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学的认识与评价

1979-1989年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种,是文化的消亡。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也面临五千年文化消亡的威胁。

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与儒学就被定为旧文化的代表,逐步成为被质疑、批判、否定、打倒的对象。“文革”期间,又遭到“史无前例”的“彻底砸烂”。百年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紧相连。人间正道,物极必反。国人开始痛心疾首地反思,从历史过错中寻求历史教训,逐步擦亮走向光明的眼睛。然而,为中华文化恢复元气,为孔子与儒学“拨乱返正”,让国人再次挺直自己辉煌文化的脊梁极其艰难,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空。1978年之后,一些对于中华文化仍有情怀,身居国家上位的人士,举起了为孔子与儒学“平反与正名”的大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敦康教授说,“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夏天,因外国访客要参观“三孔”,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先念提出给孔子平反,要求学者写一篇给孔子平反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庞朴先生受命写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发表在1978年第8期《历史研究》上,称孔子是一位“博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揭开了从学理的角度重新评价孔子思想的序幕。这在教育界最先引起反响。年初的中学课本仍称“反动的孔老二思想”。此文发表之后,新学年秋季开学使用的教科书,改为“孔子的反动思想”,去了“孔老二”,仍留“反动”。1979年孔诞25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为“孔子的思想”,去掉了“反动”。

1979年,胡耀邦批准修复“三孔”,建议成立孔子基金会。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由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陪同,特意到曲阜视察。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孔子基金会。在邓颖超的举荐之下,由谷牧出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国务院予以拨款,用于学术研究,修复三孔,建设曲阜孔子博物馆。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对于孔子与儒学的认识与评价,见仁见智,尤其是受长期以来“全盘西化论”以及“单线进化论与阶级论”的思维模式影响,令人难以给予孔子与儒学以全面公正的评价。对此,谷牧会长率先打破此种认识上的僵局,提出“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

就在这一年,谷牧先生指出:“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不快,就是因为吃了这位老夫子的大亏,这是第一种看法。当代国外又有与此相反的第二种看法,认为世界二战后经济发展快的,多是儒学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被提到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近几年来我国内地也被列入这个名单”。(《谷牧回忆录》452～454)

谷牧先生提到的“第一种看法”,正是一百年前马科斯·韦伯的两本书,即1905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1915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道教与儒教》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贫穷落后,不能很快发展市民社会,是因为儒教与道教,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改革,进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桎梏。这两部书出版的时间、观点与方法,与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思潮是十分契合的。也就逐步成为中国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认识“工具”,以至成为否定与批判中华文化的理论依据。

谷牧先生指出的“第二种看法”,是用历史事实宣告以马科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局限性。为当代国人逐步摆脱来自西方的思维定势,扔掉西方送来的“鞋拔子”,真正“卸下镣铐跳舞”,实现新的思想解放,认清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寻求走自己的路,开出了全新的思路。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谷牧先生的观点,更感其睿智与亲切。只有坚持他这种文化观念的人,才能够成为推动儒学发展、实现儒学当代价值的领路人。

1984年,孔诞2535年,孔子的77代嫡孙女孔德懋,76代孙孔令朋,被指定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5年,在曲阜举行的全国儒学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从学术上给孔子平反,称之为“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

1986年,孔子基金会创办了《孔子研究》,为推动海内外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学术平台。

1987年,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在曲阜联合主持召开了首次在孔孟故乡——中国内地的儒学国际研讨会。

1988年10月,在柏林召开了第二次儒学国际研讨会。

1989年10月7日至10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孔子诞辰2540年盛大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出席会议,政协副主席谷牧在会上致词,江泽民总书记接见部分与会学者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表明中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关注与新态度。其后,谷牧会长也在一些场合旗帜鲜明地指出,孔子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

这是十年来从给孔子平反到给孔子及其思想新定位,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历史新标志。尽管当时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如此评价“合者甚寡”,阻力重重,但它为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站立起来,发出了合法性的呼声。就在当年,曲阜开始设立国际孔子文化节,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祭孔仪式,就是一种具体回应。

这十年是“拨乱返正”的十年,也是思想文化领域激烈论争的十年,更是国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十年。贯穿十年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热”,是以丑化与否定中华文化为前提与代价,用“兰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进而效法“多党制”“三权分立”,以达至全盘西化的一场文化比较热。可见,文化选择的背后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在如此文化大比拼的背景之下,能够有以上为孔子平反,摘掉侮辱孔子的顶顶“帽子”,并说孔子是值得国人自豪的思想家,修复“三孔”,修建孔子博物馆、成立研究儒学的组织,恢复民间祭孔,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交流,凡此种种,充分表明执政者一种坚定的政治勇气与治国安邦的新智慧。

这一系列的举措,开始在学校教育与社会舆论中逐步消减孔子与儒学的负面形象,然而,要抚平接受过“批孔”、“反孔”教育那一代心灵深处的“文化内伤”,清理“文革”的阴影,尚需时日。尽管如此,这一段艰辛的“拨乱返正”,为以后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怀念与感谢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江泽民等那一代国家领导人;更怀念谷牧先生,他为建立孔子基金会和后来建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推动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永垂千古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庞 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谷 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牟锺鉴:《怀念谷牧会长》,《涵泳儒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5.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