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定性新说

如同文化定义一样，文化定性也是一个众说纷纭难分难解的问题。且不说那些诸如文化的属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文化的先进落后与优胜劣汰等似是而非的一些问题，仅就文化的同质异质、同化异化与虚有实有等较多歧义的问题而论，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

二十世纪的末期，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绿了中国大地的山川旷野的时候，一个诱人的话题，即民族文化的趋同趋异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语。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的信息化发展，民族文化的趋同性倾向，似乎变得愈来愈加明显。但“文明冲突论”却让文化趋同性发展的观点遭遇挑战。于是，趋同趋异、同化异化的议论又因各执一端而各有千秋。这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的差异性与趋同性的不同看法。

另外，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历史上的长期分离，人们对文化是虚有还是实有问题的看法，也从两个极端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在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看来，从事苦力劳作的体力劳动者则成为被轻视的对象，但在那种视脑力劳动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书房戏坊，逛娃的地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看来，脑力劳动者才是真正应该被轻视的对象。于是，轻视文化，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虚有而非实有的观点，也就长时间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是有关文化性质的认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和平崛起之后，人们对文化的性质和文化问题的认识也随之而有所提高，但那种“经贸唱戏，文化搭台”的看法，或把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仅仅看成是权宜之计的观点，却时不时地流露出来，说明对文化性质的问题仍有再认识的必要。如何定性文化，固然可以有多方面的审视角度，但针对以上种种看法，作者认为，必须从文化的实在性及其实用性的方面来定性文化，以说明文化本身并不是虚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实有，其实用性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文化，文化本身起码有以下一些特征:

其一，是超越自然的属人性特性。

如前所述，文化本身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一种本质体现，所以，文化实际就是人将自然对象化即“人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里，马克思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说明。一方面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提供了可供利用的一切自然物和包括人类本能、人类生物机能在内的人体自然，这是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的东西，是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纯粹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却不属于人类文化之列，而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因素，正在于人的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即在于人能把自在的自然物加工改造成为自然的文化物，使其成为为人所用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从而打上人类心智的印记，即按照人的方式存在并具有“人的形式”和“人的内容”。这种来自于人类对象化活动的文化世界，虽源自于自然，但却具有超越自然的属人性特性。这就是文化与自然的根本不同之处。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为了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复现自己”、“直观自身”，以至充分表现其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便不遗余力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苛求。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正以超越自然空间的种种手段，建构着无与伦比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世界，但另一方面，人类也从纷繁复杂的人文现象和人类生态频频遭受破坏的种种新的挑战中，又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发现自己。人类从这种逐步深入的反思和认识中，既看到了人的创造能力的神奇和伟大，也看到了人性自身的贪婪和局限。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的“第一次发现”，这种发现的表现是人们挣脱了中世纪的神灵枷锁，带着雄赳赳的气概宣告了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那么，二十世纪以来则是人的“第二次发现”，而这种发现则更趋向于冷静客观的考察，趋向于对人自身的清醒而又比较全面的审视。这无疑是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种种关系的一个途径，也无疑是理解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强烈欲望及价值观念如何变迁的一个途径。应该说，已经到了人类需要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发展自然的时候了，否则人类将会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和报复。

人和自然应是和谐相处、互为主体的一种相辅相成的亲密关系。自然对人来说，既是客体也是主体，因此人对自然既有开发利用的一面，也有爱惜保护的一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期，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其实就是人类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关爱，也是对不同文化能够永世延续而不至中断的一种期盼。

其二，是超越个性的群体性特性。

马克思说:“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源泉。”^[1]这就是说，文化如同劳动一样，总是以族群中人际交往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为其创造或存在的基本条件，离开人类族群，离开人类社会，文化的创造或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文化创造不仅对创造者个人，而且对可能范围内的族群成员都有意义的时候，才具有文化的含义。单独的个性虽然也参与了文化创造，甚至某些科学技术总是由一些个体的人首先发明创造出来的，然后才为多数人所接受和利用，但即使这样，文化创造仍然离不开人类族群，如果离开了社会族群，个体既难存在，发明创造也无从谈起，更无任何意义。

文化的创造是这样，文化的存在也是这样。因为文化存在的方式是与个体相传的生物遗传因子不同，完全是靠社会族群的共同努力来积累扩展和延续遗传的。任何一种不同的族群文化，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该族群内部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字、思维方法、行为模式和生活习俗。特别是语言文字的完整保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但是该族群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该族群的民族文化不断延续遗传的重要手段。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多年，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汉语言文字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许多历史的文化传统，正是通过汉语言文字方才保留下来，并将继续遗传下去。其实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正如英文承载着欧洲文明一样，汉语也承载着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精髓。

文化的群体性或社会性特性，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其伟大的创造力来自于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也应由广大人民群众所分享，决不能走两极分化的老路，让那些发挥着巨大文化创造力的广大群众，却享受不到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反而，那些巧取豪夺的“暴富者”，却大量侵吞着国家的财富。这种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文化悖论”现象，也应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否则，我们这一代人所从事的伟大文化创举，将为后人留下不可思议的缺憾。

其三，是超越主体的客体性特性。

文化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始终居于主导和主体地位。但就文化的功能作用来看，文化本身却具有超越主体，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或客体性特征。这就是说，人与文化也是一种主客体双向建构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才创造了文化这一“人的形式”和“人的内容”，就此而言，文化仅仅“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但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却具有超越主体的客体形式，具有自己内在独特的结构功能，并形成人类社会的遗传机制。就此而言，文化又是一独立的客体。任何人来到世间，都要既面对前代人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成果，以便分别享用，又要面对一系列社会制度、规范、习俗等需要逐渐学习适应。社会通用的符号系统，诸如前边所说的语言文字系统，就是需要人们学习适应的文化工具，人们只有通过对这一文化工具的掌握，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化，也只有借助这一文化工具，各种有关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才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文化的客体性特征，还突出地表现为不同文化的价值理念和文化遗传密码的稳固存在。就拿东、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与遗传密码来说，西方文化中蕴涵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念及其不断向外扩张的遗传因子，在不同的时代虽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但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却始终是比较一致的。这就像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蕴涵的仁爱和平、包容凝聚的价值理念及其向内收敛的遗传基因，虽有其渐进性的演变，但其根本性的文化内涵，也是不会改变的。否则西方文化就不成其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也就不成其为东方文化。文化的客体性或客观性特征再次说明，各种不同文化的本性，因其不同民族的内部条件的不同而各有所异。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其四，是超越差异的实用性特性。

文化的差异性或多样化，既是文化的客观实在性的具体表现，也是文化作为优化人类生命存在的实用性的特殊应用。文化或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人类不同族群的文化形态，虽然由于其形成过程中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任何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对于人类来说，都存在着某种应对生存发展挑战的价值，成为人类历经艰险保护和延续自己所在族群的积极手段。就拿当前还处于一种弱势阶段的部族文化来说，它们对于该部族成员的生存，其文化的实用性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即是当今的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虽然处于强势阶段，但也只不过数百年的历史，还未接受过更长时间的考验，尚不能保证它就能够应对将来人类所面对的所有挑战。更何况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设想只有一种文化就能应对各方面的复杂情况。

所以，从文化的实用性观点出发，保持文化或文明的多样性或多元化，就是保证人类应战模式的大容量储备，完全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西方文明的出现和成功，也再次说明文化的实用性和保持文化自身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本身只有强势或弱势之分，并无先进与落后、优胜与劣汰之别。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都有其内在的必然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指点点，而任何一种文化的中断或消亡，也必然存在着它的致命的弱点，再伟大的英雄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化的差异性如同文化的实用性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人们只能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去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在多元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全球化的文明联盟和文明合作的新的文明形象和文明意识。所谓超越差异并不是说要消灭差异、除去差异，而是要在差异中寻求共同之点，寻求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去营造和谐相处的文明世界。

在当今的世界，有那么一些政客和学者鼓吹所谓“文明冲突论”和“推行民主论”的种种论调，他们一会儿说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会引发新的战争;一会儿又说，只有西方民主才是最美好的民主，要在全球推行这种民主。竟不惜发动战争侵略他国，企图用西方的文化来取代和消灭别国的不同文化。也有一些好心肠的人们，根据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文化的未来发展，也抱有“一体化”或“趋同论”的想法，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已如前述，文化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也是人类不同族群为了自身的发展所要从事的基本活动，而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本身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不断会从旧的传统中又催生出新的传统，从旧的人类族群中又生发出一些新的文化群体。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是随处可见的。因此，对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即文化的多元化与经济的全球化的同一性趋向，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即“趋同趋异并存、同化异化共在、同异异同兼备、小同大异无极”。所谓“趋同趋异并存”，是指文化的多元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学习汲收是长时间并存的;“同化异化共在”是指你可能在某些方面同化了我，我也可能在另一方面同化了你;“同异异同兼备”，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会是一种正常现象;“小同大异无极”，是指不同文化形态虽在表层上如物质层面有所相同，但在深层即心理和精神层面却是大不相同的。而且，这种“小同大异”的文化多元化现象，是贯穿于经济全球化的全过程之中，亦即始终存在着的。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看到，它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可能必然导致“文化一体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不同文化内在包含着的特殊个性所最终决定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