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形成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的性格，中国哲学也具有很强的实用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各家为寻找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授徒立说，既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从哲学发展看，辩证思想丰富而成熟，是整体观照下有机联系的综合辩证，而不是抽象思辨中概念精确的逻辑辩证，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认识论从属于伦理学，为修养生性服务，强调直观体悟，经世致用，知行合体，完全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

一、辩证联系的整体思维

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现象，最根本的特征是整体性、有机联系和辩证综合。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32]

与西方哲学重视逻辑推理分析相反，中国哲学重视有机的整体联系。这种思维主要来源于易经哲学，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西方分析哲学则强调由一到多，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分析其差异。西方哲学的概念只限定一个本质，中国哲学的概念则包容了多种本质。如西方的上帝就是与人分离的神，所指非常明确。中国的“天”却包容万千，既是指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又是指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至大无限，无所不包。更不同的还在于它变化无居，生生不已，而且与人同体，充分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有机性，充满生命意识。再比如西方的法和中国的理，正好体现了不同的思维模式。“法”是经过分析后的抽象，每一个都应该遵守，保障个人的权力。“理”却是一种整体秩序，讲人与人之间形成和谐关系，宽泛的道德原则。前者重个体讲差异，后者重整体尚和谐。

中国思维是一种综合的辩证思维。中国哲人观察宇宙人生，总是以一种“统观”、“会通”的方式，着眼于天地人我，注重相互的依存和密切联系乃至发展变化。以《周易》、《老子》、《大乘起信论》等为代表的辩证思维模型是“一物两体”、“一体两面”、“一心二门”“整体——对待——流行”的模型。例如以易、道、天、太极、太虚为一体，以阴阳、乾坤、形神、心物、理气、翕辟、动静等为两面。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等，既不把矛盾的对立看成僵死的、绝对的，也不把矛盾的统一看成是机械相加，或一方吃掉一方，而是互相补充渗透，相反相成。这是一个弹性很强的诠释模式和思想架构，如果以分析思维为基础，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现代性。

不可否认，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重视逻辑分析的学派。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确定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墨经》指出的“故”、“理”、“类”的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亦有精到之处。名家对分析思维也有贡献。然而，因为中国哲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由此决定了中国思维的整体观照模式。

二、直觉体悟

直觉体悟是一种很独特的思维方式，它不凭借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世界，而是以个人的经验智慧直接切入本质。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用直觉思维的方式把握宇宙本体和人生真谛。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融合的高峰体验推向极至。

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除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只有抛开了一切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心境的和平宁静才容易悟“道”。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虚到极点，忘却了自然和社会，忘却了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超凡入圣，与道合一。

孟子讲“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宋代陆九渊将孟子这一思想发展为心学，追求“吾心”与“宇宙”的冥契，他教弟子曰：“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滢滢中立。”王阳明的“致良知”也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的终极实在。

中国佛学更是把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发展到极至。慧能是不识文字却能悟道的开山典范。他的主要教义之一是“不立文字”，因为在他看来，任何语言文字只是人为的枷锁，不能使人真正把握真实的本体。相反，正是由于执著于思辨、认识、语言，反而束缚了人们对道的理解。禅宗认为“悟道”不是知识或认识，而是个体对人生谜、生死关的参悟，只有靠个体的亲身体验才能获得。其实，庄子早就有过“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之说；魏晋玄学又有言意之辩，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大大推进了一步；禅宗干脆明确指出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在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根本不可能悟道。

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的确有它独特的价值。首先它突破了语言达意的局限，无阻碍无隔绝与道观照，更为真实和深刻。其次它压缩或抛弃了逻辑程序，开门见山地切入本质，更为简捷凝练。正如一位僧人讲得道的体会时说，吾开悟以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吾开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吾开悟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尽管我们看不到思维前后的逻辑过程，但仍能感到极强的思维力量。

对于习惯了严密的逻辑推理思维的西方人来说，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显得有些神秘玄妙。由于概念的不确定又造成一定的模糊性。比如天谓何也？它是人们头顶上的一片空间，是神之所在，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是权威的象征，是法则……当你去追究它的确切含义时，你被拒绝了。道谓何也？是宇宙本体，是自然规律……然而究其实，那便是模糊不定的可道即非道的“道”。所有重大基本的哲学概念都落不到实处，都没有确定明晰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落实又最为落实，正好表明无限广大精深，无始无终又难以规范的性质，只有不断地认识它，却永远不可能明确地限定它。由此可见，直觉思维的模糊性反而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强的涵盖力，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体验对它作经验的觉解。不是吗？几千年来，后人在先哲提出的“道”、“天”、“气”、“一”等本体思想中发现了无穷尽的意象。一本《易经》从男女生育的经验中抽象出最简单又最丰富、最不确定的宇宙符号，最原始的生命现象靠它解释，最先进的计算机科学原理也用它来解释。

三、知行合体的行为方式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它所涵盖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哲学家一向关心理论的实用价值而不做纯粹思辨，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而在于解决人生实际问题。先秦时期，名辩家曾热心于逻辑推理，却被斥为虚言辞章混说无稽；魏晋时代，玄学家的清谈也只在上层知识界风行，终被正统文化所淘汰；唐代，唐三藏从印度取回真经，但在中国这块务实的土地上，唯识宗那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抽象思辨的方法、繁琐缜密的教义被拒绝了，其学无徒相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简直就是一部实用化、世俗化的历史。即使最注重形而上学的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哲理也成为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在中国，没有哪一派思想家认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思辨活动，而是用于教化人，强调知行合体，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经世致用，以达到“圣贤”、“至真”、“涅槃”的境界。

孔子为人为道，不尚空谈，没有系统的理论著述，只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告诉弟子，留下只言片语。然而他人生实践中形成的道德人格却令后世人敬仰追随。《中庸》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理解与力行并重。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观念：“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3]“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34]明清之际，还有许多思想家涉及到“知”“行”的论述，但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如果将“知”推广到自然知识和其他理论知识系统，将“行”扩展为包括道德实践在内的社会实践，中国哲学知行合体的行为方式将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总之，在传统哲学中，“道”、“易”、“诚”、“仁”、“太极”等，既是可超越的本体又是内在的本体。就人与世界的基本共存关系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总是通过天人、体用、心物、知行的契合来加以沟通和联结。天人之间，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价值理想与现实人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内在超越”的思路，使天道与心性同时作为价值之源，开掘心性，就靠拢了天道；落实行为，就实现了理想。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念、人生智慧、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在现代仍然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源头活水之一。

【注释】

[1]《礼记·中庸》

[2]《孟子·梁惠王上》

[3]《孟子·尽心上》

[4]《论语·里仁》

[5]《论语·八佾》

[6]《论语·颜渊》

[7]《论语·颜渊》

[8]《论语·述而》

[9]《论语·卫灵公》

[10]《礼记·中庸》

[11]《荀子·性恶》

[12]《朱子文集》卷七十

[13]《张载集》第376页

[14]《老子·第二十一章》

[15]《老子·第二十五章》

[16]《庄子·骈姆》

[17]《庄子·让王》

[18]《庄子·齐物论》

[19]《庄子·天下》

[20]《论语·阳货》

[21]《孟子·尽心》中华书局出版《孟子译注》第301页

[22]《孟子·梁惠王上》

[23]《周易·系辞传》

[24]《蜀相》

[25]《示儿》

[26]《江城子·密州出猎》

[27]《满江红》

[28]《过零丁洋》

[29]《自题小像》

[30]《论语·卫灵公》

[31]《孟子·滕文公下》

[3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337页

[33]《传习录上》

[34]《王文成公全书》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