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误读

“对外宣传”早已不能适应当今的对外传播环境，当前谈对外传播，应该充分考虑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跨文化传播，“由对外宣传向跨文化传播范式转移，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传播观念的深刻变革。”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除对立，要学会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二是要学会协商，在与他者的“协商”中寻求他者认同，构建自身形象。[11]

文化具有向外传播和扩散的特点，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传播都可以称为跨文化传播。“跨文化是指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同时也是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人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

跨文化传播包括国内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和国际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常常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或习俗，比如云南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彝族的毕摩文化（毕摩就是指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人，学界大多称他们为祭司），伊斯兰教的斋戒，佤族的木鼓，西双版纳的傣族斗鸡，台湾的妈祖文化，茶马古道上的东巴文化……国内各种文化争奇斗艳，相互传播，此乃国内的跨文化传播。

国际领域的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传播。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国际跨文化传播就开始出现，哥伦布等欧洲人开辟新航道、发现新大陆，旨在探险和殖民，并非为文化传播而去。600年前郑和曾经七次下西洋，可以视为国际跨文化传播的典范。与殖民者的烧杀掠夺不同，与传教士刻意传教也不同，郑和下西洋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郑和更像一位和平的使者，而不是探险家”，郑和既不杀戮也不征服，也不刻意传播思想。他的船队所到之处，留下的是中国的石碑、雕刻、瓷器、古籍和年历，而不是殖民地。[13]我们从“郑和布施碑”的故事看出郑和下西洋的文化交流态度。这块碑是郑和到达斯里兰卡所立。碑高约145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13厘米，顶部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形图案。这块石碑引人瞩目之处，在于碑文分别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中文的碑文说的是，郑和等受明代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到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后面列有清单，碑文的落款是永乐七年二月，即1409年2月。泰米尔文的碑文表示的是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敬献；波斯文的碑文则表示对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给予敬仰之情，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14]由此可见，郑和对待异文化的态度是非常尊重和包容的。

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成为现实，国际间交流日渐增多，跨文化交流的主体越来越宽泛，包括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等，跨文化交流活动越频繁。由于不同国家间文化差异很大，跨文化的特点尤为显著，所以跨文化传播常常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联系在一起，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有利于提高国际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许多跨文化传播是和谐的、有效的，但是由于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传播者要传递的信息编码之后，信息接受者无法将传者原来的意义解码出来，传播出现信息失真的现象，常常出现跨文化传播困难重重、无果而终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是文化误读现象。

文化误读可分两类：无意识的文化误读与有意识的文化误读。

无意识的文化误读源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事物理解上的偏差。“熊”在俄罗斯代表勇猛强壮，在中国却是贬义；在大多数国家，点头表示肯定、同意，摇头表示否定、反对，但也有一些国家如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国则刚好相反，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反对；苍蝇是令人厌恶的家伙，这几乎是全球的共识，但在澳大利亚，人们却将苍蝇视为宠物，这里的苍蝇多以森林为家，以植物汁液为食，不带病毒及病菌，形态柔美，澳洲人对它的评价是：美丽、干净、可爱；西方人用刀叉进食，中国人用筷子吃饭……与异文化接触时，人们往往从自己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样就出现了无意识的文化误读。

有意识的文化误读往往源于人们价值观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差异，常常带有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或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在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西方有的媒体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编造假新闻，选用尼泊尔暴乱中军警镇压的图片和镜头，作为西藏“3．14”事件的现场镜头进行报道。CNN等媒体采用截图的手段歪曲事实真相，误导受众。这些做法是别有用心地、有意识地误读。

文化误读带来跨文化传播障碍，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有必要加强沟通，设法消减文化误读。

2000年底，巴黎上演话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法国华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对华人的侮辱。话剧原作者佛·齐博赶紧向华人致歉，并连连叫屈，声称这个名称并无恶意，只是出于幽默。他说：“我了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是，这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是法国、英国、德国的耻辱，是它们侵略了中国。我丝毫没有羞辱中国的意思，如果说羞辱，我羞辱的是法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涵盖了一段历史，是一个历史现象。我用这句话做标题，完全是出于一种亲中国的情绪……”[15]

原小说的中文翻译沈志明说，“这句短语对齐博的刺激是很大的，这种用人狗对比、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他深受震撼。他要找一些词语，一个突破点来发泄，用反面词汇来表达情感或许是一种方式。说他是文字游戏也好，说是反其道用之也好，总之，他把自己的愤懑、自己的不满都发泄了”。

但是华人终究还是不能接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表述方式，在强烈的抗议下，作者将小说中文版题目改为《去他的戒律》。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的案例。

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不了解这些文化差异，交流中难免误读。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们忠诚的朋友，并无贬低人格的意思，而在中国，狗可能是辱骂别人的词汇。案例中，原作者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话剧标题，并非侮辱华人，而是想还原一段历史，作者对华人是友好的，但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即使作者努力解释，依然无法让华人释怀，作者不得不更改话剧标题。又比如，“龙”是中国的吉祥物，是中国的象征符，我们翻译成对应的“dragon”，然而在西方话语体系中，dragon是传说中的恶兽，如此文化交流就会带来误读。我们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西方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掌握文化之间的差异，减少文化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