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描述性医学伦理学

4.4.1　医学文学：对现实医疗伦理问题的描述

（1）文学与医学的关系

文学与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Cassell认为：“文学是由外行人（非医疗人员）提供的了解疾病和人的相互作用，医生在人们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和医生自身的医学专业知识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以及理解医生洞察力的机会。”

Aathong R. Moon在《失败的医学课程》一文中特别论述到，文学可以用于一般医学课程没有涉及的医疗职业方面，用于汲取存在于文学中的医学遗产，提高对病人照料（care）和自我职业评价的敏感性，以及探索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这一思维方法对解决有关人的重要问题。在美国，已有不少学者把文学用于医学教育，如Kathryn Hunter在她的一项研究中，论证了人文学（特别是文学）如何能加强医学生掌握基本的医疗义务。Sandra Bertman用不同含义的文学来判定，在关系到人是否真实存在的医学痛苦的决定中，医学生自身情感的合理性。如怎样对待死亡和伤残，以及论证了人生各个阶段与医生有关的重要的东西。

（2）医学文学与描述性伦理学

数世纪以来，文学对于疾病和患病有大量的描述，追溯西方文化传统，至少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这样一些描述。在近些年来，文学作品更加活跃地表现疾病、伤残和死亡。

过去的文学作品常常涉及老年人对罹患严重疾病和伤残的恐惧，而现在又加上了对成为尖端技术牺牲品的具有特色的现代恐惧。医学的奇迹可以延长被损害的生命，拯救罹患病痛的人，但有时它也会同人们的意志唱对台戏。由于种种障碍业已清除，病人权利运动变得成熟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均在我们的诗歌、戏剧、小说，以及电影中有所表现，同时，一个崭新的领域——文学与医学——也诞生了。

15年前，当医学人文科学开始进入美国的医学院校时，人们的头一股热情是投身医学伦理学。然而在过去的5年中，人们开始对文学与医学产生兴趣，甚至一些医学伦理学者也对这种正在蔓延的兴趣火上加油。他们一改传统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而转向文学描述方法表达和阐述医学中的有关重要的伦理学价值。伦理学家们解释他们所以用文学方法更主要是由于现代伦理学理论的功能有限，而不是由于文学描述的特殊的美学价值。

David Burrell和Slanerwas hauerwas在他们1997年发表的《从规范体系到文学描述：伦理学推理的选择模式》一文中，第一次对现代医学伦理学理论及道德推理的标准根据作了详尽的评论。在他们的评论中这样解释道：“现代伦理学理论试图从客观方面把握道德判断，并欲使这些判断不受来源于主观的信仰、欲望，以及做出这些判断的人的经历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企图从一定程度上使客观的科学观受到鼓舞，另外一方面，又从一定程度上使现代的多元化的道德理论得以应用。正像Burrell、Hauerwas所说的那样，许多思想家企图使道德推理客观化而回避具体的描述，因为他们认为存在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和程序，或者说是当要采取某一行为或做出判断时，从逻辑或概念上允许人们如何去做的观点。这样做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道德责任的根据体系，是基于依赖于伦理学原则的推理。因此Burrell和Hauerwas认为，美国的当代伦理学，特别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已成为决定理论的一个分支。相关的道德理论，特别是医学伦理学时常所关心的问题中潜伏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伦理学可以构建成一门推理科学，这门学科评价有待选择的问题”。

其实，很难有这样一种道德活动的规范理论能不加遗漏地包容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道德观念。我们所持有的观念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这些观念还会同我们使用这些观念的道德经验相冲突，我们所需要的是发展分析这些道德经历的思考能力，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道德观念如何起作用。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发展这种能力，以致通过高度关注我们独特的社会活动方式，了解人们的经历。

Larryn R. Churchills在1979年发表的《人的死亡经历：死亡阶段中道德的首要地位》一文中，系统地批评了在死亡和濒死心理的教学中被大多数人引用的死亡的五个心理阶段，即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指出这些阶段的归纳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模式，诱导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那些从事医疗护理的专业人员会把这一模式强加于濒死病人。他对此表示异议：“当我们服从于这些作为规范礼仪的死亡阶段划分时，便会像对待一个技术问题一样对待死亡。”Churchill进一步论述有关他们自身死亡体验的权利，因而他倡导回到正确的具体事实中去，即用描述性和文学艺术的手法来分析具体的事件。Churchill认为：“观察的世界有力量超越医疗科学中的逻辑推理的世界。”Churchill指出“照料濒死病人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要求我们放弃信赖于这些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倾听病人的经历。”虽然Churchill是讨论心理学方面的概念，而不是哲学原理，但他的观点与Burrell和Hauerwas极相似。人类，以及人心理和道德方面的经历不是固定于刻板、抽象的推理体系中。

Robert Close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伦理学和文学家。他认为以往在医学院校进行医学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教学实际上是要把学生变成一个极好的逻辑学家，而不偏重于使他们成为有更好道德的人或医生。正像他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医学伦理学与生活》解释的那样，他现在只在医学人文科学中选择教授文学课程。他说，医学人文科学中文学课程的要点是伦理方面的思考，而不是一些文化方面的光彩和欣赏故事情节。在他的课程中使用了一些小说，如《不紧不慢的步伐》、《箭的制作者》、《夜色温柔》、《爱的废墟》等。Robert Close认为这些小说探索了一种无法回避的现代人的生命质量问题的伦理学。他认为医学伦理是不可能与人们一般的道德感相脱离的。他倡导教授这样一种医学伦理学，在我们传统最好的小说家的作品中寻找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素材”。这种医学伦理学驱使我们追求人类广泛的道德需要，认真地去考察人们的设想、期望和价值观，以及作为已经存在的生命和人们希望过的生活。

4.4.2　文学在医学教学中的地位

医学文学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医学院校教学中已得到应用，而国内尚未开展这些工作。William May在1982年探讨了文学艺术应该给医学什么的问题。他强调文学艺术有助于完成临床医学的中心任务是理解、解释和评论。理解应该是现代医学的本性。现代医学存在着在现代科学迷信背景下的教条，医师们为病人诊治疾病的知识仅仅限于对疾病的生物学方面的解释。其实，疾病有时并不是纯粹客观化的现象，譬如说痛苦、医患关系、病人行为等等。

Kathryn Hunter建议用文学艺术课程来训练医生审视医疗生活和医学本身的能力。有许多医疗实践中的问题可能借助于文学评论的工具而受益无穷。如怎样看待医生的行为、勇气和英雄主义问题，以及如何认识治疗距离和美学距离的关系问题等等。William May指出，企图回避有血有肉的细节描述的医学实际是包含在一系列描述之中。

在我们的眼里倘若有一个完整的病人的形象，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疾病，那么文学艺术将给予医生一些别开生面的东西。

4.4.3　当代文学与生物医学伦理学

文学比较哲学化的伦理学来说，能够更生动、迅速地反映人类生存的具体画面。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许多道德困境，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早已有反映。譬如美国作家中的后起之秀罗宾·科克，他196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后加入美国海军，很快提升为少校军医。但他一直倾心于文学，于1972年出版了处女作《实习医生之年》，之后，又写了一系列深刻反映现代医学道德困惑的文学作品，如《昏迷》、《狮身人面像》、《大脑》、《发烧》、《装扮上帝的人》、《基因》等。在科克的这些看起来是通俗的流行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幅现代生物医学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的生动画卷。

生物医学伦理学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出路的思考的产物。文学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生活感受的产物。一些有思想性的文学家的视角，总是身不由己地把个人生活的体验，放大到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境遇中。

此处仅介绍亚洲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他的作品，以便理解当代文学与生物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多的联系。1994年10月，大江健三郎由于荣获“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受到世人的关注。他是自诺贝尔奖设置以来，第二个荣获此项荣誉的亚洲作家。在此之前，大江健三郎一直很少被一般读者和媒介注意。一时间，荣誉打破了他的宁静的书斋，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坏电话。日本按惯例授予他文化勋章，他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由此可见大江健三郎大家学人的风范。其主要作品除《个人的体验》外，还有《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和《死者的奢华》等已被译成中文。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类的生存，选材往往是与核威胁与残疾有关。也可以说核威协与残疾问题是他的作品经常反映的主题。其代表作之一的《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

《个人的体验》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鸟的妻子生了一个残疾婴儿，使鸟突然陷入了艰难的处境。鸟首先选择了逃避。他把婴儿扔在医院里，并设法把他弄死，自己则躲在旧日情人火见子的卧室，陷入爱河欲海之中。火见子是天使又似魔女，她给鸟安慰，使鸟忘却烦恼，也使鸟堕落。经过漫长的心灵炼狱，最后，鸟终于醒悟，勇敢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决心和残废婴儿共同坚韧地生存下去。大江健三郎也有一个残废的儿子，而且是很令父母为难的弱智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主人公鸟的体验，也就是大江健三郎的体验。

《个人的体验》如同一份生物医学伦理学的案例，只不过比西方人提出问题的时间还要早近20年。1981年7月，美国迈阿密市发生了一个关于残废新生儿要不要救治的法律诉讼。一名叫爱琳的女婴，刚出生就被发现背部有一个瘤，如不动手术，婴儿就会死去，动了手术可能造成下肢麻痹。爱琳的父母拒绝给孩子手术，而医生认为孩子手术后有可能成活，谁也没有理由剥夺孩子生存的权利。但是问题是共同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也许是文学与医学共同所要承担的责任。

生存与毁灭的难题展现出来了，但解决得也颇有戏剧性。在《个人的体验》中作了鸟和他的残废儿子都活下来了的处理，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包括著名的作家三岛由纪夫。

问题没有最终答案，正像评论家认为的，鸟和他的儿子的新生，并不是大江健三郎对人的“再生”寻找到了答案一样，包括残废新生儿处置在内的生命伦理学的有关道德难题也不会马上有解决的妙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之间必须达到平衡。其中，人道主义始终是基础性的思想，否则，人类就将不会有所谓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