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具有相当成熟稳定的形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充实自身。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中，总是以雍容自如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并且满怀信心地把它容纳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近百年来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在新崛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面前，显现出种种弱点和弊端，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向近代转换。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汉民族曾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民族危机，蒙古族推翻南宋政权，建立元朝；明末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但是，民族危机并没有带来文化危机，反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汉族。明清之际，一部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站在汉民族的立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且从文化上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宋明理学的末流丧失了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学风空疏。由此可见，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仍然对儒家文化笃信不疑，相信恢复传统自可解决。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源于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悠长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封建宗法制度。

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现状。鸦片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是“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的全面挑战。^[1]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他们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建筑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开始解体，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它生存的根基，也出现深刻的危机。

从广义的文化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危机。当西方列强用军事武力入侵中国时，一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就以战争冲突的形式出现了。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2]这是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贬之骤至，圣人所不能防”。在剧烈的变化面前，士大夫们表现出惊惶与忧虑，逐渐从天朝大国盲目虚骄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反躬自省，鼓起勇气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洋的地方，摒弃以前所尊奉的“春秋攘夷之说”，主张“师夷长技”。尽管这是迫于外忧内患，出于维护清王朝继续统治的需要考虑，但从此中国却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旧态势，融入世界发展的新格局。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在广东禁烟期间，他组织人员收集有关英国的情报，并主持编译了《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继后，魏源编成著名的《海国图志》100卷，不仅全面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情、风俗，而且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要强国御侮，首先必须“洞察夷情”，他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建议在中国设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聘请“洋匠”来华执教，同时还要广译西书，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论证，对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它表明当时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传统文化存在的不足，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开始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助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转向也是由于民族危机决定的。光绪帝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质问他为什么“变乱祖宗成法”，他答道：“洋人逼得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孙中山谈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时也说：“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3]中国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深刻关系。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向。也就是说，当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发生危机开始解体之时，中国文化也摆脱以往的隔绝状态走向世界了。

二、西方文化的传播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大量涌进。衰落的满清封建王朝没有力量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文化上，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也无力守住阵脚而败下阵来，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显然，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传播的结果，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努力并没有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主义在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将资本主义文化从西方移植过来。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表现出既野蛮又先进的双重性格，给中国古老的文化以猛烈的撞击。

首先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使中国人感受到自己的落后，破天荒地发现至高至善至美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不足，而一向被认为粗鄙的“夷人”却有许多长技，从而一反儒家“重政轻艺”、“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以夷技之长以弥补和纠正传统文化的不足。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中日甲午战争，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器为求新，道为求旧，并没有也根本不想改变传统文化的结构基础。重点翻译介绍的是工业机械制造和其他实用学科，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古地质学、医学等也有引进和翻译。这些学科书籍，主要由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书局翻译刊印，在前后20年时间里，这个翻译书局翻译介绍了163种自然科学书籍，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转向思想文化和制度层面。19世纪末起，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人文科学的热潮。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等西方民主政治的经典篇章都被输入中国。其中，严复的翻译最为有名，《天演论》系统地把进化论介绍给国人，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的一大冲击，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里程碑。《群学肄言》系统介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学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都视之为重要武器。《原富》介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学说，阐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斯宾诺沙、培根、康德、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在当时的学术界也产生广泛影响。

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给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人格理想造成强烈的冲击。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强调“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4]这些个性主义思想，同儒家文化以群体为本，强调个人对家庭关系网络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中被确定的身份和角色的服从，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5]形成鲜明对比。两种格格不入的人生准则，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使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反叛情绪，激烈地批判传统，掀起了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