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

一、援外事业对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意义

对外援助是国家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对于援助在新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深刻认识，他表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了对外援助八原则，主要内容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第二，严格遵守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第四，提供援助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议价，如有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保证退换。第七，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经济遭遇到极大困难，而这一时期我国的援外规模一直较大，超出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此外，“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思潮和派系混战影响，我国援外项目和产品的质量严重下滑，周恩来曾在这一时期指示相关部门要对各项援外项目进行全面检查，以保障援外需要。这一时期，中国援助的国家数量大大增加，援助范围扩展到拉美和大洋洲，援助形式更加多样，除了已有的双边援助外，并于1972年开始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国际多边援助，包括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等联合国有关发展机构合作，参与其多边援助活动，这改变了之前单纯地向受援国政府进行点对点的直接双边援助的模式。

援外事业对我国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进入70年代后，第三世界各国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进入高潮，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经济落后，急需发展民族经济，以迅速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这在客观上需要中国扩大对外援助。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有力地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助于受援国的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大且主张和平与发展，这就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力量。实践证明，第三世界的独立与经济发展，能够增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对于中国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国际和平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的对外援助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有助于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中国国家安全。比如，中国对越南、朝鲜的经济援助，有力地增强了这些国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国防。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国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提案。在这23个提案国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援外事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与受援国建立起坚实的互相关系，为对外贸易提高了条件。由于中国的援助非常慷慨，条件非常优惠，深受受援国的欢迎，它们纷纷称赞中国的援助是最重要的援助，这就使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享有了良好的声誉，也为建立长久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比如，伴随着坦赞铁路的施工，直接促进了中坦、中赞双边贸易的发展。60年代，中赞两国间的贸易额不大，70年代后，随着坦赞铁路等援建项目的进行，中国向赞比亚出口额开始急剧上升，最高年份的1974年曾达到3　680万美元。

其次，受援国国内经济发展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独立后，面临着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由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百废待兴，急需外部的经济支持”中国及时向受援国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对受援国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实际上间接对我国外贸出口市场的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持。

最后，部分援外项目直接促进了我国外贸发展。中国承担的援外项目的主要材料、成套设施及零部件多由国内提供，这种做法带动了中国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出口。随着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逐渐被受援国认识和接受，其他更多种类的中国产品也打进了国际市场，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额。

二、援外事业的里程碑：坦赞铁路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后，为了冲破南非种族主义的封锁，他们迫切希望修建一条铁路为赞比亚提供可靠的出海口。1965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向西方和苏联要求援建坦赞铁路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求，并很快得到满足。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毛泽东对坦赞两国修建坦赞铁路的愿望表示赞赏和支持。9月5日，中坦赞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由中国提供无息贷款。1968年5月中国派遣勘测队赴坦、赞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动工兴建，1976年5月铁路全部建成，7月铁路移交坦赞两国政府并正式投入运营。修建坦赞铁路，中国累计投资9亿多元人民币，先后共为坦赞两国培训了1．2万多名技术工人，其中有600多名后来成为坦赞铁路局的技术骨干。坦赞两国把这条铁路誉为“生命线”、“自由之路”、“解放之路”。

中国政府对坦赞铁路的援助，不仅向世人证明了援外八项原则的可信度，而且它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方面的决心和诚意，因而逐渐赢得非洲各国的认同与赞誉。援外八项原则在坦赞两国的成功实践，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日渐显现出来。我国的国际声望进一步提高，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日渐增多，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注释】

[1]金春明：《文革起因，众说纷纭》，《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418页。

[3]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11页。

[5]《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24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7]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8]李研：《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1976—197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9]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

[10]胡建华：《周恩来与“文革”中的外贸工作》，载于《纵横》，1998年第8期。

[11]巩玉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载于《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12]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3]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14]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16]10大外贸公司为：机械、五矿、化工、技术、粮油食品、纺织、土畜、轻工、工艺、仪器进出口公司。

[17]《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8]《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19]沈觉人等：《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