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和媒体话语

广义来说,话语是有意义的象征行为或言语行为(Hanks,1995)。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义,话语本身不是言语行为中使用的语言、文本或象征符号,而是涉及将这些符号元素的复杂形式组织起来的行为。换言之,话语是语境化的象征活动,亦即斯考伦(Scollon,2001,页3)所谓的“中介化的行动”(mediated actions),而非这些活动的对象或手段。话语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环境。在特定的语言和社会文化条件(这些条件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分布并不平等)下,有意义的现实感通过话语被社会地和文化地建构起来。作为权力的媒介,话语在不平等、意识形态和宰制的社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话语的社会视角关注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能拥有的语言资源的本质及其分布状况。话语分析的对象由此应当是语境化的话语实践,同时这种分析也“应当是对权力效果、后果的分析,即权力对人们、群体和社会做了什么,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无论在何处,权力最深刻的后果就是不平等,因为权力(总是对人们进行)分化、选择、包容和排斥”(Blommaert,2005,页1-2)。^[7]

在公共领域中的各类话语中,媒体话语,特别是作为媒体内容主要类型的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van Dijk,1988)。^[8]在现代社会,媒体是形成公共话语的主要机构之一。由于话语被定义为在沟通语境下使用中的语言,因此,话语研究与媒体和传播研究实际上对语言使用和社会权力关系这个问题有着共同兴趣(A.Bell,1991,页7)。例如,当一位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思考“谁在何时对谁说了什么语言”(Fishman,1965)这样的问题之时,传播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则是“谁通过何种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并取得了何种效果?”(Lasswell,1948)。

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紧密关系(Eagleton,1991;Milani&Johnson, 2010;Thompson,1984;van Dijk,1998a,1998b)。尽管意识形态一词的定义模糊不清且存在争议,但基本上,它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而不只是一个中性的信念体系。一般认为,意识形态与“维持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过程”或“维持控制”之间存在紧密关联(Thompson,1984,页4),^[9]其主要涉及“巩固位居权位的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诸种方式”。因此,“研究意识形态就是要研究意识服务于建立和维持权力控制关系的方式”(Thompson,1990,页56)。宰制(domination)可以指一切权力控制的关系形式,包括阶级、性别以及种族的形式。同时,权力控制和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但即便这一概念是带有批判性的,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形式必须是错误的才能够服务于权力控制。宰制关系的意识形态维系同样也可以通过在认识论上被合理化的象征形式来实现(Thompson,1990,页56-58)。

与此稍有不同,凡·迪克(van Dijk,1998a)从社会心理学传统出发,提出了多学科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包含了意识形态实践的认知、社会和话语层面。在这个框架中,对语言的和其他各种社会传播形式的运用是社会行动者建构和传达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被视为是意识形态主要功能的遮蔽、合法化、操纵以及相关的观念,主要是话语性的(或更广泛地说是符号性的)社会实践。”(van Dijk,1998,页5)权力控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由此透过对其在各类符号形式中的话语呈现方式的研究来加以考察,无论这些形式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

关于话语形式如何服务于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建立和维持权力控制关系,汤普森区分了五种最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权力关系的运作方式。第一种是合法化(legitimation),即为宰制关系提供一定的理由从而将其再现为合法的社会关系。在话语和传播过程中,合法化可以诉诸各类理由,其中包括权威、道德判断、合理化以及神化(van Leeuwen,2007)。第二种是遮蔽(dissimulation),即否认、隐瞒、缓解、委婉表达、转化或者转移权力宰制关系。第三是联合(unification),指的是消除差异和冲突,从而通过建构一个“通过集体身份包容个体(无论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野如何巨大)的统一形式”来维护权力宰制关系。第四种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指的是一种瓦解具有挑战权力宰制关系潜力的个人和群体的策略。最后是具体化(reification),这是一种“将转瞬即逝的、历史性的状态再现为一种似乎是永恒的、自然的、超时间状态的策略”,通过这个策略,历史性的政治权力过程被永恒化、自然化、名词化(nominalized)、去政治化和去语境化了(Thompson,1990,页60-67)。

另一个与意识形态相关且同样在传媒与文化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的概念是文化霸权(hegemony)。这个观点在权力宰制关系的意识形态化建立和维系方面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它对通过被主流社会内化的共识来维持社会整合和既定权力秩序的解释更加灵活。尽管在苏俄社会运动中,关于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内涵的争论有着很长的历史(Jones,2006,页42),但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971)重塑了这个概念,将其内涵从最初的列强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同意的形成和组织”(Ives,2004,页2),从而赋予这一概念“一种新的超越了其策略性或战略性用法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这个概念成为“理解具体社会构成中的社会团结的一个关键范畴”(Laclau&Mouffe,2001,页7)。

从文化霸权的角度看,需要突出强调的是“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Ives,2004,页3)。葛兰西面对的问题是他所处时代的激进运动为何遭遇失败,他认为权力宰制的基础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强制统治,同时也有赖于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即“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涉及“文化和伦理的工程学,即对主体性或‘自我’的重塑”(Fairclough,1995,页93)。涉及通过象征互动的手段把附属群体逐渐整合到统治群体的世界观中的过程,以及与这一过程相反的附属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和挑战。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文化霸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相互斗争、协商、妥协的过程(Jones,2006,页45-48)。文化霸权的概念由此扩展了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因为它所设想的权力统治是建立在一个持续斗争的动态过程的基础之上的,而非仅仅是统治群体为维系宰制关系而建构的一个观念体系。

与意识形态实践的情况类似,媒体相关的话语空间是现代社会文化霸权斗争发生的主要场所之一。正如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95,页94)所指出的那样,话语和文化霸权之间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话语实践是文化霸权斗争的主要形式。上文所述的所有借助话语形式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本质上都是文化霸权斗争的组成部分。例如,由于自然化(即把历史现象和过程描述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规律)是维持权力宰制和政治赞同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机制之一,“文化霸权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现存惯例的去自然化,并用新的惯例取代之”(Fairclough,1995,页94)。另一方面,话语形式和实践本身就是现代文化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级或群体凌驾于整个社会或其中一个特定部分的文化霸权”本质上是这个阶级或群体所具有的“塑造话语实践和话语秩序的能力”(Fairclough,1995,页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