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式中的“西天中土”计划

序：进行式中的“西天中土”计划

陈光兴

或许是因为过去12年主编《亚际文化研究》国际学刊，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2010年10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原来只是想从旁帮忙，没想到后来越卷越深，“西天中土”成为进行式的计划。至少过去两三年在如影随形地不断转化中改变了我自身历练的轨迹。这篇序除了想要厘清当初投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与动力，也对读者交代还在进行中的“西天中土”的一些想法。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20余位的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借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12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处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12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加三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倒台，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12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仿佛意味着一元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疑的价值观，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地形成的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12年很短，《亚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

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了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是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如果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就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以欧美为参照，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是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一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国，将在2026年达到15亿，超过中国的13.5亿成为最大人口国；2015年印度经济的扩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对中国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庞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分独立，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其中在部分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而是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以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维逻辑下，做了球赛式的比较：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是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社会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能以印度为参照的。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的知识界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庶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联，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产生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

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是社会主义国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只是期待那些想找到其他道路的朋友，能够开始认识印度，为未来做准备吧！

这次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都根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年出生、1980年代早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1990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从西天到中土：印度当代新思潮读本》系列（共八本）的翻译工程不小，为的是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在与他们会面之前或是之后，能够对他们身后的印度社会、历史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机会。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他们的来访，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

以上是参与推动“西天中土”活动前的基本想法，有些意外的是，这个系列讲座受到了不在预期中的热烈回响，特别是思想界中有大量的前辈们都对这次对话表示高度重视，给了我们负责规划与执行的同仁很大的鼓励，活动结束后召开了两次公开的“消化会”对整体系列进行反思，诸多的检讨都收录在书中。

活动中比较大的体会是，作为两个相互邻近的“大国”，印中的思想界在战后接触不多，除了1950年代尼赫鲁与周恩来联手推进了第三世界的想像之外，在人们的记忆中，民间具有象征意义的互动，得追回1924年泰戈尔的访问，所以或许“西天中土”的最大意义被认为是重新启动了两地较大规模的直接互动关系。不过，战后亚洲各地学术思想界之间的互动大都是透过纽约、巴黎或是伦敦，就连地缘相连的东亚区域内的各种网络也都是最近十来年才慢慢出现，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西天中土”是在当下调动古老的历史想像，把作为西边天竺的印度重新拉回中国的视野，能够成为学习与参照的对象。值得跟读者分享的是，“西天中土”计划的推进过程让我们发现在整个中文世界庞大的学术体制里，台湾、香港体积小就不说了，大陆对于印度当代社会思想有深入研究的机构几乎挂零，很难找到能够真正懂得印度的思想者来进行对话，这意味着学术思想界该有更多的人认真地投入当代印度思想、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虽然困难重重，大陆的思想界很热烈地响应了访客。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触发了热烈的反应？

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印度经济的崛起，带动了知识界的好奇心：为什么这个一直被认为是所谓落后的国度，在贫穷与种姓制度持续的牵制中，能够在近年实现稳定的经济成长？据估计，在未来的十年内印度经济发展将超过中国？基于竞争的原因，大陆长期对印度的忽视，现在面临着知识不足的挑战。此外，对学界来说，更大的吸引力来自印度学者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是中国学者远远不如的，来访的几位学者中，霍米·巴巴（Homi Bhabha）是后殖民理论的著名学者，帕沙·查特吉与迪佩什·查卡拉巴提都是国际知名的知识团体“庶民研究”的核心成员，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是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萨拉·马哈拉吉是当代艺术理论的大家，阿希斯·南迪更是第三世界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不是从天而降由欧美进口的，而是扎根于自己的生命世界中，他们的原创性与对世界的贡献正来自于此。

学习得是双向的。2011年3月我们走访了印度的四个城市，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听取学者们对亲身参与活动的意见，并且咨询他们及其他朋友对于未来可以如何推进的看法。或许是在互动中有了初步的准备，这次的参访是带着问题去与当年来访的朋友们继续对话，也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进一步体会孕育他们思想的土壤的，所以学习之旅甚为丰硕。记忆犹新的是，在加尔各答，我们深深感受到“孟加拉”（Bengali）知识传统的丰富与厚实，在与查特吉教授谈话时，谈到这次去上海的感受，他说过去他在欧美，无论是上课还是讲学，都碰到很多中国的学生或是学者，他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这次在他演讲后的讨论中，几位大陆学者就当初泰戈尔访问中国起了争辩，他虽然不能完全掌握讨论的细节，但是非常受触动，因为论争的方式是他在印度非常熟悉的。他发现自己这次才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对话脉络，在印度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地方讨论的关切点与欧美差别很大，在那儿不是问题的，在这儿会是大问题。

回程时，我们经过昆明返回上海，途中在总结各方意见后，我们决定继续推进计划，决定2011年以印度影展的形式持续社会思想对话。我们有幸请来了著名的印度电影史与理论家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Ashish Rajadhyaksha）为整个活动策展，以“你不属于”为题，包括剧情、记录、实验电影36部，全部译成中文，于2011年11月至12月间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展映，同期举行印中电影与社会思想对话。2012年，这一系列影片也在香港、新竹等地放映，创造出了新的影展与对话形式。我们计划在2012——2013年间推动下列几个项目，希望通过具体的活动来落实、深化2011年打开的空间，其中包括：“SAME-SAME：孟买——上海城市研究”、“艺术家特派”（出版和展览项目）、“你不属于”香港站（影展和论坛），以及《时·地·戏：印中当代艺术》和《从西天到中土：印度当代新思潮读本》系列等一系列的出版。

除此之外，我们规划在有更为充分的准备后，邀请港、台、大陆各地的朋友一起赴印，搭起双方思想界的平台，展开下一阶段的对话。细节都在酝酿当中。总之，“西天中土”还在进行中，请关心的朋友们拭目以待，帮助我们继续前进。

本书收录的是这次系列讲座的讲稿与讨论，由于反应热络，其中部分的文字已在大陆内部相关思想杂志刊载，我们把本书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记录着印中思想界较大规模互动的起点与里程碑，是试图扭转当前知识状况过度面向欧美的转折点，我们期待这样的思想运动方向能够持续展开，将视野能扩大到亚洲，乃至于第三世界其他地区。

2010年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系列活动，靠了许多朋友的支持才能够顺利完成。得感谢受邀来访的几位我个人长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社会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论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与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的历史学家杜赞奇；以及首次会面的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萨拉·马哈拉吉，和在台湾见过一次、闻名全球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教授，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来访，与来自大陆、港、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各地的朋友们进行深入的对话，并授予他们著作的翻译出版权。

同时，得特别感谢好友王晓明与王安忆的拔刀相助，以及许江院长与陆兴华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担起各场与印度学者对话的任务。也谢谢来自香港、台湾及大陆，应邀参与不同场次、担任特约讨论人与主持的朋友们。特别是张颂仁先生每场都从香港跑来参加，让我们感受到不仅演讲值得一听，也有朋友默默地在支持我们，谢谢他。每位演讲者的第二个场次的演讲在江、浙、沪地区的若干所高校进行，受到许多朋友的大力协助，特此感谢：陈思和、蔡翔、毛丹等。

活动期间，我们如期地在演讲人出场前陆续出版了八本读本，特别感谢陈韵、负责协调文字的翻译并同出版社沟通的彭嫣菡小姐，以及为中译稿进行校读的陈恒先生。尤其感谢演讲现场陈恒先生与其他同仁的高水平翻译，大大减少了沟通上的障碍。

陈韵女士承担起所有大大小小的协调工作，她不仅青春活力地积极投入具体工作，也真心诚意地与人相处，赢得了所有印度友人们的爱戴与其他参与活动的朋友们的支持，她是这个活动整体得以延展开的最大功臣。感谢陈韵，也期待她2011年七八月间在德里学习期间，能够搭起印中思想界之间更为长期、更为稳固的桥梁。

第一次有机会跟原来素昧平生的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觉很好，有点像是老友重逢一样，我个人很珍惜，他们的心胸、气度与智慧，让我重新发现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凑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长补短，都还是有希望的，感谢二位的信任。从2011年1月至今的相处，我们三人虽然基本立场南辕北辙，对很多事情看法迥异，但是不但没有发生冲突，还能相互尊重、开心地继续合作下去，而且还在差异中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原来没有关注的事务与知识，我个人认为这种互给空间的方式所体现的，就是与人相处的最为素朴的原则。因此，对我个人而言，与颂仁、士明一年半以来在差异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交往，是最大的收获，也让我确信：自身主体性已经确立起来的人，是可以跟任何人合作的。

最后，得感谢所有不能一一指出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放弃周末休息时间，一大早就很兴奋地在上海美术馆演讲厅出现的艺术家朋友们，以及许多每场必到的上海市民，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也让我们学习到要持续开展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2010年8月20日于新竹交大

2011年7月1日修订于冲绳名护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