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外援

中国历来有依赖人际关系来处理国家政务、私人事务的传统。盛宣怀出身仕宦，熟悉官场规则。壮岁涉猎商场、政界，为实现“办大事”“作高官”（注：1877年6月，李鸿章在致云南巡抚潘鼎新函中，称盛宣怀“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故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夏东元认为，李鸿章所说“办大事”“兼作高官”的中肯评论和预期，对盛宣怀一生事业堪称准确。参见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76页。）的志愿，他数十年游刃于官绅、政商、华洋之间，左右逢源，知难而进，世事练达，营造出一张以官商两界为主并延伸至其他领域的广泛的人际网络圈。

自1870年代初进入李鸿章幕府后，盛颇受信任，李以其“志切匡时，坚忍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而将盛倚为左右手，盛亦尊李为“傅相”，以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大员为庇护，相继开创并掌握了轮船、电报、矿务、纺织等大批洋务民用工业，又因经营实业有方，被奏保为天津海关道等职。任职海关道期间，又与翁同龢、李鸿藻等京城权要建立了关系。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盛改投张之洞、王文韶等封疆大吏为政治靠山，继续显赫于官商两界，声势愈炽。张之洞称其为“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注：张之洞：《致王文韶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896年5月8日），《愚斋存稿》第89卷“补遗”，第6-8页。）的官商两界干才。慈禧太后曾对荣禄说：“近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注：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首，第29页。）新政时期，盛宣怀遭袁世凯打击而一度低落，后上下打点，笼络交结奕劻、载沣、载泽等满清权贵而能再度崛起，位居内阁邮传部大臣。从追随李鸿章到清覆亡时共40余年的仕途、实业生涯中，盛宣怀屡屡被弹劾纠参，都得到各方有力的回护以解脱，成为盘根错节的晚清时期官商两界难得一见的“不倒翁”式人物。

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活动中，盛以实业为基石，官场为依靠，又多方结纳思想先进、贤能名士、中外使节和来华人员等。思想先进如郑观应、王韬、张焕纶、沈毓桂、钟天纬、陈炽、张元济、梁启超、蔡元培等，贤能名士如朱其诏、谢家福、经元善、何嗣焜、沈曾植、王修植、李维格等，中外使节如罗丰禄、伍廷芳、王丰镐、钱恂、孙宝琦、小田切万寿之助、姚士登等，外国来华者如冈千仞、林乐知、傅兰雅、丁家立、福开森、宝隆等，罗织起一张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成为穿插于晚清政、商、学及外交、文教等领域的活跃人士。陈三立《盛宣怀墓志铭》曾说：“公负智略，肆应无穷，更事久，益晓情伪，接物平恕，自谓有法言而无恶声，有微愠而无暴怒，故能通天下之志，竭人士之力。”（注：陈三立：《盛宣怀墓志铭》，《愚斋存稿》卷首。）深广的人脉关系不仅成就了盛宣怀“办大事”“作高官”的夙愿，也为其从事文化教育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和外援，他们或建言献策，或直接投身教育活动，或从外部助推其教育活动的开展。下面先分析盛宣怀在政界、学界、外交界的人际圈对于其教育活动的影响与作用。

政界人际圈对盛宣怀教育事业的影响，前述曾举证李鸿章是盛创设各类新式教育的引路人和扶助者；本章论及盛宣怀督办角色时，曾将他视为学堂与官府的中介者，能沟通官学关系。这里再以朝廷大员王文韶、张百熙与盛宣怀的交往为例。

盛宣怀筹办北洋大学堂时，先是禀准李鸿章，因甲午战争爆发搁置下来。战后，王文韶接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浙江杭州人，进士，曾任湖南巡抚。王出身湘系，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不和，但早年与盛宣怀父盛康关系密切，擢升北洋大臣后，盛主动前来投靠，于是非但未撤盛宣怀津海关道的要差，反而与张之洞联名保奏其经办卢汉铁路。对于盛开办北洋大学堂禀文，王文韶也很快批示同意，称“该道仰体时艰，就本任及经管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款，不动丝毫公帑，洵属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章程功课，均甚妥协”。（注：《北洋大臣王文韶批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895年9月22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接着又奏准清廷，保证了北洋大学堂顺利开设。1897年又批准盛宣怀设立卢汉铁路学堂的请求。后王文韶有意将北洋大学堂改成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因盛的反对也就没有硬性推行。

张百熙（1847—1907年），字冶秋，湖南长沙人，进士，曾任编修、侍读、山东学政等，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订新式学校系统，是清末新式教育的重要主持者之一，也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张在甲午战争时曾上书严劾李鸿章，然与其得意门生盛宣怀却过往甚密，两人还换了兰帖，结为金兰之好，张之亲属、门生多荐至盛主管的实业部门任职。张对于盛也在各方面多有奥援，1902年曾在奏折中提及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著有成效；1903年夏，盛宣怀就南洋公学定位高等学堂的问题，晤商于张百熙，获得支持，代其奏准南洋公学改名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使南洋公学与国家学制系统实现相应的对接，进入高等学堂之列。此外，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等，对盛宣怀文化教育活动也给予一定的支持。

如果说，盛宣怀从政界得到办学活动所必要的政策支持，那么从具有改良革新思想的有识之士那里则获得办学的思想理念与具体经验。这些有识之士包括思想家王韬、沈毓桂、陈炽，洋务实干家经元善，近代科学家徐建寅等，他们关心国家兴衰，出国或在口岸城市学过西学，办过洋务，出入于中西学之间，热心引进西学，改革传统教育，不少人参与办理过新式教育。盛宣怀与他们多有直接往来，关系融洽。尽管这些有识之士并没有直接参与盛宣怀的教育事业，然亦多方推动其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比如，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人，青壮年时游历英法，旅居香港达20余年，对西方文明了解很深，回国后一直主持上海格致书院，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在哲学、教育、文学等领域有杰出成就。盛宣怀与王韬是莫逆之交，1884年秋，日本人冈千仞与盛笔谈时，问盛：“台下知王紫诠乎？”盛当即写道：“紫诠与弟至好。”还说王著《普法战纪》为“最有用之书”，“弢园有才不遇……弟颇思把臂出山”，荐至李鸿章，惜被视为“狂士”而不用。（注：《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光绪十年秋冬，1884年秋冬），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510页。引文中“紫诠”“弢园”是王韬字号。）盛又应王韬之约，为格致书院学员命题，审批论文，出资奖励优异者，深为王韬赞许。王韬晚年贫病交加，盛宣怀数番资助并登门探望。（注：此见于“盛档”中王韬致盛宣怀函数通，如1896年2月9日王韬致盛函称：“昨蒙旌节辱临……今又承赐兼金百镒，珍品十余……”（盛档：067452）；1896年8月16日函称：“前日承赐兼金贰佰镒，拜登之下，感沥难名……”（盛档：015658））盛规划在上海筹设达成馆（时中书院）、南洋公学时，王韬十分支持，称此举“教育英才，培养儒士，使之明晓西学，通达治体，诚为自强之根本”，建议设校址于虹口，又联系林乐知翻译西方学堂章程供其参考，馈赠主持所译西学新书数十部，作为拟设学堂藏书，并希望盛创立学堂时筹划应精细，立意要高远，“为高必自邱陵，为下必自川泽，事半功倍，可以握之操券”，（注：王韬：《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八日，1896年8月16日），盛档：015658。此函写于“七夕后一日”，未注明年份。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列入1895年，本处依其内容列为1896年。）从各方面支持盛宣怀在上海创设新学。

沈毓桂（1807—1907），又名沈寿康，江苏苏州人，前半生熟读经史，后专心于西学，在上海主持《万国公报》达16年，与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之一），任掌教15年。1895年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培育新式人才的原则，被张之洞等奉为接受西学的总方针。沈毓桂与王韬被盛康并称为上海“中西通学术”的两大“奇人”。盛宣怀与沈是忘年交，1888年沈毓桂患病，盛闻讯赠方剂。沈病稍愈，即作诗作为回礼。1892年盛调补天津海关道，沈寄赠六首七言绝句。沈主持的中西书院毕业生也多为盛宣怀所管企业任用。甲午后盛在上海筹办学堂时，曾登门拜访沈毓桂，沈有所建言，并引荐盛会晤林乐知，拟聘林为时中书院总教习，对盛兴办学堂勉励有加。（注：沈毓桂：《致盛宣怀函》（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84688。）

此外，近代科学家徐建寅曾应盛之约，酌拟开办驾驶学堂节略；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曾以“学堂培才本务也，救灾恤邻治标之事”，劝说盛“尽心学堂，虽赈捐不与闻可也”，（注：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1898年5月7日），盛档：044278。）又曾举荐康广仁参与办学，协助购置南洋公学地基；戊戌变法前，盛宣怀很看重梁启超的才华，曾与王文韶、张之洞会衔奏请调用梁启超等人，梁、盛开始往来。及至梁在上海倡办女学堂时，专函约请盛协同提倡资助；民国初年又说服盛宣怀捐地创办神州大学。维新人士陈炽也竭力向盛鼓吹开办新式学堂，曾函告盛说：“学堂，耳目也；铁路，手足也；银行，气血也。如学堂、铁路再不成，则中国四万万人直更无生路也！”（注：陈炽：《致盛宣怀函》（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75843-62。）所有这些与有识人士的交往，都有助于盛宣怀坚定办学信念，激发他参与新式教育的热情。

在长期经办洋务企业，担任海关道、商约大臣等职务过程中，盛宣怀同中外使节、来华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往来，所以通晓外情，张之洞即赞其“可联中外”。通过这些人员，盛宣怀深入接触了西方文明制度，对其开展实业、政治及文化教育活动带来诸多影响。就文教事业而言，他在外务交往中深化了对西方教育价值与制度的认识，日益感知到“外洋国富兵强，根底全由于学校”。（注：盛宣怀代拟：《请开矿务学堂折》（约光绪十五年，1889），盛档：012201。）他曾告诉慈禧太后说：

甲午之后臣屡询日本人，那年打仗究竟用的萨思马老将？或是学堂练出来的新将？他说老将甚少，都是学堂出身之新将。（注：盛宣怀：《奏对自记》（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页。）

盛遂更加坚定兴办学堂的决心。在具体办学过程中，他利用广泛的外交关系网络，为自己所办学堂带来种种实际便利。1895年筹备北洋大学堂时，盛宣怀将拟定的办学章程呈交外交名臣罗丰禄审定，1901年又托时任驻英公使的罗丰禄代购《英国商律全书》等书，另托驻德大使吕海寰购得31种有关商部章程商律书，作为南洋公学译书院备译书及开办商务学堂参考书。罗、吕均为盛宣怀至好。1902年，盛宣怀专门委托原属僚、时任驻日本横滨总领事的王丰镐代为查考日本学校制度。王不久即详细汇报日本学制情形，并寄送日本各大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的章程、教科书目共数十种，供盛宣怀参考。一些与盛宣怀往来频繁的在华使节、文化人士，对于办学活动如代为聘请外国教习、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提供了诸多帮助。如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南洋公学译书院聘请到数名日籍译员，比利时驻华公使姚士登曾直接促成盛宣怀选派12名学生留学该国，英国人傅兰雅被聘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留美学生监督。

由是观之，深广的人脉关系成为盛宣怀办理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源与援手，对其办学实践和教育观念影响甚大。不过，融洽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可以促成、推动教育活动正常发展，当各方面人际关系特别是政治层面陷入困境时，其教育活动也往往受到冲击。1902年底，盛宣怀遭逢政治对手袁世凯打压，夺走轮、电两局管辖权，致使南洋公学办学经费停拨，盛宣怀最重要的教育事业与成果因此严重受挫，被迫移交商部办理。由此也说明，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政治际遇对其从事的事业关系甚大，文化教育与政治甚至个人有着较强的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