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计划中的民生思想

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民生思想

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象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已对该计划作了较多非常出色的研究。但是，当时的研究注意力集中于GDP或GNP意义上的国民收入，关注的重点是增长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今天回过头来重读那些历史文件则会发现：民生，或者说普通民众的收入提高，才是当时日本举国上下全力发展经济的原动力。

早在1952年，池田勇人在出任吉田内阁大藏大臣时撰写出版的《均衡财政》一书中就提出了其未来执政目标。他指出，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这一根本的目标，不能不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一是谋求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使人人都有就业的机会；三是增进社会福利；四是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一同推行上述政策^[1]。因此，当政治上时机来临之时，池田以“收入倍增”这一极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的口号，成功地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开创了日本经济奇迹。不可否认，该计划来自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关于日本经济处于“勃兴期”的理念。但是，这一计划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的战略，则是来自池田勇人首相与记者闲聊时提出的“月工资翻倍论”^[2]。在此延长线上，池田勇人执政后采纳了下村治等学者的意见，制定和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如池田勇人所多次强调的，该计划的核心在于让全体国民的个人收入大幅提升，在十年内翻一番。

让国民的收入迅速增加是战后初期日本开明政治家的共同心愿。这种心愿直接来自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吉田茂在其著名的《百年激荡史》中一再强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行为，很重要的一个肇因在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农村贫困状况的不断加剧。因此，改善民生、摆脱日常生活的窘境成为日本战后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感同身受的共识^[3]。对此，日本已故知名经济学家桥本寿郎深刻地指出：“如果提到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首先应该列出的是对富裕生活的渴望。”^[4]

在让国民生活得更好的强烈政治愿望的推动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确提出：“本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达到完全就业。”为此，该计划设定了明确的数值目标：10年后每个职工的家庭平均收入将达到19.9万日元，为当时年收入的2.4倍；其他家庭也将达到16.3万日元，为当时的2.3倍。该计划还用整整一章来描绘将来日本人的生活，如电视机普及率将从每百户20台提高到86.4台，洗衣机将从每百户18.6台提高到71台，小汽车将从每千户3.2台提高到21.9台等^[5]。

日本政府不仅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设定了这些鼓舞人心的目标，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来保证这些目标的实施。举例来说，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日本的“春季斗争”机制值得关注。“春季斗争”是日本工会于1955年以后每年春天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全国范围的罢工行动，简称“春斗”。日本的工会组织认为，工资不仅应该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对企业的贡献来决定，而且还要根据日本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断重新评估工人的劳动价值。因此，每年的“春斗”就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来要求获得相应的劳动价值，拉动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具体来说，先由主导产业部门的劳资双方谈判决定本年度的平均工资增加幅度，然后各产业、各企业参照这一幅度各自确定本行业、本企业的工资上涨水平。这样，“春斗”实际上成了工人和企业之间合理分享经济增长、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谈判场所。在整个高速增长时期内，日本工人的工资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持平，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1975年以后更是超过15%。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春季工资增加幅度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求人倍数”等直接因素密切相关，但是“春斗”参加人数的多寡对工资增加幅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者基本呈现对应的发展态势。1965—1974年，“春斗”参加人数由650万上升至920万，同期春季工资上涨率也由11%大幅提升至32%。

图1　“春斗”与春季工资上涨率的关系^[6]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公务员工资与“春斗”的挂钩。日本公务员工资增长的幅度是以上一年企业工资平均水平为参照执行的。也就是说，每年工人通过“春斗”获得的加薪幅度将滞后一年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中得到体现。这种制度设计，使企业工人和政府官员形成了某种认同意识。同时，滞后一年实施又使政府能更客观地判断经济形势，留下了纠正工会“春斗”中可能出现的偏差的余地，有助于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劳工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执行为日本社会带来了共同富裕的结果。如图2所示，日本的整体基尼系数自1964年之后持续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除了1975年等极个别的年份之外基本保持在0.26，劳动者基尼系数则更小，大体在0.22上下徘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始终保持了较为健康的水平。这表明，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较为均衡地享受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

图2　日本的基尼系数（1965—1999）
数据来源：総務省統計局「家計調査」。

以上述收入分配均等化为背景，1967年日本总理府实施的“关于国民生活意识调查”显示，已经有将近九成的日本人具有“中流意识”^[7]。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即高速增长结束之时，日本国内形成了“一亿中流”的和谐格局，即在当时1亿3000万日本国民中，有将近1亿人认为自己是衣食无虞、有产有业的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