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传播

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当下识别^[1]

传媒语言,即大众传播的语言形态。其中,文字语言的文化身份已经有较为清晰的描述,报刊杂志都有常规形态和规范文本的共识,在这里只涉及同有声语言大体一致的基本态势与走向。有声语言的文化身份,在广播电视传播中,似乎还缺少范本和经典的共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一、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常规形态

传媒语言,除了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民族文化的谱系要求之外,还表现出大众传播的特殊规格,即集中、典型的文化身份呈现。传媒语言的常规形态、基本特点,或本体价值,大概可以归纳为:

规范与简洁:为了满足大众对于信息传播的饥渴心理与急迫期待,传媒语言应该尽可能使用规范的即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以便迅捷而明晰地进行发布和告知。信息传播的大容量、高密度,必须避免芜杂和混乱,努力做到“言简意赅”、“辞约义丰”。

权威与引领:大众传媒的权威性、可信性,是其生存和生命的根基。失去了权威性、可信性,只是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平凡而世俗的声音,谁都可以质疑和颠覆,谁都不予信任和传递,那么,她的存在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她的权威性、可信性并非是全息定论,而是真正成为有效信息的真实、准确的发布者和世界文化精华融合、解读的教化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者。当下,尤其要亮明自己民族文化身份,发挥舆论导向的社会功能,阐释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多样表现形式,显现出传媒语言榜样的自律和示范的自觉。

鲜明与丰富:任何文化价值,都必须凸显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取向,都必须坚持民族文化传承的本土血脉,都必须汲取人类文明历史积淀的营养。不应被本土文化的神髓“一叶障目”,看不到大千世界的色彩纷呈;也不应该让光怪陆离的文化万花筒“蛊惑人心”,一味地去追新逐异、集怪猎奇。要把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统一起来,把时代主旋律和形式多样化统一起来。要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传播高品位和高境界的时代精神,反对萎靡不振的铜臭味和脂粉气。

理趣与情趣:大众传播,应该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的无比生动,应该充满昂扬向上的人类心灵的活力,避免四平八稳、有气无力的干瘪之音和油腔滑调、庸俗低级的靡乱之音。理趣教人思考和向真,情趣引人感悟和动心,二者都会使人身心舒畅,使人乐此不疲。枯燥的说教,让人昏昏欲睡;感情的游戏,让人远离真挚。只有理趣和情趣,才会在美感的享受中,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和生活质量。

多维与贴近:传媒语言的人文关怀,是多维的,既可以在时间维度思接千载,又可以在空间维度视通万里;既可以在政治文明中体味民主法制的国家意义,又可以在物质文明中感受宏观调控的经济实效,还可以在精神文明中建构自强不息的智慧大厦。传媒语言永远是要贴近广大受众的,贴近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贴近他们的柴米油盐、琴棋书画,贴近他们的职业、专业和事业。但是,这种贴近,是适合,是亲和,而不是迎合。因此,多维是上行线,贴近是平行线,二者交会,便是传播的“点”,无数个“点”,就形成了传播的“场”。凡是维度的平直和贴近的下滑,都能造成传播的失效或逆反,带来未可预知的恶果。某些传媒语言的教训,应成为前车之鉴。

通俗与浅显:既然面向大众,就要认真对待大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所谓“雅俗共赏”,所谓“深入浅出”,就是一切以大众是否“明白”、“清楚”为最高传播任务,把深刻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话说出来。但是,由于大众传播中信息的迅捷和密集,要求日新月异和夜以继日,无暇反复推敲;要求天文地理和三教九流,无力样样精通,所以,难于假以时日、精心制作;难于集思广益、入木三分。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习惯于并满足于通俗和浅显,不再追求高雅与深邃,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定势”。传媒语言处于这样的境地,也就很难孤军奋战地去营造汉语美感的氛围了。不过,如何反对“庸俗”,如何避免“浅薄”,确实值得反省,值得我们时时警觉。

还有一些违规形态,如广告的夸饰、情景的编造、腔调的嗲气、手足的失态等等,虽然还在泛化,却正受到应有的批评,开始逐渐被广大受众抛弃。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弱化

当下,传媒语言文化身份,在各类媒体中都存在着弱化现象。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弱化,表现为:

政治身份的简单化:传媒语言政治身份应该是其文化身份在国家政权和国家体制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党和国家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和时事政治的评论,从总体上说,我们的媒体发挥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功能,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阐述了鲜明的立场态度,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理想,显示了大国的气魄与风度。但是,在各个媒体具体解析、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以“完成任务”为己任,缺乏具体细微的阐发功力,特别是缺乏艺术地宣传的能力,因而显得粗糙和单调,容易造成“简单的时代的传声筒”的味道,给人以公式化、概念化、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印象。如果大力增强文化的厚重感,尽力揭示文化的蕴含,就会把“政治教义”融化为“文化浸润”,使人们从中感受到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社会发展、国家利益、集体生活、个体责任的和谐统一,体会到全球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社团文化的共存互动,觉察到自我认知、世代传承、人类进化、世界文明的螺旋提升。传媒语言并不都要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她应有高雅庄重、平实正规、通俗灵动和消闲自在等多种形态,即使是庄重、正规,也还有“寓庄于谐”、“寓教于乐”的各种表现。很多传媒语言的创作者,不像众多专业工作者那样,潜心研究传媒政治、传媒文化、传媒语言,把这当做终生追求的事业,而是有意无意地走上了省时省力的“惯性捷径”,甚至走上“娱乐化”的邪路。政治说教违背了“良师益友”的主体价值取向,成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俘虏,舍弃的不仅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还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权力,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感召魅力。这种现象,在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语言传播中,屡见不鲜,甚至形成了某种“趋势”以至“定势”,竟使得不少受众产生了厌烦心理,并笼统地归咎于新闻传播理论的苍白和从业人员的平庸。

经营身份的低俗化:传媒语言经营身份是其文化身份在商品社会市场竞争中推销精神产品的标识。大众传播媒体的某种产业属性,开拓了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广阔空间,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作为无形的指挥棒,牵动着人们的思绪,搅动着人们的生活,有时杨柳依依,难以割舍;有时恶浪滚滚,艰于呼吸。大众传播媒体正处于两难境地,坚持社会效益,也许两袖清风;注重经济效益,也许一本万利。如果兼顾二者,反倒两败俱伤。于是,口头上,高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际上,倾心经济效益第一。那高楼矗立、金碧辉煌、车水马龙、挥金如土,岂是社会效益、经营身份的果实?这种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弱化,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却是在传媒语言政治身份的规避、文化身份的隐退和经营身份的显现中,逐渐暴露的。那并不甚精确的发行数量的统计,那并不很科学的收听率、收视率的升降,唯一可以得到的就只有“利润”、“回扣”、“奖金”这些营销的报酬,与广大受众何干?又与广大善于传播、精心传播的敬业者何干?在市场竞争中,市场营销的最高任务,就是极力包装自己的商品,高声叫卖,好话说尽,招欢买笑,甚至把自己当做商品,不惜出售肉体与灵魂,目的是为了赢得市场份额和品牌名气。大众传播媒体中,虽然不乏坚守精神家园的志士们,但也有放逐崇高、唾弃艺术的“先锋”们。这些人在市场营销中千方百计地制造低级趣味、垃圾快餐,企图用感官刺激、梦幻兴奋去引诱受众、沉醉受众,以维持其发行销售率、收听收视率,博得富商大贾的青睐,收获更多的“资本”投注。他们的成功,颠倒了“众善奉行、诸恶莫做”的法则,树立了“弱肉强食”、“优汰劣胜”的样板,对那些随波逐流者、追异猎奇者营造了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于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云山雾罩、信口开河、邯郸学步、东施效颦,风行一时,大行其道。他们丧失了应有的起码道德良知,竭尽腐蚀消解人们善良心灵之能事,妄图摧毁民族精神的丰碑,以便在废墟上建造纸醉金迷的大厦。于是,市场营销无孔不入,名利双收!多少仁人志士的强烈呼吁,多少法令条文的强制实施,他们都不屑一顾,置若罔闻。难道这是正常的吗?经营身份就如此引人入胜、乐不思蜀?这些营销手段,因为远离政治文明,所以永远不会犯政治错误,对于那些只把政治关的人们来说,可以放任自流,尽管明明知道确是“迎合”与“媚俗”,似乎也无关大局。至于文化身份受到冲击和挤压,好像是“时尚”和“流行”的必然态势,所有媒体概莫能外,久而久之当然就见怪不怪、随波逐流了。

传媒语言的文化身份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弱化中,渐渐疲软了。政治身份可以不断复制“金科玉律”格式的文本,经营身份可以肆意张扬“金钱万能”谋略的大纛,而民族精神、优良传统、国家利益、主流文化呢?怎样才能够深入民心、发扬光大?我们就听之任之,寄希望于“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么?

三、当下的文化处境与精神寄托

传媒语言负载着文化的承接与延续,蕴含着民族的精神与气质,展现着时代的风采与节奏,引领着国家的文明与进步。但是,传媒语言当下的文化处境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当我们看到政治清明、英雄辈出的时候,当我们翻阅报刊茅塞顿开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好书爱不释手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广播里传出悦耳的有声语言心驰神往的时候,当我们收看电视节目感到声画和谐、赏心悦目的时候,我们会由衷地感谢大众传播工作者的辛勤劳苦,发自肺腑地赞赏他们的心血结晶。诸多大报上那些深邃的文章,会放在我们的座右,引人深思;有些好书中的神来之笔,竟使我们不觉击节吟咏;广播里声情并茂的语言,规范而美妙;电视里形神兼备的话语,温馨而悠远。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的节目,绝大部分属于科学教育的精品,厚重的历史感,深沉的人文性,前沿的知识广度,美学的执著追求,经常令人叹为观止!用电视这个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从整体上描述了时代的文化风貌、民族的精神境界。也许她的收视率不算最高,可她积淀在我们内心的养分,远比某些花里胡哨的益智类、议论类节目精深得多、丰富得多。有些台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节目,也堪称国家级的大手笔。她们的共同点是展现了汉语的魅力,弘扬了传媒语言的优良传统,以“真、善、美、新、雅、精”的文化品位,凸显了中华民族的作风和气派。对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中国!” “这是泱泱大国的媒体!”我们确实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并充满了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无往而不胜的信心。

不过,世界范围的“小报化”倾向、“世俗化”心态、“人际化”盲从、“后现代”追随,正在各种语境下泛滥。报纸书刊上的“娱乐星闻”、广播节目中的低迷嘈杂、电视节目里的俗不可耐、网络传播中的纵情虚幻,已经使人们感觉到了“假、恶、丑、烂、野、粗”的危害。这些危害,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信仰解构,私欲膨胀:自有人类开始,就有了人类的信仰,不论是图腾也好,神明也罢,或者是某种理想的社会模型、认定的理论体系,并且为此而昼思夜想、身体力行,甚至终生奋斗不懈。我们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崇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多少人为之拼搏献身,多少人无怨无悔地研究探索。但是,现在,有些人以金钱为信仰,实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唯利是图的结果,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成了游戏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被讥笑为傻瓜哲学。传媒语言中,经常出现“我”如何如何,“钱”怎样怎样,以得大奖为目标,以数钞票为荣耀。大量的豪华装修、高级美容、南北大菜、亿万富翁、当红明星、出人头地,眩人耳目,诱人躁动。这和残酷的原始积累、勤奋的艰苦耐劳、生命的自强不息、共同的民富国强,还有一丝一毫的干系么?

第二类,虚情假意,哗众取宠:“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训,“言行一致”的做人准则,变成了“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信息传播变成了顺口溜,人生话题变成了插科打诨,家庭悲剧就好像“催泪瓦斯”,英雄事迹就好比冒险游戏……一切都要“有故事”、“讲故事”,将生命轨迹、人生哲理、社会道德、国家兴衰都付与浅薄的调侃和无序的闲聊之中,貌似贴近和活泼,实则造成了心理的浮躁和情感的戏弄。人们对于“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已经司空见惯,明明知道说的那一套并非是实际做的,也都照此办理,彼此彼此,不以为耻,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第三类,出言不逊,随心所欲:大众传播的“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多维自律的集中表现,是言行规范的基本要求。当下,人们会发现,这种自律已经走向了“我行我素”,这种要求已经变成了“张扬个性”,而且,腹内空空、信口雌黄,胸无点墨、口若悬河,虚张声势、借以吓人。传播者面对广大受众,毫无尊重之意,只有狂傲之心;热衷于邀功请赏,陶醉于自恋情结。什么“平等交流”、“服务宗旨”,什么“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都扔到了脑后,全力以赴地去争取那“嗟来之食”、“牙慧之拾”。

第四类,其貌不扬,格调低下:大众传播对传播主体的基本要求“德才兼备、声形俱佳”,正在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声音浑浊、口齿含混、语调各色、表达生涩,五官不正、斜眉歪嘴、体态奇特、手势放肆,而且男声女气,女声嗲气,确实令人耳不卒听、目不忍视。更奇怪的是,抛弃了普通话的字正腔圆、简洁优美,竟去模仿港台腔、洋泾浜那半生不熟的音调,竟去推崇方言土语、街谈巷议那褊狭琐屑的词句。所谓的审美日常生活化,又开始了日常生活“审丑化”。好像越是丑陋和怪异,就越能解除人们的“审美疲劳”,越能满足人们的“求异思维”和“戏谑期待”。如此这般,高雅似乎脱离大众,庸俗定会符合民心,格调低下的传媒语言,便成为当下最时髦、最新鲜的“套餐”,不但成为“挡不住的诱惑”,而且能够“引金入瓮”,怪不得让制造者、管理者及一切经营者趋之若鹜、“心潮逐浪高”了。所谓大众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最直观、最详尽的解读,受到了最热情、最亲切的膜拜。而电视娱乐的视听刺激,更能达到最佳的经营身份的认同和喝彩。不少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中,那鲜血淋漓的暴力行为,那赤裸轻贱的色情表演,那插科打诨的私欲冲动,那粗俗低劣的花言巧语,正在人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少年儿童的言行中,效仿着、扩散着、蔓延着、泛滥着,几乎无可抵挡、无法遏制了。

总之,传媒语言的当下文化处境,已经到了“众语喧哗”、“人声鼎沸”的程度了。对政治身份的敬而远之,对经营身份的情有独钟,竟建构着文化身份的囹圄和枷锁,从而使文化身份日益萎缩和日渐销蚀。但是,人类不仅仅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会说话的动物”,人类应该是“能够制造美、生产美、判别美、享受美的动物”。人类的审美价值追求,人性的审美愉悦期待,早已脱离了动物性的兽欲,早已洗刷了个体性的贪欲。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时刻蕴含在对传媒语言人文提升的呼唤上,时刻表现在对“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痛恶中。人们的美好愿望、幸福期盼、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绝对不会在梦幻世界里真正实现,更不会在充满脂粉气、铜臭味的熏陶中切实获得。有些人制造出的梦幻世界,只是为了经营精神消费、文化消费的华丽空间,吸引人们变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消费者;有些人撒播脂粉气、铜臭味,只是为了经营欲望发泄、意志消沉的麻醉泡沫,诱使人们成为“昏昏欲睡,飘飘欲仙”的享受者。更重要的是,把人们的出场欲、表现欲看做“精神消费资本”,千方百计地给予“打捞”,必欲耗尽其心力、逃离其心宅而后快。一些人的精神寄托就放在如此放浪形骸的世俗享受上,失去了对真理的向往,忘却了对社会的责任。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不提高警觉,不严加防范,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维护与识别

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特别是在广播电视与网络中,被简单化的政治身份和低俗化的经营身份解构为沙滩文化或泡沫文化,表面上广阔平坦、色彩缤纷,实际上松散如渣、轻飘易碎,根本没有恒久的稳定价值和精妙的艺术品位,既不能感染当下,又不能流传后世。怎样才会让传媒语言的文化身份凸显出来,并且坚持下去呢?

只在理论上论证,规则上制约,是抵挡不了那些简单生硬的词句和利润欲望的诱惑的。现在,是否可以采取某些必要的决策,以便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把广大受众的“表层反馈”、“显性反馈”进一步扩展到“深层反馈”、“隐性反馈”,加大应对决策和前瞻决策的力度。如:

第一个问题,制定传媒法、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网络传播法等。这是现代大众传播的世界潮流,应该尽力适应。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逐渐形成共识,并转化为社会共同体的标底,严格遵照执行。所有传播中的“不作为”和“污染源”,都成为群众举报的内容。管理者对此进行梳理、处置,对于“敷衍塞责、粗制滥造”的,对于“趋利忘义、低级恶俗”的,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罚没其各项收入;要坚决断绝其唯利是图的财源及各类渠道。

第二个问题,开展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的双向批评,推进批评与反批评的常态机制建设,扩展人民民主的广泛权益,积极利用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力,时刻检查大众传播媒体的风向标,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当家作主”在传媒责任问题上的权利功能和义务功能。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风尚,形成有话就要说,说了就管用的心理态势,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道德责任和话语责任。

第三个问题,提高人们对于“文化身份”的识别能力,用最好的文化产品和优秀作品吸引人、感染人。大力普及科学理论、高尚情趣、民族传统、域外精品,以先进文化的生动形态占领文化阵地,以规范语言的审美形态覆盖各类媒体,造成强大的声势和浓烈的氛围,引领人们进入澄明和谐的境界,从而自觉地拒绝低俗轻浮的精神鸦片,知其害而不入其彀,察其“乐”而不就其毒。其实,识别的要领就在于有没有“辨音律的耳朵”和“审视美的眼睛”。在视听上,“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2]从听觉和视觉上判断,对于“圆凿(孔)”和“方枘(柄)”,不但能“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只是要经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的磨砺罢了。

英国人类学家B. K.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把文化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部分。传媒语言正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彩华章,她不但具有反观大千世界的深刻蕴含,而且具有提升扩散的本质特征。俄罗斯20世纪的经典作家瓦·拉斯普京指出:“电子革命把人淹没在虚拟世界里,把他改造成某种新式的、派生的、漂泊的东西。”他还指出:“如果所有读者都用善良而纯洁的榜样,用悲悯和热爱劳动,用睿智而深刻的语言,用热爱自己土地和自己传统的榜样来教育的话……那么这会是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坚决拒绝书籍中的和所有其他艺术中的恶的文明!我们知道:恶是强大的,但爱和美更强大!”^[3]在我们的文化视野里,在我们的传媒语域里,为什么就如此轻视语言特别是有声语言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呢?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先生十分精辟的分析,应该是振聋发聩的:“‘观众喜闻乐见’就被片面地理解为什么东西能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就可以不加甄别地选用,自然就造成了消极地顺应观众群体当中某种落后愚昧的鉴赏习惯的现象。一旦消极地去顺应,就又强化了受众当中落后消极的东西。 ……被强化了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它倒过来又会刺激不清醒的创作者,从而创作更低下的产品。这样一来,精神生产同文化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就产生了”。^[4]

传媒语言的文化身份,应该得到尊重和强调,以使大众传播的形态进入规范化、审美化,充分发挥她那“沁人心脾”、“渐入佳境”的巨大功能。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2005年第3期。

[2]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2次印刷,第365页。

[3]《致中国读者》,《光明日报》2005年2月25日第7版。

[4]仲呈祥:《电视艺术生态环境的忧思与净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