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话语偏见的生产和传播

二、文化帝国主义与话语偏见的生产和传播

卡茨指出，偏见所具有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使人们表达他们认为是其文化中重要的方面。^[65]这些重要的方面涉及生活习惯、宗教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而过度宣扬本文化的优越性的必然后果就是对他文化的贬损。菲利普森认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策略与施行和强化种族主义的策略具有相同的模式，其策略是:

(1)支配群体自我抬高，以塑造一个理想的自身形象;

(2)贬低被支配群体，压制和阻滞其文化、机制、生活方式和观念;

(3)使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系统化、合理化，使之总是有利于支配群体^[66]。

这种模式与偏见产生的动机理论将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偏爱内群体，感觉内群体比外群体优越，以此获得自尊，体现自我价值的观点是一致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采用这种一褒一贬，一扬一抑，此消彼长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二元对立结构来反衬其文化的优越性和普世性，压制甚至是消灭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凡是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就是“文明”的、“民主”的和“先进”的;反之，就是“野蛮”的、“专制”的和“落后”的。于是，偏见便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落差”中表现出来。另外，文化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输出内嵌意识形态的信息和文化产品来征服人们的心灵、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信念来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以，其推行策略非常隐蔽，其表达偏见的话语(文本或图像)手段也非常微妙。

当人们沉浸在美国商业大片《2012》中由高科技制作和渲染的“灾难美学”所带来的视听震撼和快感时，是否会冷眼观察到在地球即将毁灭时，是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领导世界人民抗击灾难，从而使人类文明得以幸存?中国在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救援计划中，只不过是被分配了一个“工人”的角色——制造“方舟”，因为他们以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著称，其他国家也在这个体系中各司其职，服从于美国的调遣。隐藏在这部电影中的一个不变主题就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神圣的“天定命运”。美国文化的优越感和价值观，在娱乐化的商业大片的外衣掩护下，毫不费力地穿透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实现了视听产品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信念。

当地球人都在为美国3D科幻巨片《阿凡达》中所展现的“潘多拉”星球上美轮美奂的景观而感到惊叹时，当他们为一个美国人(杰克·萨利)带领“落后的”潘多拉土著纳威人打败另一群企图占领他们家园的美国人而感到欢呼雀跃时，是否思索过最后还是美国人——杰克·萨利，他的精神(灵魂)被转移到他的阿凡达身上，从而最终成为了纳威人领袖的象征含义到底是什么?答案依然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神圣的“天定命运”。尤其令人玩味的是电影片名《阿凡达》(Avatar)，可谓一语双关。英文Avatar一词源自梵文，原意为降临人间的神之化身，现在也指在虚拟环境中完美并具象化地呈现出人形的电脑技术。这部电影反映出两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是电影《阿凡达》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体现出来的文化帝国主义;二是影片中表现出来以征服、掠夺、殖民为特征的旧式帝国主义，只不过这一次帝国的疆土扩展到外星球上去了。新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反对旧式帝国主义的面目表现出来，其策略可谓高明，使人欣然接受，很难觉察。

由此可见，文化帝国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意义，所维系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往往更为隐蔽，对人们思想和信念的影响和侵蚀也更为微妙，对这些问题的拷问也正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宗旨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