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归大海作波涛

“十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五年，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五年。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鼓舞下，教育部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制定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启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出台了一系列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和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高校注重实效、狠抓落实，推出了许多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举措。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治学态度，殚精竭虑、潜心研究，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共出版著作达11万多部，比“九五”增长53%;发表论文107万多篇，增长71%;提交研究报告7.5万篇，增长2.5倍;科研经费达52亿元，其中政府投入21亿元，比“九五”增长5.5倍。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2800次，比“九五”增长2.4倍;参加国际会议10万多人次，增长2.5倍;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1.3万多篇，增长1.6倍;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2600多个，增长1.8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绩显著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我国长治久安的生命工程、奠基工程。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周济部长担任组长的实施工作小组，动员和组织全国高校的研究力量，积极参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各项任务。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力推进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教育部与中宣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成立了教材办公室和教材编审委员会，遵循“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的原则，全面开展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4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9本文科基础理论课教材和150本文科主干课教材。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已送中央审定，第二批重点建设的15种教材和150本主干课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也已经全面启动。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教育部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精心组织，合理规划，重点建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围绕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创新体系等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报刊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文章，出版了2千多部研究专著。北京大学的《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及其源流和发展的研究》，复旦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南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丛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初步建立。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问题，先后多次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和论证会，印发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在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今年1月，对申报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集中审核，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1个，博士点55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74个，硕士点186个，为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培养奠定了学科基础。

设立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攻关课题。“十五”期间，教育部设立了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组织高校联合攻关。从2003年实施以来，先后设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创新体系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党的先进性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研究”等课题，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出一流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2005年1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关于组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意见》和实施方案。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举办了9期研修班，共培训教学科研骨干881人。通过研修，学员们深化了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认识。中央领导同志对研修班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中央五部委成功举办研修班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举办了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发展，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十五”时期，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积极围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探讨人类文明进程、人类精神遗产方面，出版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传世文献和学术精品。北京大学的《盛唐研究丛书》、《中华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清史编年》，复旦大学的《中国人口史》、《全唐诗补编》，南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册府元龟》，武汉大学的《故训汇纂》、《熊十力全集》，华东师范大学的《古文字诂林》、《朱子全书》，四川大学的《全宋文》，中山大学的《全元戏曲》，北京师范大学的《全元文》，东北师范大学的《钦定八旗通志》等，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也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联合编撰的百卷《台湾文献汇刊》面世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4月出访美国时把该书作为代表性图书赠送耶鲁大学。吉林大学的《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首次发现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移民侵略”的有力证据，系统研究了日本实施“移民侵略”的计划、过程及其特征，填补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空白。内蒙古大学的《蒙古族文学大系》、《清内阁蒙古堂档》、《内蒙古通史》，代表着当今蒙古学研究的发展水平。“清史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主持者或主要参与者，也大多数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担任。

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师范大学的《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在为我国争取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积极参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有关研究和咨询工作，承担北京奥组委的委托项目“北京2008年奥运会总体影响”研究，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高度评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长期坚持根据社会的需要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通过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改革、参与立法、参与培训等形式，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创新，被誉为“理论务农”的典范;浙江大学的《关于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研报告》等一批成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高度关注，《中国民营经济研究报告》、《中国民营经济研究系列丛书》已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研究的重要文献。南开大学在国内率先推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数，得到广泛认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关中小企业界定的研究报告《中小企业界定与评价》、《美、日、欧盟等国中小企业最新界定标准比较及其成因分析》等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接采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在全国试点的“侦查讯问全过程的律师在场、录音、录像”“三项制度”实验，不仅为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及刑事诉讼法修改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法学实证研究方式的创新与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南财经大学的《西藏稳定和国家安危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关于西藏边境县的极度贫困状况及其对策建议》等系列成果，对确立西藏农牧区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推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受到中央统战部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决策咨询作用突出，服务社会贡献巨大

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参与。“十五”期间，高校进一步强调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应用于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中，应用于解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突出问题中，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咨询服务成效显著。在31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座中，有18次23位高校教师参与了主讲。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为我国领导人参加历次APEC首脑会议提供了几百份参考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为中国的入世谈判和相关对策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等九个法学重点研究基地参与了《中国民法典草案》、《中国物权法草案》、《环境保护法》、《公司法》、《证券法》、《刑事诉讼法》等上百部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并为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提供了大量法律咨询;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为国家文物局出台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了相关的调研报告;清华大学的《国情报告》，自2000年以来共获得国家领导人批件61个，批示89次，其中副总理以上领导有重要批示50多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作为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为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提交咨询报告18份，许多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中央财经大学的《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急需考虑的几个问题》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很多高校参与了三峡库区移民和文物保护研究，其政策建议也被有关部门采纳，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效果明显。“十五”时期，各高校根据实际，以为地方政府管理、经济运行和法制建设的决策提供咨询的方式，拓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渠道。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致力于为江苏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前瞻性的咨询服务，现已成功举办21次论坛，三任省委书记每次都亲临论坛，称赞论坛已成为省委、省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上海市委委托上海财经大学牵头承担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重大课题，对“上海新一轮发展战略”提出了阶段性战略安排的具体思路，为上海市政府制订发展规划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获得了上海市领导的高度评价。中山大学完成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转化为国内第一部规范政务公开的地方性法规，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兰州大学主持完成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十一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与政策研究》所提出的“三个不能”原则以及一些对策建议被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和国家发改委采纳。

四、国际交流空前活跃，学术声誉日益提升

“十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汲取一切有益文化成果，对外学术交流十分活跃。

国际合作与交流全方位、多领域地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加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约25万人次，参加国际合作项目2600多个，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1.3万多篇，有近800部以中国学者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著作被翻译成外文，有7000多部外国著作被翻译成中文。

国际交流和合作达到新的规模和水平。南京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已成为中美两国最大的教育交流项目，也成为探索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成功例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等机构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完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详尽、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地理信息系统。兰州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共建的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完全实行国际化运作，由两校共同聘任来自全球享有学术盛誉的知名专家作为研究人员，成为国际上最具实力的佛教艺术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被欧盟文化与教育总司正式命名为“让·莫内最佳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成为获得该殊荣的10个非欧盟成员国最佳欧洲研究中心之一。

国际交流的层次显著提高。“十五”时期，众多国际一流学术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继接受邀请来国内任教、讲学。国际影响较大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十分频繁。大面积、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开阔了学者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开展学科前沿研究的浓厚兴趣，而且为学者了解世界学科发展前沿，营造国际化的学术气氛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示范作用意义深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是教育部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举措，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通过“竞争入选、定期评估、不合格淘汰、达标替补”的动态管理方式，陆续从65所高校遴选了145个研究机构进行重点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和“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通过这种竞争机制，重点研究基地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围绕重大项目研究进行人才队伍组合，实行专兼职研究人员合同管理，面向国内外学者公开招聘，形成了一支学历高、职称高、素质高的专兼职研究队伍，成为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者队伍、构筑学术高地的重要平台。通过五六年的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信息资料建设等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党和政府及社会服务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下”起到了示范作用。在“985工程”二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正是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促进下，按照“综合性、开放式、国际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综合水平，瞄准学科发展前沿，以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以理论创新为主导，进一步整合、凝练和提升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力量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部分省市、自治区和各高校也积极仿照教育部重点基地建设模式，建立了相关的研究基地。据统计，从2003年至今，全国已有14个省市和自治区先后建立了249个省级研究基地。经过“十五”期间的建设，我国高校已经初步构建了包含“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以及校级研究基地等在内的四个层次的“金字塔”型的科研创新体系，为“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信息化建设效益凸显，制度建设科学规范

“十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成绩凸显。“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已成为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的专业性门户网站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已开发7年数据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和国内电讯网上向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查询服务，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于2004年启动运行，目前已构成一个由全国中心、区域中心、学科重点中心组成的文献网络。这个文献网络对于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十五”期间，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和“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加大了决策咨询的力度，加大了学风、学术道德建设的力度;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在此基础上，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办法》、《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等有关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旨在改进评价方法、强化质量标准、形成正确激励导向，也明确了“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是，全面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提高研究质量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使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总结还相对滞后，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解释与概括还很不够，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很不相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如何把特殊的中国经验提炼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理论，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要任务。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重要贡献，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植根实践，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以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就像那认准远大的目标而一往无前的瀑布，最终一定要奔向浩瀚的大海去掀起万顷波涛一样，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也一定要认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远大目标，永不停息，一往无前，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