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与文化的积累和传播

◎编辑与文化的积累和传播

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字的产生和书籍出现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书籍的出现，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信息得以传递后人，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不但在平面的横向上得以交流和传递，而且在历史延伸的纵向上得以积累。这些历史信息，文化创造，智慧结晶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明载体和内在动力。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既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又保存和积淀文化的编辑活动，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文化现象。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传世的文化典籍，更是说明和再现了历代编辑的汗马功劳和丰功伟绩。

从文化的建造与积淀过程看，都是同编辑这一职业密切相关的。编辑在文化建造方面起着设计师、工程师的作用。无论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编纂与出版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出现和经历过五次文化大建造：第一次在春秋时代，孔子编创诗、书、乐、易、春秋等六艺。他删定六经，保存了夏商周三代历史和文化旧典。同时，他创立的儒学，奠定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第二次在汉代，继孔子删编“六经”之后，汉代著名文化人对先秦以来的文化整理建造，产生了《史记》《汉书》为代表且影响后世的大型巨著。在思想理论方面，已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第三次在隋唐时代，主要是指对散失书籍的收集和新书的编纂，如《艺文类聚》《隋书》等。第四次在宋代，儒学发展到理学的新高度，产生了程颢、程颐和朱熹这样的儒学理论大师，尤其是成就了司马光主持的《资治通鉴》这样的总结治国实践经验教训的历史巨著。第五次在明清时期，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成就最大，是对我国历代封建文化的历史性的整理、总结和保存。

一、文化的奠基者和传播者：孔子

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得著书立说应运而生。有了“著书”，便有了“编辑”这个行当，编辑与著书同步进行，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历史记载的鼻祖当然是孔老夫子。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字记载及其资料均由王官掌握，贵族垄断学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宗法世袭制逐渐崩溃，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已成为历史，文化知识由官府走向了民间。孔子生当春秋末年，面临的正是“百家争鸣”的社会变革时代，这就要求人们对过去的礼、乐典章所涵盖的传统文化思想必须重新认识，以求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思想体系。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他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第一个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禁锢，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被后世称为六经的《易》《诗》《书》《礼》《乐》《春秋》，成为我国古代最早、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典籍，为中华民族初期文化的积累和传播建立了千古不朽的历史功绩。

六经，是孔子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从编辑的角度看，更是体现了孔子在我国书籍编辑史上首创的编辑体例和编辑方法，尤其是体现了他“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孔子在世时，《诗》《书》流传都有残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如果从书籍的整理编辑和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播看，孔子是历史上最早的书籍编辑者；“六经”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

孔子整理编辑“六经”，有三个主导思想。

一是“述而不作”，保持原著的文辞。孔子在他的《论语·述而》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对孔子的这段话，汉代的史学大家班固从整理与编辑的角度做过阐释和概括：“周道既衰……二百余年孔子兴，究古今之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兵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以王法，……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目(以)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班固对孔子编辑整理“六经”的原因及编辑思想有着深层的认识。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末期，正处在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孔子持反对态度。因此，孔子试图通过编辑整理古代文献，以“文”阐述“先王之教”。其次，是教学上的需要。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孔子看准了学校教育。他知道仅整理古代文献不行，而要将古代文献与“弘扬”先王之教的“教育”连接起来。而他的编辑指导思想“述而不作”，正有利于传播先王之教，明先王之道。

二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

三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言论。孔子整理和编辑六经之后，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编辑体例不但影响着当时，而且数千年来经久不衰，为后世所推崇。从编辑发展史角度看，孔子整理和编辑六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学开山始祖的历史地位。六经的编辑，不但创立了中国早期史籍的编纂法，成为我国史学之源头；而且对后世各种史传体裁的产生具有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二、创制大型典籍的范例：《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是由秦国丞相吕不韦集中当时的众多儒生文士，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大型的、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家代表著作，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不韦，也是颇具编辑整理眼光的我国早期编辑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吕不韦一观《尚书》、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综览先秦各派学说，以儒家思想为统揽，兼在当时有影响的名、法、墨、农及阴阳诸家的思想。实际上是涉及了先秦诸家思想，即集各家之长，兼收并蓄，不存在门户之见。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吕氏春秋》在总结先秦得失的同时，为封建王朝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文化统治的理论基础；吕不韦的编辑思想就是“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欲为一代兴亡之典礼”，旨在博采和整理治国平天下之经验，讨论治国之根本。从我国书籍文化的编辑整理及其影响看，它在中国书籍编纂史上独树一帜。

三、影响我国史籍编纂事业走向的《史记》与《汉书》

汉代，是我国各项事业兴盛发展的时期。史籍编纂工作更是如此，统治者从“修文治”的角度出发，十分重视史籍编纂与出版工作，《史记》不仅是汉代历史文化的杰作，而且对历代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史记》

真正作为划时代历史文化典籍，当推司马迁的不朽之作《史记》。它从传说时代的皇帝记起直到汉武帝时代为止，记载着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事迹，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农牧业发展、学术文化、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历史。《史记》的编纂，继承了西周末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历史体裁，尤其是“六经”、《吕氏春秋》等史籍的成功经验，将编年、记事、国语、记言等各种文献形式兼收并蓄，构成新的编纂体例，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来记载上古以来历史文化的发展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纪传体历史与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这种编纂体例，影响了后世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典籍——“二十四史”的撰写与编辑。

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少卿书》中说：“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体现了司马迁编纂史书的形式，更是体现了司马迁的编辑思想。他的编辑思想就是总结历史上兴亡治乱的经验，从历史变迁中“原始察终，见盛以衰”，总结和寻找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中，他多次出游并采访和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史料。如写《淮阴侯列传》，他不但听取好多有关韩信的传说和经历，还亲自去查看了韩信母亲的墓地。司马迁除了行万里路实地考察之外，凭借的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尤其以“考信于六艺”为标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鉴别史料，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加工工作。在编纂思路上，详今略古，赞成进步，反对倒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说，不以“圣人”的是非标准为标准，有自己的基本思想；在史料的取舍上，对荒诞不经之事和说法，则弃之不用，同样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双璧。因此，被鲁迅先生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地位是崇高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仅从书籍的编纂出版角度看，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的。范文澜先生曾说过：“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成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看，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兴盛繁荣的时期，不但社会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而且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种时代背景，成为司马迁著述的有利的时代氛围和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看，一是出于家学源渊；二是继承父业；三是本人具备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一个大学问家，曾担任太史令，掌管国家的图书典籍和天文历法等事。太史令这个官职，原本就有志史的使命，所以司马谈早就打算写一部史书，把从春秋以来的史事详尽记载下来。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司马谈就过世了。临死之际，他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未竟之业。司马迁牢记父亲临终遗言，在诵读古籍的同时，走访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传奇，采访遗文佚事；再加上能有机会和条件读到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以及各种档案资料，便有了传世的纪传类通史——《史记》的问世。

《史记》实际上是两代文化人奋斗的文化结晶。

（二）《汉书》

《汉书》，又名《前汉书》，由东汉大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所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记事，上起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下迄公元24年(刘玄更始二年)，即整个西汉一代(包括王莽新朝)共230年的历史。因《汉书》记载的是西汉一朝的历史，故称之为纪传体断代史。以断代史为书，是班固在继承司马迁《史记》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出的又一历史与文化学相融会的编纂体裁。《汉书》作为断代史撰写的一种新体例，它对后世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后世的史学家纷纷仿效这种体裁撰史。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纪传体体裁之外，历代史书都属纪撰体断代史这种几近亘古未变的编纂体裁。

从体例来看，《汉书》是沿袭了《史记》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改“书”为“志”，去掉了“世家”。在内容上，在注重吸收过去史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如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刑法、食货、五行、地理、艺文等门类的志书，对后世文化的记载和传播至为重要，尤其对历史编纂学发展有很深的影响。《食货志》的撰写，是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记述古代以来至王莽这段时期的经济制度。“食”记录的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状况：“货”则记述的是商业和货币发展的商业货币的状况，这实际上是一部自远古以来至西汉的经济发展史。《食货志》记载的内容，不但弥补了《史记·平准书》内容记载的不足，也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开创了记述历代经济发展情况的新门类。现在看来，的确是了不起的。《艺文志》记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流派，著录了历代图书发展的情况，同样影响了后世。尤其是对研究古代学术文化起源以及书籍的演化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被后人誉为我国图书目录学的开端。

《汉书》的最大特点是记事系统而详尽，古人对此已有评论，正如范晔所评“文赡而事详”。不仅十志如此，纪传也是一样。比如，司马迁叙述三千年之事，用五十万字，班固述二百年事用了八十万字。可见内容比《史记》更为丰富，提供了不少新史料。

从《汉书》的成书看，同样是由具有家学源渊的大学者来完成的。班固的父亲班彪，才学很好，尤其爱好历史。他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太初年间，以后虽有继作的人，但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班彪广为收集资料，博采遗文佚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续补《史记》。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的史书，觉得还不够详备，于是就着手编史，以完成他父亲未竟之事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汉书》这部史学名著，更是体现了几代文化人对文化事业的积累。

四、隋唐时期的文化大积淀：《隋书》和《艺文类聚》

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凡自立国起三十八年，统一全国后仅三十年，但隋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却发挥过特殊的历史作用。隋代的历史文化建设，是在唐代完成的。因此，从文化的视度看《艺文类聚》《隋书》的文化价值，更显得重要。

《艺文类聚》，是唐代初年编辑的一部大型类书。唐李渊下诏令编修此书，领衔的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欧阳询，参与的人有裴矩、陈叔达、令狐德棻、赵宏智、袁朗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可见参与编纂者与《艺文类聚》成书的关系，依旧由集体编辑而成。三年之后成书，共一百卷约百万字。《艺文类聚》的资料来源，是根据一千四百多种唐代以前的古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而成，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文学、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编辑体例也不同于先前，有重大创新。以前的类书，以辑录历史事件为主，对于文学辞章之作的编摘显得琐碎零散，而《艺文类聚》则把“事”与“文”合编在一起，“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便于读者浏览，更便于引用。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就在于整篇地引用了诗文，也列出了时代、作者和题目，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所以，一般人都称它为以类相从的文集。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利用《艺文类聚》的资料做校勘和辑佚工作，一直到了近代。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书之一。现在看来，这些学者们在一千多年前编辑并得以流传下来的这部类书，其价值的体现，真正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

《隋书》，是唐代初年官修的断代史。《隋书》作者署名为魏征等撰，仅取魏征名为代表，是因为魏征既是具体参加者，又担任撰写过程中的总监。一个“等”字，已说明《隋书》同样成书于多个文化人之手，涉及的编撰人很多。其实，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令狐德棻已经建议并征得高祖的同意，开始修梁、陈、魏、齐、周、隋等史，修隋史的任务由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担任。终高祖之世，未能完成。到了太宗贞观年间，李世民又诏令要继续完成未竟之业，便继续修以上诸史，到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梁、陈、齐、周、隋诸史纪传部分，连同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宣告完成。其中《隋书》有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五卷。当时参加撰写隋史的有孔颖达、许敬宗、颜师古等，仍由魏征与房玄龄担任编撰总监．这些参与编撰或担任总监的人，不但是当时的著名文化人，而且英名流芳后世。

唐贞观十年撰成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都没有写志这一块。到了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再受命修以上五代史，历时十六年之后，十志三十卷方告编撰完成。承担这十志编撰任务的，仍是在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如《律历志》《天文志》二志就出于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

《隋书》十志，就是以上著名学者参与编撰的《五代史志》，它是《隋书》中很重要的组织部分。尤其是《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和《经籍志》等，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史料。从分量看，这三十卷志书比五十五卷的纪传内容还要多。具体看，《食货志》记载和总结了南北朝后期的整个经济情况，包括田制、货币、租庸调等；《刑法志》记载的王朝法律制度和执行情况，尤以隋代为详尽；《百官志》总结了南北朝时期的官制，尤其是隋朝的官制，多为后来的唐代所继承；《地理志》大体按隋代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区域建置沿革，保存了不少经济史和交通史方面的资料；《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的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即从汉代到隋代六百年期间的学术交流、书籍存亡等情况作了一次总结。其中采用的按经、史、子、集四部来划分古代图书的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代，实际上成为一部非常重要的目录学书。

五、文化积累的第二个里程碑：《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前后花去19年时间写成的我国古代又一部杰出的编年体通史，也是宋代史学的伟大成果。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把国家盛衰与民生休戚的历史大事件都写进来，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资治和借鉴作用。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从战国到五代的兴盛衰落，按年编次，根据史事的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分先后层次叙述，线索和要领非常清楚。即使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纷繁多变的头绪，也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编纂得井井有条。《通鉴》取材范围极广，举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都在“采获”之列，仅杂史就三百余家。宋朝廷原二阁(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所珍藏图书资料，皆特许调阅。同时，还借阅了很多私人藏书。由于史料多，参考资料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

《资治通鉴》的撰写，实质上是司马光充分使用和调动文化圈子里的最优秀的人才完成的。史书记载的主要助手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未提名的参与者恐怕也不少。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起草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史事，唐代的历史由范祖禹执笔完成。这三位主要的参与者，都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除参与《资治通鉴》的撰写外，都留下了传世的史学著作，如刘攽的《东汉刊误》、刘恕的《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范祖禹的《唐鉴》。整个编辑工作大体由三步来完成：第一步，先摘录史料，按年代顺序排成“丛目”；第二步，再将“丛目”加以鉴别选择，酌情取舍，连成“长编”，形成初稿；第三步，统览考订初稿。最后由司马光修订润色，再总其成。如范祖禹写的《唐纪》六百卷，经司马光审读删定为八十卷，可见其删繁就简、言必有据的编纂原则。

《资治通鉴》的编纂，司马光不仅是在史料的取舍、文字繁简上把关，而且有明确的编辑思想。正如司马光自己说的：“删削冗长，举摄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分工合作，默契配合，共同奋斗了19个春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这部书的撰写之中。完成这部巨著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人世。

文化的发展，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文化的积累，是一定社会环境里优秀文化人智慧和能力外化的体现。虽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但经过著名文化人从历史的大视野来把握、过虑和选择之后传世的文化，它是文化传递和发展过程中的精华。《资治通鉴》的成书和流传过程，已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当时代的车轮进入人类中世纪的时候，在我国古代文化的筛选和流变过程中，《资治通鉴》的面世，使我们看到著名文化人在参与编纂文化典籍过程中都发展成为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这已经成为古代编辑工作的特点。

宋代，是我国历史文化高度繁荣和发展时期之一，尤其是凝聚着编纂者心血的书籍文化更是如此。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四部大书。它们是：宋太宗朝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花》；宋真宗朝的《册府元龟》。太宗时，国家政权趋于稳定，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提出了“以文德致治”的方针，把读书作为“教化之本，治乱之源”，他不仅自己勤奋读书，而且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收集原割据政权的藏书及民间藏书，网罗和组织著名文士参与编修这三部大书的工作。宋真宗又继承太宗的遗志，以崇文院为修书之所，先后选取18名儒臣，经过八年苦苦奋斗，终于编修了宋代的第四部大书——《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是以集体力量编撰而成的，再一次体现了编辑文化人的集体智慧和对文化积累的历史作用。此书一千卷，共31部1100多门，是一部史料性的大型类书，全书近一千万字，汇集了自上古至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内容丰富，材料详备。这部书编纂规模大，质量高，是超越前人的一部大书。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信史，而且为后世辑佚和校勘提供了依据，对后世影响很大。

六、明清时期中国历史文化集大成者：《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等

明代建立统治政权以后，就重视图书的搜集与典籍的整理。明太祖朱元璋受周围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了图书的重要性，并视其为建立封建专制政权之所必须。因此，他一面接收历代国家藏书馆藏书，一面又广泛收集流入民间的藏书，同时置秘书监掌管，为明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成祖永乐以后，至宣德、正统年间，不但典籍藏书最盛，而且政府各种管理机构和国家藏书体系日趋完善。

（一）《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下令组织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初年，明成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负责编纂类书，其宗旨是要将天下古今之典籍熔于一书。解缙受命后即召集147人开馆纂修，于第二年完工呈于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明成祖认为全书过于简略，不足以反映他的意图，又于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及解缙等人重修，并在朝廷官员中举荐经考核录用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各有专长的高层次文人学士充任纂修，共2169人，动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到了1468年(永乐六年)冬天书成，姚广孝上表进呈，明成祖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约3亿7千字。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巨著，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享有重要的地位。它辑录了我国自上古到明代初年的各类书籍八千余种，凡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皆在其中。而且许多书籍都是整部、整篇或者整段地辑入，大量地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宋元以前的文献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还辑入了不少有关农业、手工业和医药等科技书籍及民间流行的戏文杂剧和平话小说，都是值得称道的。

从《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看，不但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而且先后推出了规模空前的编纂队伍。两千多人的阵容，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从编辑学的意义上说，这支数千人的编辑大军，恐怕是涵盖了当时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华；中华文化的搜集整理、凝聚和展示，以编辑身份出现的文人学士的历史作用得到了长足的展现。对于辑入的农业、科技、医药、戏文杂剧和平话小说等内容，从编辑的角度更是体现了当时文化人的见识和气度。在这些方面，清代的禁毁政策是不能比的。

（二）《元史》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但他没有忘却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元末的黑暗统治和如火如荼的农民战争摧枯拉朽之势。为稳定和巩固其统治，他想极力搬出一面历史的镜子，即迫切地需要一部系统总结元朝土崩瓦解的原因并能够起到鉴戒作用的史书，修纂《元史》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朱元璋坐上皇帝宝座的当年，就下诏开馆编纂《元史》，为参与的儒臣提出了较为客观的编辑指导思想和原则，“记成败”、“示劝惩”，流露出朱元璋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表明他对史学同政治、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关系。

洪武二年（1369年）春，朱元璋令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召前起居注宋濂、彰州府通判王棉二人为总裁，集众人分工撰述，征聘山林遗隐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张文海、高启等16人为编辑，以元朝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元典章》《元一统志》等书为参考。当年八月，就编纂成159卷的《元史》，缮写装潢成120册，由李善长上表呈奏。此为第一阶段。

元朝统治灭亡后，北元的势力还未彻底灭亡，尤其是元顺帝朝，“史官废职，皆无实录可徵”，要修《元史》就缺乏完整的史料。于是，朱元璋下令采取各种途径或实地采访，或搜集元末史料，主要是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之后，又开始《元史》的第二次续修，于洪武三年二月开局编辑，仍以宋濂、王棉为总裁。第二次修史的编辑儒士变化较大，基本是重新征聘的新手，如朱右、贝琼、朱世濂、王濂、张宣、杜寅等15人为编辑纂修官，当年七月已增撰纪、志、表、传共53卷，凡第一次修未备者，已大致补齐，遂成210卷《元史》，呈朱元璋览视并刊行。这是历史上成书速度最快的史书。

《元史》的成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编辑时间特别早，在元朝灭亡的当年。二是编纂速度特别快，即是第二次编修，也是数月时间。第三，前后两次征聘数十名文人儒士出山，充当编辑，在历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当然，由于仓促编成，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多的错误和缺漏。但它仍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基本上保留了元朝原始史料的本来面目，更接近于实际，从整体上看，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著作。同时，体现了明代文化人对元代历史文化的总结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三）《四库全书》

清代前期，学术文化繁荣兴盛，图书事业快速发展，官修大型图书相继面世。《四库全书》就是影响巨大的一部，它不但是历史上，也是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这部书所收文献数量之多，包罗内容之广，参加编纂的文人学士之众，都是空前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所谓的“乾隆盛世”。编纂的底本，是从全国征集的，这项规模浩大的征集过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结束于四十三年，持续了七个年头。所征集图书分别来自各省采进和私人进献。及校办完毕，即发还原藏主人。对东南向以藏书著名的地区，以点名的方式专门访求，如徐乾学传是楼、钱曾述古堂、范钦天一阁等处。除各省采进和私人进献外，《四库全书》底本所用资料是内府收藏的图籍，包括皇史宬、昭仁殿、武英殿等处藏书；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多为世所罕见的珍本。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四库全书》写成。收入《全书》的数量，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为3461种，凡3．6万余册，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都收入其中，较元代以前书籍更为完善。与历史上几次重要史籍的编纂一样，《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样调动了一大批文人儒士，整个编纂过程及其成书，是依赖于众学者之手的，是一部历史性的巨著。据史料载，参与编修的人员前后达360余人，但实际上远不至这些。学有专长、贡献突出者，更是灿若星辰。如著名经学大家戴震、史学大师邵晋涵等，还有在馆任职十三年、负责全书的体例厘定、提要的汇总编辑等的总纂官纪昀，更是博学多识。可见，当时的四库馆真可谓鸿才硕学者荟萃聚集的地方，由这些各门类的学者们扮演编辑的角色，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化之集大成者《四库全书》，再现了清代编辑文化学之盛况。

《四库全书》的面世，一方面对清代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总结，确立了汉学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使校辑整理典籍之风盛行，考据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了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对我国古典文献的保存与流传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翰林院副本及南三阁藏本均对社会开放，使一般的文化人都有抄阅这部稀世珍宝的机会，打破了历代藏书只是珍藏而不流通的封闭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乾隆的帝王思想及其专制文化政策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使大量的文化典籍遭到或禁毁、或抽毁和删改的厄运。据有关资料载，被禁毁的书籍达三千多种，15万余部，销毁书版在8万块以上，至于民间为避祸而自行销毁的书籍更是无法估算。从这个角度说，《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也是对我国文化古籍的一场空前浩劫。

（四）《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是我国现存的古代类书中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使用最广泛的类书，外国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为世界百科全书之冠，是我们查找清代康熙以前各种资料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古今图书集成》初刊于雍正四年，它的实际编纂者是陈梦雷。为什么说陈梦雷是实际编纂者，是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当年，陈梦雷曾侍奉康熙第三子胤祉时，即留心于采集群书中的材料。他利用王府及自己的丰富藏书，从1．5万余卷图书中广摘各种资料，欲编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类书。在编纂的过程中，得到三皇子诚亲王胤祉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允准和支持，初稿既成，由诚亲王进呈康熙，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此后，即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设馆，再由陈梦雷选聘修书人80名，做继续修订工作。13年之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订完成。但未来得及付梓，即因皇室斗争、皇四子胤祯获胜做了皇帝，胤祉受到了排挤打击，陈梦雷因胤祉的关系再次贬谪边外东北，参加修书的其他人亦被逐回籍。雍正命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得以重新编校增删此书。雍正四年（1726年）全书告成，《集成》初刊，前有雍正皇帝御制序言，题康熙帝钦定，蒋廷锡等校定，陈梦雷的名字没有了。据研究中国史学的有关资料看，蒋廷锡实际了只做了一些校阅编辑工作，基本内容仍为陈梦雷当年所辑录。

《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编排有条理，迄今为学者们所重视，是一部用途宏富的古代百科全书。如果从编辑的角度看，无论是陈梦雷，还是蒋廷锡，他们都为我国的文化集成事业倾注了心血，为我国的历史文化的积累和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那些辛勤参与编纂工作而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文化人。

以上所说，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演化过程中有代表性的几个阶段和影响深远的属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文化典籍，旨在说明编辑与整个中国历代文化积淀与传播的密切关系。其实，翻开中国历史和文化典籍，真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涌动着的文化大河。择其要者看，从古史类的《尚书》《战国策》，再到编年类的《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通鉴》《明元清系通纪》等，纪传类的《史记》《通志》《续通志》等，断代史类的《汉书》《三国志》等历代专史等，纪事本末类的《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实录类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明实录》《清实录》等，制度史类的《通典》《文献通考》《元典章》《清会典》等，学术类的如《宋元学案》《清代学术概论》等，纪传类如《列女传》《高僧传》《碑传集》等，地理方志类如《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杂史类如《十六国春秋》《贞观政要》《蒙古秘史》等，史评与史论类如《史通》《读通鉴论》等，史考类如《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观堂集林》等，金石与甲骨考证类如《集古录》《金石录》等，历史研究法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校勘学释例》等，笔记类如《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日知录》等，类书与丛书类如《北堂书钞》《四部丛刊》等，文编类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元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等，书目类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等，表谱类如《历代纪事年表》《历代职官表》等，索引与辞典类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源》等。

就以上轮廓可见，各个门类的典籍的确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如果从编辑的角度回顾历史，追溯文化，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刊印以及积淀和流传，都是由历代那些充任编辑、校勘的文化精英们来完成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写在史籍上的著名的文化人。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积淀和传承，犹如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传递和承载的都是历史的精华。而这些精华，都是由历代充任编纂的淘沙者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