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定性和传播

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

Lee Thayer（1997）说得好，传播是“我们获得人性的过程——不管人性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p.207）。在他看来，说话和理解的方式——即“传播”——就是做人的方式。确实，Chen和Miike（2008）曾假设，传播与我们做人的深层感觉密不可分。传播构建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展望；而与此同时，所有这些也构建了传播。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改变自己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行为。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没有什么比传播更难研究、更难提高了。

对人类传播进行理论总结就是对人性得以表达和理解的方式加以考察。人性得在文化特定性——而不是普遍的抽象性中得到深切体会。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人性的一种文化特定性表达。比如说，大多数基本情感（比方在这里用英语说“love”）也是以特定的语言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表达的，伴随着特定的经验累积。Goonasekera和Kuo（2000）提出，亚洲传播专家们应该探讨“探究意义的普遍性过程如何在亚洲的文化环境中进行”。他们说：

所有人都以一定的符号/意义为基础进行传播。所有人类社会都以一定的语言进行传播。人类是寻找意义、创造意义和阐释意义的生物。意义的阐释和协商是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对于人类传播活动具有中心性……意义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定义也取决于文化的条件。因此，要想理解传播的过程，研究者们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化特定性因素。（pp.xixii）

意义对任何传播行为来说都至关重要，总是在“日常的具体存在”中得以建构和解构。这种日常的具体存在与人类交流相连，与群体共同记忆及文化行为交织在一起。杜维明（2007）指出了意义的这种特定性本质：

意义与传统智慧密不可分；对“什么是意义”的判断通常与对“真善美”的深层感受混合在一起。意义并不要求“抽象普遍”——

它甚至反而会淡化由意义编织的织物的层次丰富的纹理。意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日常的具体存在”。无论如何精心设计，一个丰满的意义也没办法分解成一串干巴巴的命题。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总会存在语言之外的东西。语言永远无法彻底捕捉到说话的人/写作的人想表达的意义。意义可以被视成一种内心经历，即使它永远无法向外人充分阐释。与意义的阐释相伴随的“具体性”使意义无可避免地具有特定性。不过，据此而认为“意义作为本土知识的一种形式永远无法获得普遍性的特点”是错误的。相反，对在特定环境中意义中的“深度描写”极具普遍性的诉求。（p.80）^[2]

杜维明（2007）的话见地深刻，暗示意义的本质具有文化特定性，但是又可以与他人分享、具有普遍性。最具体的也可以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是，普遍性和特定性不是对立的，而是连续的。Ngg wa Thiong'o（1993）曾证明，“普遍寓于特定之中，特定亦寓于普遍之中”（p.26）。因此，传播学者们没必要因为要追求人类的普遍性而回避文化特定性（Miike，2006）。他们应该分析和解释，人类的共同特性是如何在文化内/跨文化传播的复杂环境中与文化特定性相互交织的。

基于以上对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的讨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建立世界性传播理论，传播学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出西方和非西方的‘真理’（或者说总结概括），从而让获得知识的人可以将之运用于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这样的看法过于浅薄。我认为，传播专家们必须考虑到“普遍性—特定性”、“抽象—具体”以及“人类共性—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交集和互动。甚至当专家们发展出看似具有综合性的“抽象”传播理论时，他们仍然不得不在更深层次上、以更为详细的方式对“具体”文化特点加以总结归纳，从而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理论（见Starosta，2006）。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观点指导我们，必须对存在于非西方传播研究中的现有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结构加以挑战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