的。”^[75]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世界迫使人们摒弃黑白分明的是非观，而以更多元的思维方式、更开放的视野、更成熟的态度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美国“后9·11”小说就是为了揭露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