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之健康人格塑造的理性分析

白立强

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区别于其他生命现象的显著特点。概而言之，人的禀性、气质、德行、兴趣、爱好、性格以及心态等人格要素形成了人的内在心理与外在风貌，进而构筑起人独有的精神内核。人格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而人格的形成既和先天的物质因素相关，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后天环境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方法直接影响着人格的形成与完善。为此，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要素与程式对于健康人格塑造具有一定意义。

一、思想之唯物辩证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精神与灵魂的主要渠道之一，在人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何谓思想、何谓政治？可以说，从根本上厘清这一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健康人格的关键点。一般来说，思想属于内在的，政治属于外在的。思想是对事物、现象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与价值的思维建构及反映，政治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范畴表达的是社会关系与秩序的状态。因此，政治运行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思想再造来实现，就此而言，政治活动需要思想作为保证，即思想更具有根本性。

何谓思想呢？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思想的解释：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客观而言，此界定具有正确的一面，即揭示了思想生成的原因与性质，这体现了唯物论。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彻底的——因为还有辩证法。一定意义上，唯物论是基础、前提；而辩证法是灵魂、方法。脱离了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呆板的，即形而上学。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不利甚至有害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思想既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反映，又对客观存在具有反作用。这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坚持思想的唯物论，才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只有坚持思想的辩证法，才能够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性。

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主体人自身与客体世界。思想意识对客体世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赘述；而其对主体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尽管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此都进行了确证，但其作用还是引不起人们的重视。

思想对主体自身的作用如何呢？

先看一下《说文解字注》中对“思想”的注释。思，思心曰容。对于“容”字，刘向、董仲舒以及班固皆以宽释之，即包容、容纳。在此意义上，思即与心田相对应。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倾向于“境界说”，颇似于陆九渊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人生境界论，“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以及“虚怀若谷”便是从此内涵展现的。客观而言，强调人生境界的提升、注重人的精神塑造固然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但仅仅将“思心曰容”的“容”界定在“宽”这一视角，还是略显不足。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把最富有神采的眼睛视为面部的标志性部分，心灵则是内心世界的心理活动状态，那么，人的外在面目特征则与内心心理活动搭建起了对应关系。换言之，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的外在面貌就是怎样的。内心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外在面貌则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者的对立在生命活动过程中达成了统一，“气质”由此生成，其中，如果说气代表了内心世界的心理活动，即精神世界，那么，质则是外在面貌的具体表现，即物质状态。

一定程度上，这抵近了佛教经典《无常经》中的一个判断：相由心生。所谓“相”，即诸事物之表象与性状，既包括万事万物，也包括人之自体。大乘义章三本曰：“诸法体状，谓之为相”。花是相，草木是相，男女是相，美是相，丑是相。事物之相状，表于外而源于心，即表里如一。所谓相由心生，就是表达了思维活动与物质存在的一致性。

文化是相通的。尽管“相由心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是精神主调，但其依然揭示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内在联系与统一。否认这一点，“心想事成”则难以成立，“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也就不可企及，而“心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也就沦为想象的演绎。

显而易见，“思心曰容”的“容”又一解释应是外在表象，即内有所思，则必外有所相——心情映在脸上。

如果再联系到“想”，那么，其内涵更显一斑。从文字构成看，“想”即心相，有其心必有其相。从《说文解字注》看，想，觊思也。觊思者，觊望之思也。《六书精蕰》：心有所欲而思也。可见，“想”是对“思”内涵的进一步强调。

综上，思想即有相，既包括内在心相——品德、操守与心态，也包括外在气相——禀性、气质、格调甚至自身实相。客观而言，积极健康的思想自然生成完美人格，达到至善臻美的人生境界；反之，消极低俗的思想势必导致人格的堕落与颓废。

究其实质，思想就是一种信息能量流，是主体人对外在信息通过自我选择、内化而产生的意识流。其客观效能体现在：思想信息流一旦激活，就自然升华为内在心理与外在气质，而人格则是其表现之一。

二、思想政治教育失效性论析

思想政治教育对人格塑造作用收效甚微。这固然有社会转型的原因——原有的社会意识与精神信念日益式微，同时新的信仰体系尚未确立，也与市场经济环境相关——经济利益导向弱化了人们对心灵塑造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由此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塑造方面的失效、无力。

首先，就教育方式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重硬性意识形态灌输轻人文精神关怀与引领。作为统一思想认识的公共课程，思想政治课程确实起着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尤其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其作用不但不能削弱，更应该加强。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须与当前的社会文化氛围结合起来。否则，不但有悖于原有初衷，甚至会使受众体产生厌烦甚至排斥情绪。

这样说的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统领作用与人文渗透并不矛盾，只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惯性思维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将人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从而使“以人为本”成为时代频现的关键词，但强势的政治挂帅传统思维与相对封闭的象牙塔式教育二者筑成的信息屏障还是将社会凸显的人文气息无形之中形成阻断与隔离。其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呈现的不是温馨的人性关爱，而是缺少温情的冷血面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和时代要求意味着，以人性化的方式传达人文情感与关怀，并藉此进行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意识形态教育，成为势在必行的趋势。何况今天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是90后一代，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本能地对机械式的硬性灌输产生抵触抗拒。因为在大众生活娱乐化成为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他们意识观念中的人生价值标尺是：生活就是娱乐。

其次，就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而言，其思维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也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格塑造具有不利影响。从教育者角度来说，人格塑造作为教育过程，不是简单的思想渗透，而是言与行的双向导引。这是教育之本来内涵。《说文解字注》中对“教育”的解读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通俗地说，教育就是通过上行下效（身体力行）的方式使受教育者达致完美的人格状态。显然，教不是言说的，而是力行的，通过言传身教的榜样力量给人以示范。从字的构成看，教左侧为“孝”，孝者，效也，即仿效。《说文解字注》：孝训放者，谓随之依之也。“孝”的本意就是在切实的示范行为的影响下，情不自禁、自然而然的效仿。换言之，教者，与人以可放（仿）也；学者，放（仿）而像之也。

然而，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非都尽如人意，一定程度上，甚至与社会对之的角色期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相去甚远。尤其当诸多的思想教育者频频走穴于市场江湖而忽略、荒芜了自身的一亩三分地时，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又从何谈起？效仿的对象既然如此，效仿者的完善人格何以筑起呢？

就受教育者而言，与富足的物质生活相对照，存在着反向的基本事实：信仰缺失。现实情况是，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浸润着市场意识，几乎难寻思想与信仰存在的空间。他们之间的流行语就是：人越来越现实了，追求物质利益是其人生圭臬，甚至在一部分认识极端的人看来，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吃穿住行。正是存在类似的想法，所以，出现“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样的话语也就自然而然了。鉴于此，他们难以接受思想熏陶，更厌烦道德说教。显然，机械的思想教化、呆板的政治宣讲对于年轻一族已经很难奏效。

第三，忽视甚至无视思想本身的客观效能与内在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的关键因素。作为生命现象，人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如果把物质方面看作自然属性，那么精神方面则是文化属性。正是文化性将人从其他生命现象中提升出来，从而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智识生命，并且借助于文化的承继与创新，即智识的不断追加，人类才得以以其他物种不曾具有的优势迅速发展。为此，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更是文化性的。具体言之，自然层面是人之生命借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具象载体——形式，而文化层面才是人之为人的真正核心——内容。就此而言，人之存在的全部意义应是以自然性为工具追求生命的本真归宿——文化性，即思想意识层面。

思想意识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如上所述，首先它是人、物区别的基本坐标。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排除自然层面——也主要体现为思想观念的不同，或者说，思想观念的差异既是人与人之间在自然方面存在差别的原因，又是使自然层面差别进一步分化的条件。

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研究员、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先生通过多年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后得出一个结论：人生启蒙时期接触国学文化的儿童，成年之后的智商与气质均比较好，即人格健康完善。由此，其后天发展潜力与优势相当大。这说明，国学文化一旦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其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这可以看作思想意识对人之为人重大作用的有力佐证。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自身的思想观念基本不再呵护，或者说，思想已经沦落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几乎完全成了为了实现人生的某种目的而挟持的奴隶——此情此景中，“思想”的全部意义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精明”“会来事儿”。思想作为精神家园的主宰一旦扭曲、错位甚至堕落，即精神家园荒芜，其结果无论对于生命个体还是整体社会都是某种伤害。现实社会发生的诸多惨剧均证明了这一点。

唤醒心灵、思想复苏、健全人格，是时候了。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健康人格塑造的切实路径

健康人格塑造是个长期系统工程。既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也与社会文化环境不无联系。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是健康人格塑造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文化则是其精神保证。而承担精神文化保障的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三者的合力作用，三者教育的轴心最终落脚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

思想政治教育对健康人格塑造的作用要想落到实处，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突显人文关爱，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成为表达人性关怀与精神慰藉的渠道。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态势已经将我国整体状况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如果说传统社会主色调是政治化的，那么，当前社会则进入了一个大众娱乐化或生活化时代。与社会政治化相对应，政治权威笼罩一切，人的地位与意义消融其中并黯然失色——政治的主导性消解了人的主体价值。伴随着社会进入大众娱乐化时代，人的主体性日渐凸显。因此，生活化、人性化成为现实社会的一致表达。正是在此意义上，以人为本成为时代发展的亮点，关注民生、呵护自己、关爱他人等人文意识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塑造功能要收到实效，须契合当代社会人文环境，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递与沟通方式，使传统冷色调的思想灌输转变为包含温情的人性关怀。这既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抽象的人性表达，而是现实生活的理论反映——现实生活的人文特征必然体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同时，思想本非物性特征，而是属人特性。再者，与传统社会不同——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呈梯度等级化存在，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化的。关系的平等化自然要求思想教育过程不应该类似于神坛教主高高在上的精神布施，而应是推心置腹的心灵关爱。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成为在同一个平台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心理交流与对话。

其次，重树教育者的人格形象，强化教育者的自我完美人格意识，以形成自树树人的良性人格影响与塑造机制。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首先是自我教育者。自我教育乃是对自身言行与内心世界的思考与反省，是站在旁观者角度对自身的客观性观照，以此达到自我人格的修正、提高。在这方面，曾子堪称典范。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据唯物史观，完美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断修正与完善的过程。所以，完人只不过是具备了自我修正的意识与毅力。

有道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前社会状况更是加剧了这一倾向。面对多彩与诱惑的世界，身处其中难免不为所动——毕竟往日的物质匮乏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暗影。于是，随着市场大门的开启，人们蠢蠢欲动、纷纷“下海”——尤其20年前——游弋其中。正如余秋雨先生的时代拷问：这个时代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精神指令，竟让我们如此坐立不安？心理的躁动固然可以理解，而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一旦踏入大海，必然遭遇沉浮，但可怕的是人性的沦落。

温家宝总理曾说，每一个企业家的身上都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以此类推，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时时考量着自身的人格，都应该自觉地将人格提升与完善视为不可或缺的道德律令。老百姓说：打铁的本身硬。只有教育者自身人格健康完备了，受教育者才会“亲其师，信其道”。

大音无声。对教育者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言说的，而是修为的。

第三，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现代化，并成为塑造健康人格的精神旨归。一定意义上，源于上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的弱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势引入，国人的生活在衣食富足的同时也渐入精神茫然之中。这意味着，西方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而西方文化的不足恰恰需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弥补。就此而言，21世纪就是中华文化的世纪：1988年2月，7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开会，会后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一句话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心灵安顿方面，即人格完善。当然，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

与西方文化不同，如果说西方文化着重点在生产力方面，那么，中华文化侧重点则是人（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不注重生产力，由于偏离论题故在此不再论述），其价值取向就是完善人格、提升境界。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再者，孔子曾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具体言之，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而乃学为人也。修身即为学。习，实习、演习。学而时习，即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而反思修身的目的就是求得精神层面的超脱。于此，学者李泽厚指出，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乃是“乐感文化”。无论“悦”还是“乐”，均为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然而又超出它们。一旦抵达此等精神境界，这难道不是完满至善的健康人格吗？总之，中华文化基调的终极指向就是《大学》中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值此和谐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之时，东西方文化应在激荡、碰撞与交流之中找寻到二者的结合点，二者的结合之日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之时。到那时，焕然一新的中华文化将成为人类发展的精神坐标。

作者简介：白立强（1970—），男，河北省武邑县人，衡水学院马克思主义教学部教师，副教授。

该文章发表于《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