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对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问题的影响

一、家庭收入因素的影响

（一）家庭收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分析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共同生活的各成员全年度的货币性收入和实物性收入的总和。家庭收入按其来源结构不同，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经营性收入是承包经营、转包经营、承租经营或转租经营所得，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等；工资性收入是外出务工、受雇于其它单位或个人而获得的劳务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比例的高低，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的重要体现；财产性收入是农户向其它单位或个人提供资金或其它非生产性资产而获得的收入，包括出租（或转让财产所得），以及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转移性收入是农村家庭及其成员不需要付出即可获得的货币、货物或服务，包括继承收入、受赠收入、领取救济款或补助金收入等。

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存量得以累积并形成人力资本的源泉。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投资、医疗保健投资、劳动力流动投资等多种形式。任何投资都追求回报，人力资本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健康体魄、更高收入及更多就业机会，等等。任何投资都需要付出成本，没有付出和积累，人力资本的形成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扶持不可或缺，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财力紧张、社会保障力度有限，政府还无法成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者。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教育培训投资、医疗保健投资还是劳动力流动投资，主要依靠家庭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家庭投资能力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在家庭各项支出中，教育和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费用支出、食品支出等，是影响人力资本形成最主要的参考指标。其中，教育和文化娱乐支出，包括劳动技能培养支出等，是以知识、技能等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有利于提高家庭成员的知识层次、提高劳动技能、增长社会见识、促进心理健康，因而是人力资本形成最直接的推动力；医疗保健支出和食品支出，是以保健品、食品等物质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对于改善家庭成员生活质量、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交通、通讯费用支出是以信息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对于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等，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二）家庭收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反映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非农业产业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表现。我们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不同年份收入结构的变化、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别，以及家庭收入、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分析中，探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1．不同年份家庭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党和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使我国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收入总量来看，我国中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165．2元（以下关于金额的数据均未剔除物价影响因素），以平均每年10．6％的速度增加，2011年达到5951．2元，增速不仅高于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也高于GDP的增速。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收入结构也在悄然变化。得益于国家取消农业税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以及农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农民经营性收入总量上保持了稳定增长趋势，经营性收入仍然是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由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农业产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外出务工，为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0年内，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总量由2002年的784．3元增加到2011年的2312．6元；比重也由2002年的32．74％，提高到2011年的38．86％。此外，其它的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作为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形式，尽管其比重远低于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但其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见表4－1）。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提高，从侧面反映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贡献在不断增加。

表4－1 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收入结构（2002—2011）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各年度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2．不同收入阶层收入结构分析

事实上，收入结构不仅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也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在低收入阶层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而经营性收入占较高比重。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见表4－2），在经营性收入方面，低收入阶层中经营性收入占比高达60．25％，而高收入阶层的这一比例为50．80％；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低收入阶层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35．20％，而高收入阶层的这一比例为39．55％；在其它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比例为4．55％，而高收入阶层的这一比例为9．65％。数据表明，在高收入阶层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例低于低收入阶层，而工资性收入、其它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比例更高，同样表明人力资本在高收入阶层收入构成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表4－2 中部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收入结构（2010）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总之，工资性收入比例的高低，反映了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因而直接体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表4－1和表4－2都反映了一个共同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农业经营性收入比例越低，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受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的非农产业收入比例更高，表明家庭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有着显著影响，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3．家庭收入、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家庭收入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教育培训和就业迁移角度来讲，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或在企业就业所得。而外出务工和在企业获得就业机会的多寡，以及收入的高低，又主要取决于求职者的文化知识素养和职业技能素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财力保障，家庭投资于教育培训、就业迁移的支出越多，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也就越有保障。

另一方面，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根据人力资本学派的观点，“健康”和“教育”都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健康的体魄有利于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是农民工所赖以依存的重要资本。对于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而言，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受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庞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供给所形成的严重的买方市场垄断，迫使多数农民工进入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待遇福利差的劳动力市场，而雇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慎重考虑被雇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通过影响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心理因素、健康知识、医疗服务利用情况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的健康状况，进而影响着居民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力。

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实证分析，同样可以论证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根据1991—2010年我国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Y表示）、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以C表示）、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以HC表示）的统计数据[1]，利用SPSS12．0软件包，t检测和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分析结果如下：

（1）生活消费与收入的回归分析及结论：

C＝112．48＋0．721Y，F＝728．391，R2＝0．997 （2．012）（26．692）

（2）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的回归分析及结论：

HC＝57．975＋0．562Y，F＝568．496，R2＝0．986 （1．306）（24．215）

说明：上述回归分析中：F为F检验值，括号中的数据t为检验值，R2为可决系数。

根据上述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1991—2010家庭收入、生活消费支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三者相关系数都在0．95以上。表明：生活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随着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相应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随着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将会不断提高。

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对中等职业生源的影响

教育是居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在普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的选择上，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一是偏爱普通教育而鄙薄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缺乏投资热情；二是即使部分家庭认可中等职业教育，但在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政府和企业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居民家庭就必须承担更高的费用、更多的风险，同样会影响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积极性，进而影响居民家庭教育投资的总量。

（一）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分析

家庭收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力，是家庭教育投资需求，而将家庭教育投资需求转化为现实投资行为的关键，是家庭投资能力，即家庭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影响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自2005年以来，国家在农村大力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并对农村贫困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提高了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降低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儿童的辍学率，提升了农村居民家庭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能力。但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由于学生经济行为的非独立性，家庭仍然是中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绝对主体。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整体变化趋势是：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但仍然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基本部分，工资性收入大幅度增长，其占比逐渐与经营性收入持平。工资性收入仍然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成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切入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但总体所占比例不高，对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作用有限（详见表4－3）。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不断扩大：（1）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11年的21810元，提高了63倍左右；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只提高了52倍左右。尽管从总量上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都比较大，但从可支配收入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要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2）从城乡收入比来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乡收入比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到2011年扩大到3．13；（3）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结构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十分突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以“经营性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其次”的收入结构不同，城镇居民家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其次”，农村居民家庭从“二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相当有限（见表4－3）。

表4－3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比较（2002—2011）（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11。

（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分析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整体水平并不高，加上巨大的城乡差距，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更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尽管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能力不足的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助学措施，但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能力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导致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投资呈现出两大特征：（1）教育投资中的“求廉心理”。高等教育领域的成本分担制度，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成本明显增加，其增速超过了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同时，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使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受家庭货币收入的约束下，一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表现出“求廉心理”，即倾向于选择学制较短、收费较低的教育形式。中等职业教育因其学制短、收费低（在财政支持下很多是免收学费的），逐渐得到更多农村家庭的青睐，成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新热点，这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2）教育投资中的“借贷行为”。受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一些极度贫困的家庭，可能在子女初中毕业后，选择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让其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也有一些家庭选择借贷——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子女的学业。因此，助学贷款制度的出台和普及，对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家庭经济贫困对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居民家庭的相对贫困，强化了教育投资的“求廉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等职业学校以农村生源为主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居民家庭过于贫困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贫困学生可能选择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能力不足，不仅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家庭教育投资方向的局限性而扩散至子女个人未来的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而形成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即：“家庭收入水平低—教育投资能力低—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收入水平低”，结果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代际收入流动陷入因果循环累积怪圈。如果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低收入家庭不能得到外界帮助，其子女就有可能被迫减少或中止教育，造成农村家庭的低收入水平在代际之间的延续，并加剧两极分化，这是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的。而提供包括财政补贴、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也就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社会公平的唯一选择。

[1]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对应各年度，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