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科学思维解读传统中医理论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一切，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批判一切。科学创新是怀疑批判过程的副产品，但科学真理是相对的，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阶段认识水平的反映，科学理论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严格说来，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很直接的关系。理论思维是人们借助概念、范畴等逻辑手段或方法来解释和描述认识对象，进而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因而，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结构形成的逻辑体系，中医药学的理论也不例外。

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决定其哲学和科学的不同发展方向。正是因为如此，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的发展。西方的科学革命在文艺复兴中爆发，一路欣欣向荣走来，而东方的科学技术却在古代高度发展的巅峰上跌落，一路跌跌撞撞，难以复兴。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东西方科学形成两种完全相反走向的重要原因。

中医药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中医药体系在几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开放系统向封闭系统逐步转化的过程。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奠定标志，是成书于战国和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其后，《伤寒杂病论》的问世，金元四大家的争鸣，温病学派的崛起，都是历代医家在总结当时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科技成果的结果。可惜的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阶段之后，随着整个传统文化的逐渐趋向保守，一向开放的中医药学术体系也不可避免地趋向保守封闭。自清代温病学派形成之后，中医药的理论基本上没有新的进展与突破，中医理论目前既成的理论思维形式，是中国古代辩证逻辑体系，所谓辩证逻辑体系，是指以反映事物整体的对立规定性的具体概念及其概念体系来揭示事物辩证本质和运动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近几十年来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中医药学的发展却并不令人满意。中医药学如何发展已成为共同关心的问题。加速中医药学科的发展是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是其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加速中医药学的进程也是迎接挑战的迫切需要。

中医的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东方人对先哲，对传统、对权威、对历史多有留恋、膜拜、趋附和怀旧。中庸和保守代替了怀疑和批判。中国人乐意“在继承中发展”，而不是“在批判中进步”。这与东方的知识分子只要精通四书五经投靠王权便可跻身官场，终身荣华富贵不无关系。当然，一定意义上，这对传承先哲们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定势，对科学的进步，学术的繁荣是十分有害的。纵观东方学史，历代学人注解前人的思想、诠释历代经典，多抅执于旧义陈言，揣摩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经典中的“精蕴奥秘”，少有创新，甚至提出“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要求在注释经典时“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经学思维，致使经学取代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笺注主义取代了理论上的创新，制约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遏制了思维的个性化，造成了民族进取机制的衰竭。这种思维方式是东方科学技术从高峰跌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也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的稳定，总是把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视为异端邪说，置之死地而后快有关系。历史上，一些志士仁人，为了稳妥地宣传新理论、新学说，也就只能通过表面上的笺注经书，而实际上提出新内涵来进行阐述。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国反对保守革故鼎新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都比西方人落后，而是与科学发展的时代不配套。西方人自古就关注自然，试图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解读世界的千变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注重思维方法的锻造，数学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西方人的重要思维工具。从德谟克利特第一个提出原子论开始，西方人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物质世界最基本的构成成分的探求，他们的探求方式从一开始就遵从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方式。从西方人对分子、原子的发现，对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的发现及当代基本粒子及夸克的发现，哪怕是人体结构的解剖分析，西方人关注的始终是寻求构成自然的基始，并且一层一层地将物质的构成成分及其性质一目了然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西方人这种局部到整体的探求方式，具有其优越性，不掌握局部，很难说能掌握整体。西方科学在近现代突飞猛进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方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进路是微观实证思维方式的产物。显然，它是从物质结构上穷追物质世界的本质，并由此去认识自然的。

中国人的思维从老祖宗那里一开始就被引导到从整体到局部，是无名的“道”决定了“一”，“一”的分化才有了“二”、“二”生“三”，“三”才产生了万物。这种一、二、三，既是从大的整体到局部，也是从大的整体到小的整体，还有整体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变化。中国的道家学说引导人们从事物的矛盾运动上去把握事物的性质。这是整体性思维的突出表现。阴阳是事物矛盾运动对立的双方，是它的相互矛盾决定了事物的千变万化，“气”则是千变万化的事物获得勃勃生机的物质要素。中国人对自然的这种解释，看了不需要更多的实验，只要人对世界的观察加上大脑的思辨就可以了。“道”、“气”、“阴阳”的不可捉摸，将中国人引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中医理论的建立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学中的“气”、“阴阳”深深地影响着它。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在结构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人体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人又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变化必然对人产生影响。中医的这种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养生以及治疗等领域中。中医学家通过观察和收集研究对象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之后，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经络脏腑理论，去分析，综合，然后得出结论。因此，中医的思维具有整体性、辨证性和宏观性。中医思维的基本特点，使中医的结论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缺乏精确的定量概念。中医的“术”也多见于个人经验传承，从根本上没有摆脱工匠传统，对人体解剖知识的缺乏，增添了中医先驱在理论建立中的困难，玄想和猜测也多见于中医理论。中医理论的一些论述至今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无疑妨碍了人们对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即便如此，中国的中医由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仍然生长得根深叶茂。它应用宏观整体的思维方式，对人体疾病的分析方法至今仍有独到之处。但中医对人体结构的了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够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还原论思维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没有精确定量观念的事物是不易被社会所理解和容纳的，如果说微观实证及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需要宏观整体系统思维方式，那么用惯了宏观整体系统思维方式的中国人，是否也应该在微观实证及还原论思维方式上补补课，充分了解一下西方的物质结构学说，人体结构学说，将微观实证及宏观整体的思维结合起来，争取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有一个新突破，我们认为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虽然中医的科学性不容质疑，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与时代同步，中医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既要强调宏观，也要强调微观，既要注重整体，也要注重局部，既要强调模糊性，也要强调精确性，从而建立起符合现代要求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

总之，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中医学能否成为主流医学，取决于其理论的不断创新，而理论创新的前提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中医要发展就必须把传统的中医理论用现代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用新的方法来诠释中医理论，将中医理论解码为现代科学思维模式下的理论，形成符合现代要求的理论模式，使之易被现代社会理解，接受，掌握，从而建立起符合现代要求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并且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中医的医疗实践活动。只有思维方式的改变中医才能理性地审视自我、学习西方之长，克服东方之短；摒弃西方之短，弘扬东方之长，在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中占领新的科学桥头堡。

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或中医理论相对于现代科学而言，具有下述4点特性：①另类性：中医学虽以其揭示人体生命现象规律的超科学性，愈病实践性，辨证理性及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卓然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但在现代主流科学知识体系中，却找不到中医学的位置。中医显然属于“另类”科学知识。②异质性：表现在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主流科学知识体系间在文化基因、思维方式、基本范畴、理论形态、理论体系构建方法、语言及表述形式等方面的绝对差异性。③封闭性：表现为中医学自身发展对原创理论体系框架的难以突破性。两千年来的中医医疗实践均是在体验、验证或完善原创体系经典，至今原创体系四大经典仍以其原著的形式作为中医学的重点基础学科存在。④排异性：表现为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理论体系间的不兼容性。这种不兼容性又表现为中医主动引进移植他法的排异现象与中医被动融入他学的排斥现象，如汇而不通，结而不合，化而不化。

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一定要有明确的战略原则。这个原则是：中医药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发扬中医药特色，也就是说，从战略角度看主要是强调发扬，而不是单纯的保持，更不是固步自封。中医科学研究的战略目标有近远期之分，近期目标是实现中医现代化，远期目标是融入人类生命科学。就近期目标而言，亦有近远阶段的不同。现阶段，以挖掘、整理、验证、阐释为主。对传统的中医药理论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并通过文献研究来系统化，用实验等手段来证实阐明，对所积累的临床经验，进行广泛的科学验证，探索其治疗机制等，从而确立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医学学科的稳固地位。远阶段，则以移植、渗透为主，即大规模的多学科参与改造和融合，从而使中医药学成为既有完整的现代学术体系，包括理论、临床、实验方法和药物等子系统，又能充分适应现代人防病治病要求的一门独特的医学学科。

中医药现代研究应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中医研究，不是研究中医，只有在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相关中医理论自身科学内涵的前提下，开展的研究才能更加合理、更有价值。目前情况下，应全面加强中医药理论的现代诠释研究。

近300年来西医得到了飞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主流医学，其中的原因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得益于欧洲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在中世纪比欧洲更发达的“中医”，由于社会长期封闭、保守、停滞，没有进化出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基本上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现代科学也为中医的发展同样提供了先进的平台，用不用这个平台则是我们中医自己的事情。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大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应该是中医发展走出低迷，进入快车道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