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文化

第三节　传播与文化

一、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1.文化的定义和内涵

关于文化的定义，长期以来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1952年总结了166个关于文化的定义。这些定义分别来自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等。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鉴于本节内容，我们选取了一位人类学家和一位文化学家对文化下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提出，从最为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上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学到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美国文化学家克拉克洪也认为“（集团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某些观点、感受方式、信仰方式，这便是文化”^[37]。可以看到，从人类学到文化学，都肯定了文化概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并有着基本一致的认识。

在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基本能够达成一致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指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人的思维、行为、言语，以及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具有继承性、层次性、多样性等特征。

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曾经说过，“文化”这个词汇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词汇。根据他的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世纪末以前，文化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和人的培养过程等。但是到了19世纪，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后来又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和各类艺术的总体。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关于文化的内涵，威廉斯列出了三种解释。①作为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威廉斯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主要是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种语言规则、一套行为规则、一个信仰系统、一种建筑样式等。③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用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38]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威廉斯将文化的内涵从艺术领域的实践扩展到了人类日常的生活方式，这就给我们当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2.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传播与文化是无法分离的。不存在没有文化的传播，也不存在没有传播的文化，二者仿若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

一方面，传播如果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传播所依赖的工具、语言文字等本身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一个社会的传播制度、传播系统、传播内容和传播现象都是这个社会文化的表征和反映。因此传播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播。

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文化是人类借助符号传达意义的行为。所有的文化都需要借助传播手段才能够成为社会文化。中西先进观念和思想也正是通过传播得以扩散，从而发挥出它们巨大的作用。从专制者对传播的控制到革命者对传播的利用，都可以探查传播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可以将传播与文化的关系概括如下。

首先，人类历史上传播的过程与文化演进的过程一直相互影响和制约。从宏观的视野来看，传播与文化处在同一个动态系统中，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被裹挟其中。文化与传播、信息与媒介，长期以来是融为一体的。传播从信息到渠道，从接受到反馈，文化从内容到载体，从阐释到意义读解，都彼此交叉，相互影响，共生共息。

其次，传播媒介的不断变革是促使文化日渐丰富并变迁的中介力量。由于文化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和当下的存在，因此文化生长的方式绝不是自由的、自足的和纯粹的，而是历史上各种群体冲突和抢夺的领域，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正如西欧印刷术的兴起对于宗教改革，西学东渐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一样，传播对于文化生长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现代的大众媒介是文化走向大众、走进日常生活的物质与技术载体。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电子媒介的出现，为人类传播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突破，使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取得了质的飞跃。以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对普通大众进行铺天盖地的传播，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如果没有大众媒介，普通人就很难享受到文化的权利。

最后，大众社会中传播与文化的融合导致了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的出现。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方面，传媒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它向人们展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通过传媒窥见斑驳陆离的社会景观，消遣自己的闲暇时间，而传媒的内容也成为人们共享的一种公众资源，它为人们找到生存世界的认同，有利于重新建构社群的、公共的文化。另一方面，传媒不仅观照我们的生存世界，也建构了我们的思想内涵、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大众的许多社会常识与文化认知都来源于传媒，或者说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也影响了社会整体文化观的形成。

可见，文化与传播关系紧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同构、同质。^[39]文化因传播而繁华，传播以文化为精义。

二、传播承载着文化

媒介是文化发生的场所，也是文化的载体。科技发展带来媒介变革，不仅改变了媒介形态，也塑造了新的文化形态。换句话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40]。

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人类传播方式演进过程的每一个独特的阶段，我们可以解释人类文化发展在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我们将其概括为：与口头传播时代相联系的口语文化、与印刷出版相联系的印刷文化、与新兴电子媒介相联系的电子文化。

1.传播中的文化变迁

1）口语文化

在原始部落时代，口语具有崇高的权威和效力。相比书面语，口语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情感内容，例如人们用语调、语气传达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思想感情。在此过程中，人们不仅口口相传，而且调动周身其他器官辅助进行互动和交流。这种口语文化，极大影响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和体验。我们从古希腊的雅典文明中就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对口语的倚重，不朽的古希腊神话就是口语文化传播的结晶。口传时代的文化也为我们印证了这样一句论断：“语言无愧于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41]

2）印刷文化

众所周知，近代诞生的印刷术帮助我们创立了现代科学，从而取代了古代以来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古典科学。印刷术的推广还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外界转向了内心。人们的阅读状态和阅读习惯开始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自我省察式的和内向型的阅读造就出了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受众。随之而来的出版业和报业的产生和勃兴也成为历史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印刷术的出现还导致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一种不同于口语或书写传统的文化形态。加拿大传播学学者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非常重视媒介技术对文化的重塑，他认为，印刷品尤其是书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所谓的线性思维。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种影响在出版业的发展上体现得尤其深远。

3）电子文化

时至今日，以广播、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电子媒介的出现让人们逐渐了解到，媒介的意义在于参与或间接指导着我们的生活。

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文化形态。从壁画到象形文字，从书刊到电视，每一种媒介都为人们记录、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提供了新的方式，从而创造了一套套独特的话语符号。我们可以从这种角度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传播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使用什么媒介。

在口语传播中，人们通过人际交往和直接介入异地的群体活动来获取知识，其文化特征表现为亲密性、狭窄性。而文字和印刷媒介的兴起让阅读成为了一项私人的活动，人们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内心世界，这种文化特点是独立性、内省性、重理性。到了电子文化时期，电子媒介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把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大众化、普及性成为了这个时期的特征。

2.传播中文化的社会意义

人与传播的关系源远流长，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社会就是一张主要由传播支撑的充满符号意义和各种关系的网。在人的各种传播行为中，文化的传播为人们提供所属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使得特定的群体成员形成几近一致的社会认同，并通过信息的阐释、舆论的引导、关系的协调等，最终将社会整合成为一个协调共振的有机体。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整合指社会的各个群落、各个环节、各种要素通过互相包容、彼此协调并有机重组，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有机整体的过程。对于当代社会而言，社会整合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要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传播的文化功能就是关键性的要素之一。

1）文化协调社会关系

一方面，人们通过传播活动发展出各种社会交往，其中文化的传通促进了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不仅促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也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把握社会，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驾驭并改造环境。另一方面，当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传播中的文化能够通过信息解释、舆论引导、观点说服、意见沟通等方式，促使社会成员达成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共识，从而实现社会各组成部分协调统一、和谐共存的目的。

施拉姆曾经形象地指出，传播中的文化“就像血液在心血管系统里循环一样，为整个有机体服务，根据需要有时集中在这一部分，有时集中在另一部分，维持身体各部分的接触，保持接触和平衡以及健康”^[42]。对于任何社会而言，文化的传播参与了社会机体的协调、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并为社会成员搭建起了普遍的社会交往平台。

2）文化普及、推广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指的是社会共同体为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设置的某些既定的或被期待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体系。在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传播中的主体文化成为普及、推广社会规范的一种有效的非强制性手段。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模式和文化交流活动所提供的社会规范体系，几乎涵盖了个体生存的方方面面，例如衣食住行、礼仪风俗、行为交往、价值判断等。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越多，他参与文化交流的频次就越高，受到社会规范的普遍制约也越显著。这些文化经传播后，不仅为社会成员普遍推行了特定的、公认的、有一定束缚力的社会规范，而且可以将个人或群体的各种背离社会规范的言行置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3）文化辅助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共同体的力量使其成员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动态过程。在人类的各种社会组织中，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包括政权、法律、军队等在内的国家机器控制，二是依靠宗教、礼俗、教育等非强制性手段所形成的文化控制。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社会的风俗礼仪、伦理规范、宗教信仰、哲学艺术等文化要素经传播之后，不仅建构了个体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而且在无形中约束和控制着社会成员的各种社会活动。可以说，传播中文化的控制，归根结底是实现对人的文化行为的控制，并以此辅助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控制。它力图将人的思想和行为都纳入主流社会规范体系之内，从而维持社会共同体的有序和稳定。

4）文化形成社会认同

文化学者费斯克将认同界定为“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43]。一般情况下，认同与人们的性别、身份、种族、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认同得以形成的前提在于人们在某种维度上能够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态度、思想意识及观念的认同感，而传播中的文化就充当了个体寻求与其他成员之间达成某种认同的重要载体。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人们的社会身份日趋多元化，个体对他人乃至群体、社会的认同维度也日益多元。这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凸显。文化经传播可以促进个体之间的信息互递和思想交流，能够帮助社会成员以适当方式标示出自己与社会其他成员如何相融，以何种方式相融，以及在哪些领域相融等。

3.传播与大众文化

关于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和纷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这个时代的特点，有学者将当时的社会称为“大众社会”。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我们通常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为主要代表。两个学派都源自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而区别在于法兰克福学派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辩证的方法论，伯明翰学派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诉诸实践。

1）大众文化的定义和特点

如同文化的定义一样，中西方研究者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也是纷繁复杂、莫衷一是。金元浦教授在总结了西方研究者的12种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今天的大众文化是一种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通过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并采用工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形态。

通过对上述定义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描摹出大众文化的几个特点。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文化工业的大量生产、复制和销售而诞生的，大众文化下的大众行为属于一种与商品买卖伴生的消费行为，不同的是它在大部分时候具有“二次销售”的模式，也就是同时兼有商品销售和文化销售的特征。其次，大众文化具有通俗性。大众文化并不仅是大众的文化，也是包含社会上分散的人数众多的“一般个体”的文化，它代表着广大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群体。再次，大众文化具有流行性。大众文化很多时候又被认为是通俗文化的象征，它通过创造大量的消费符号激起社会追求时尚的消费热潮。最后，大众传媒具有依赖性。传媒技术的革命使各种信息的无限复制和全球扩散不再是神话，这也为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广泛而强大的传播效果。

2）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传播，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的传承、增值与重构；没有传播，也就没有文化的冲突、变迁与控制。”^[44]大众传播是一种建立在现代传媒基础之上的传播活动，与大众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心是大众传播。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网络等新兴的数字媒介所形成的传播活动都归为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充当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传播的过程可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

我们可以将大众文化的传播特点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第一，大众文化是一种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态，它的传播依靠有组织的媒介活动。第二，大众文化经由大众媒介传播，便具有了形成大众的认知、引导大众的态度、介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能力。第三，大众传播活动中涉及多种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和网络等。生活在当代社会的大众，不仅能够体验丰富多彩的媒介呈现的世界，同时也耳濡目染，被大众媒介创造的大众文化所包围。第四，大众传播的内容会使接收对象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一定直接作用于受众，但由于受众是在为大众文化所包围的社会中生活，所以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文化，进而间接地改变生存于其中的受众。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的社会批判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修辞性批评学开始，文化的传播与意义的解读就始终与批判的视野交织而行。进入20世纪以后，在大众传播空前繁荣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批判理论也将关注的目光频频投向方兴未艾的传播学领域。由于批判取向关注的是宏观的权力问题，并认为知识也是一种特权，因此，尽管他们对社会行为很感兴趣，但更为关注的是那些“宣扬特定的意识形态、建立并且维持权力以及颠覆某些群体和阶级利益的话语”^[45]，尤其是那些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媒介文本内容。

在几大重要的批判理论思想传统中，有代表性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包括：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开启了传播学分析的新视角，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包括卢卡奇的“物象化”理论、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现实性研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等；第二，阿尔都塞在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宏大的结构主义视角，创立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第三，以盛产批判性社会理论而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商品化联系起来，揭示了“文化工业”在现代社会的消极作用；第四，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则代表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它关注宏观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将传播视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同时还关注社会政治力量、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这个学派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视野来研究传播现象。后现代主义立足对文化—意识形态中心的解构，尤其关注新技术和跨国资本全球重组过程中所产生新的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等问题。

可见，社会批判诸种理论均包含着对价值观的批判，从整体来看，它是对传播制度和传统科学的双重批判。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穿越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虽然视角各有差异，但都为传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途径。

2.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一词在西方学术界有着特定的内涵，指的是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的学术传统。这个中心于1964年成立，1972年发表了第一期《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报告宣称“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从而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开端。这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学派”。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上快速发展。随着国家高福利制度的推行，人们普遍以为天下大同的时代已经降临，而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实则掩盖了社会不公和阶级差异。与此同时，以大众化、娱乐化为特点的美国流行文化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广泛流行开来，使得当时的社会文化逐渐趋向美国文化，日渐失去了原有的创造性和活力。

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最初的研究者多半是工人阶级出身，受到英国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他们试图从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角度出发探讨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他们研究工人阶级内部的文化，希望证明工人阶级原有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结构并没有随着福利国家的确立以及美国文化的侵袭而消失。他们热情地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时所具有的能动性，相信他们能够作出符合自身需求的选择。

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主要有四位：理查·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和斯图尔特·霍尔。他们于不同时期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文化研究典范。其中，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对媒介文本的解读更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本·阿格尔归纳了文化研究的四个特点。

（1）跨学科的研究。传统学科在研究文化时是相对孤立封闭的。文化研究超越了传统学科分类的限制，形成一个崭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跨学科也成为文化研究者们追求的研究旨趣。例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批早期代表人物，就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2）广义的文化研究。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文化研究一直所强调的，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这种立场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无好坏高低之分的文化概念十分接近。文化研究抵抗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那些被传统的文化理论嗤之以鼻的电视文化等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积极肯定其中的文化价值，努力促使大众文化实践的合法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常常被等同起来对待。

（3）拒绝文化二分法。文化研究希望建设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文化领域，因此研究者们拒绝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二分法，而是愿意将不同文化形态看成是合理的文化表现。例如阿多诺秉承传统美学思想撰写的《美学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美学著作，但书中只分析高雅文化。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则普遍接受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各种文化，并不介意是属于高雅文化还是低俗文化。

（4）文化是实践与经验的结合。将文化界定为既是经验又是实践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艺术领域如电影、小说、音乐的文本，同时也研究它们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普通人如何解读和体验这些文化。

四、网络传播中的文化

网络传播集中了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的所有功能，其现代化的数字化技术还创造了许多传统媒介所无法完成的功能。有鉴于此，网络传播中的文化现象必然会呈现出更为多元复杂的特点。

1.网络与跨文化传播

一般来说，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强调文化差异对彼此交流活动的开展所产生的影响。在互联网的世界中，麦克卢汉“地球村”的寓言变成了切实的景象。在网络时代，地球就是一个村落，远在天边的人们可以像村中邻居一样实现即时即刻的交流和互动。当然，这样的接近只是一种数字技术上虚拟的事实，它与现实社会中的村落有着天壤之别。众所周知，在现实世界的村落中，人们生活在相同的文化氛围中，彼此间平等、和谐。而网络世界的社区通常集聚了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态度等迥然不同的人们，这样的虚拟村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冲突和交流不对等的情况。

网络传播中的由跨文化形成的冲突通常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方面是因价值观差异造成的冲突。这类冲突主要发生在媒体网站等大众传播机构，大多数网站立足本国本地区受众的同时，还面向海外进行着跨文化的传播，文化差异不可避免会引起对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的拒斥；在BBS、论坛、微博等以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为主体的网络空间里，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网民之间存在着价值观的不同；在网络广告的传播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和接受效果。这些都是基于不同文化下不同思维与行为习惯所造成的冲突。比如东方人的思维是图形化的，而西方的思维是直线化的。在网络传播中，西方人习惯直抒胸臆，而东方人往往比较委婉含蓄等。^[46]

2.网络传播与“文化帝国主义”

自从“地球村”概念被麦克卢汉提出之后，学界的质疑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者认为麦克卢汉忽视了媒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的国家、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干涉，同时对跨国贸易中的分工和不平等关系缺乏重视，对世界范围内强势区域与弱势区域之间知识沟的扩大估计不足。例如，在国际传播中美国主导着世界，它会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制造出一整套包含美国式发展模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传播产品，并通过该国强大的传播系统向全球播散。

有鉴于此，西方学界展开了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专门针对由信息传播不对等所形成的文化“侵略”现象。研究发现，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凭借高技术手段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符合该国利益的文化商品，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他国扩散。通常这些文化商品都蕴含着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显然是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上的植入和侵略。

如今网络传播技术的推广更加速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多媒体的传输手段使网络传播的信息形式多元，数量惊人。这些都为强国的强势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优越更便捷的平台。这促使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了网络世界。存在于网络中的文化帝国主义较之过去表现得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都始于美国，并至今受其控制。这使得整个网络的搭建和应用都是以英语为基础的，也从源头上为它成为网上强势文化提供了支持。其次，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资讯丰富程度和科技发达程度决定着该国跨国信息流的流向。显而易见，信息总是从资讯和技术发达的国家流向资讯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那么这里的强弱对比自然不利于落后的国家。再次，西方强国掌控着互联网的技术标准，这种垄断必然导致技术被执行时的强制性。另外，在域名注册、电子商务、操作系统等互联网使用方面，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3.网络传播与大众文化

网络传播与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传播技术看，网络拥有先进的多媒体数字化传播手段，是传播大众文化最合适的平台，流行音乐、在线电影、网络小说等通俗内容的传播将大众吸引到网络中来。尤其是网游对大众的吸引力更为强大，其所吸引的玩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多层次的角度上，都堪称是大众文化的受众代表。其次，从经济效益看，网络同样实践着“二次销售理论”。网络先是通过制造引人入胜的网络产品，吸引尽可能多的网民，赚取点击率；再将这些网民“卖”给网络广告商，最终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关注大众这个基本的消费群体。最后，手机短信和微博为网络创造了新的赢利模式也是大众消费项目的代表。短信和微博所蕴含的巨大利润空间与受众的数量有直接的联系，为了更好地开发和把握新的网上业务，网络媒体必须以大众为主要的传播对象，根据大众的需求创造和推出更多多媒体、交互型网上业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受众的参与也大规模地加速了网络大众文化的传播。人们在网上的一切创作与互动，基本都是在模仿大众文化的生产模式，网民们的传播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大众文化的竞技场。可以这样说，网络使大众文化的传播从传统的大众传播渠道进入到了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大众、人际、群体传播混为一体的渠道中，使大众文化有了更新更强大的发展空间。

本章思考题

1.传播功能的早期研究成果有哪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什么是传播的消极功能？传播的基本功能和消极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

3.怎样认识《报刊的四种理论》？

4.谈谈传播的外部控制。

5.大众文化有什么特征，为什么大众传播是大众文化生产和流行的渠道？

【注释】

[1]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第26～27页，第26～27页。

[2]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第26～27页，第26～27页。

[3]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第26～27页，第26～27页。

[4]H.Lasswell.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in Lyman Bryson（ed.）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New York：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1948.

[5]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7]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2页。

[8]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9]申凡等：《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媒介功能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0]王洪均：《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218页。

[11]杨善民：《传播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探析》，载《文史哲》，1998年第1期。

[12]申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3页。

[13]申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3页。

[14]Joseph Klapper：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New York：Free Press，1960.

[15]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周芳：《浅谈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功能》，载《中国经贸》，2010年第12期。

[17]Edelman，M.：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8]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19]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358页。

[20]威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21]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中国人民学新闻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22页。

[22]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中国人民学新闻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22页。

[23]约瑟夫.普利策：《新闻学院》，载《北美评论》，1904年5月，第178期。

[24]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25]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26]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7页，第505页。

[27]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7页，第505页。

[28]沃纳丁·赛弗林等：《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29]申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30]沃纳丁·赛弗林等：《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31]梅尔文·德弗勒、鲍尔·洛基奇著，杜立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32]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2页。

[3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34]本·巴格迪茨：《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35]申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36]申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37]转引自石川荣吉：《现代文化人类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38]汤普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9]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

[40]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页。

[41]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页。

[4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

[43]约翰·费斯克等编，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2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44]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45]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46]彭兰：《网络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