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治者在政策上的调整
一个立国达600年之久、强盛达400年之久、称雄达200年之久、最终兼并天下的秦国,其实力和武功可谓无与伦比,然而统一后仅仅十余年的工夫,竟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崩溃了,这样的剧变对后世统治者不可能不产生极大的震撼。西汉王朝建立于秦覆灭的废墟上,建国伊始,就对秦覆灭的教训进行深入反思,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探索新的治国之道,成为汉初政界和学术思想界重点议论的课题。论说角度虽然不同,但都集中于抨击秦专恃刑法、不行仁义的暴政上。例如陆贾对汉高祖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1]贾谊认为秦“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2]这些分析总结必然导致对治国方针,特别是文教政策的反思和调整。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汉军进入秦都咸阳,召集诸县士绅,指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所抨击的正是秦颁《挟书律》取缔民间学术活动的条文。刘邦遂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3]公元前202年,刘邦取得了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最终胜利,又下诏:“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4]可见汉朝建立之初,实际上就已废除了秦代各项苛法。
秦代实行焚书禁学,取缔除有关生产和日常生活之外的一切民间学术,而作为先秦“显学”占据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主体地位的儒家学派,首当其冲。社会上一般人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对儒者也多有鄙视。汉高祖刘邦出身俗吏,靠武功起事,也承袭了轻蔑儒者的态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摘下儒生的帽子往里尿尿,可谓蔑视之极!郦食其不愿改变其儒者装束,刘邦则“据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故意羞辱他。该传后附褚少孙言,则说郦食其求见刘邦,刘邦听说来人“衣儒衣”,便回绝道:“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怒,对通报人说:“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非儒人也。”方得被刘邦接见。
不过无论是不是儒生,若见解有理,刘邦都能听取;若真有才干,刘邦都能重用。这也是他最终取得天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陆贾就是随汉高祖打天下颇有建树的一名儒者。他常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高祖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江山是老子骑马打下来的,《诗》《书》有什么用?陆贾也针锋相对:“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骑马可以打江山,难道可以骑马坐江山吗?随即他又告诫道:“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王,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5]与其说天下是陛下您打下来的,倒不如说是秦朝不知及时调整政策,一味崇尚刑法不变,生生把大好江山给断送了。这番话使高祖深受触动,于是让陆贾论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道理,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遂著书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其书曰《新语》”[6]。可见此时汉高祖已对儒家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另一件对汉高祖思想影响甚大的事是叔孙通为汉制定朝仪典礼之制。随高祖打天下的武将多出身卑贱,如樊哙是杀狗的,灌婴是卖布的,夏侯婴是管马厩的,韩信是无力谋生、寄食于人的市井之徒。文臣如萧何、曹参、陈平等,原本也不过是县衙小吏而已,只有张良出身原韩国显贵,但因图谋行刺秦始皇,也成了亡命之徒。这些功臣将佐虽然各有突出才干,但在行为举止上普遍缺乏教养。汉定天下后,他们仍然保持战时的那种粗犷习气,“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如此毫无规矩,令已经做了皇帝的汉高祖很是头痛。博士叔孙通遂出面对高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征得高祖应允后,叔孙通在礼仪之邦鲁国共征集诸生30人到长安,加上朝中学者及叔孙通自己的弟子共百余人,在外演习月余。礼成,高祖乃令群臣习肄。至长乐宫建成时,皇帝升朝,仪仗隆重,诸侯群臣皆来朝会,按所定之礼依次入殿,向皇帝奉贺。礼毕,置宴,以尊卑行觞,一切井然有序。“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祖大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7]这样,儒学又以君臣之礼的杰作,向统治者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率军平定淮南王英布反叛,回师过鲁,“以太牢祠孔子”[8]。明确表示了对这位儒家始祖的尊崇态度,恐怕也是从层出不穷的反叛中悟到了儒家学说的价值。汉高祖晚年,在《手敕太子书》中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吾遭乱世,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昔所行,多不是。”[9]要求太子勤学习。总的来看,汉高祖即位后,已充分意识到转变政策的必要,对教育的重要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一时还顾不上兴学。如司马迁所言:“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0]汉初统治者虽然已注意到尚贤使能、网罗人才的问题,但各类官员的职位基本上由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功臣将士所占据。战乱未止,可以继续提供论功授职的大量机会,论才任官的需求不大,因而兴办学校的必要性不大,也难以解决学成的出路问题。
汉初因尚有不断的战事而无暇顾及兴学,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受当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叔孙通提议制礼时,汉高祖首先关心的是实施难度有多大,让先试行,“度吾所能行为之”。待叔孙通率诸儒弟子演习成礼后,高祖亲临观看,认为“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这还是关系到皇帝威风的大事,高祖的态度都如此谨慎,可见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统治者大讲排场。另外,高祖周围的重臣多是与他一起打江山的武将,这些人对文人学士难免有成见和戒心。如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事,东向坐责之:‘趣为我语(快点儿说,少啰唆)!’”[11]召见诸生时一点礼遇都没有,可见汉初儒家推崇礼义教化的主张虽然已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但实施的条件尚未具备。
二、“黄老”政治
经历秦代横征暴敛的苛政和秦汉之际残酷的战乱后,民众死伤流离,“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分之)二三”[12]。高祖出征经过曲逆县,问起当地户口数,被告知:“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13]除人口剧减外,社会经济也遭到极大的破坏。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描述:“汉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索隐曰:言国家贫,天子不能具钧色之驷马),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苏林曰:无物可盖藏)。”在如此凋敝的经济环境下,实在没有条件再做大规模的兴废之举。特别是新建立的西汉政权要摆脱秦政权的恶劣形象,以赢得民心,巩固统治,也需要减轻人民负担,致力于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恢复。汉高祖使复员军士“以有功劳行田宅”,鼓励流亡之人返乡生产,“复故爵田宅”[14],并实行十税一的田租,后又减为十五税一。15～56岁的成年人每年需缴纳“算赋”120钱(7～14岁的未成年人每年需缴纳“口赋”20钱),每年需在本郡服劳役1个月,称“更卒”;需戍边3天,称“徭戍”,不愿服役者可按规定数出钱,由政府代募他人替劳。文帝时又减田租之半,并有12年全免,算赋减2/3,徭役改为3年一服,也等于减了2/3,并将起始年龄提到20岁。与秦时相比,汉初确可谓“轻徭薄赋”。《汉书·循吏传序》言:“汉兴之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师。”从而有效地恢复了经济和社会生活。
法家的治国方针已由秦覆灭而宣告破产,儒家的治国方针实施条件尚不具备,道家思想在汉初则找到了滋生发展的沃土。道家以“无为”为行为准则。《老子》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认为统治者过多的兴作和干预,必定会扰民乱世,主张“无为而治”。这正适合汉初需要与民休息、恢复经济的客观形势。通过战国时的百家争鸣,道家也注意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5],从而形成了汉代人称黄老刑(形)名之学的学派。黄老学派的基本思想仍是以道家学说为核心,但超脱现实的色彩大大减弱,而转向正视现实、适应现实,更增加了它的实用功效。据皇甫谧《高士传》言,战国末年,有河上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生,为道家之宗焉”。司马迁在《史记·乐毅列传》后赞中也叙述了当时黄老学派的传授情况:其中“安期生尝干于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16]。可见黄老学者在秦汉之际已有干政之举,只是在战乱之时无有施展的条件,待到天下已定后,就可以派得上用场了。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就尚简约的宗旨看,已与道家思想吻合。汉初高级官员中多有推崇黄老之学者,并体现在施政活动中。例如:曹参任齐国相时,欲求治国安民方略,先是招集国内长老先生咨询,而“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后又“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可见当时儒者论道不仅难行,而且不一,无法采纳,“无为”实为适当且便利之举。惠帝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丞相,继续推行黄老政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绌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甚至日夜饮酒,不理政务。惠帝不得不亲自询问他,曹参先反问,陛下是否强于先帝?臣是否贤于萧何?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遂正言相告:“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点头称善。当时百姓有歌谣唱道:“萧何为法,
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17]强调的是恪守成规,毋擅行造作。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暇公,乐暇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继曹参后任左丞相的陈平,也是“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他“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文帝即位后,曾询问天下一年钱谷出入及决狱断案的数目,陈平认为此类事应去问各主管官员:“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不满意地问道:“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也?”如果都各有主事之人,那你主管什么?陈平回答:“主臣。”即为皇帝管理好臣下。并解释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有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8]强调的是恪守本职,毋擅加干预。
此后,有景、武之际的汲黯“学黄老之言”。汲黯为谒者时,一次东越械斗,朝廷派他去调查处理,他走到临近越地的吴地就折返报告:“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对小事最好是顺其自然。又一次,他被派去调查处理河南失火烧毁房屋之事,到后不理火事,却开仓赈济因水旱灾害而断粮的贫民,因为后者的利害比前者要大得多。后迁为东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吏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调任主爵都尉,“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19]。主要体现为抓大事而不拘于末节。
又如直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20]。将避免露出任何政迹作为当官的原则,把握“无为”的精神可谓到家了。
从上述事例看,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是以“无为”求安定。“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从治本着手,从大处着眼。有了固定的制度和职守,就要恪守因循,做到弘大体、任群僚而不躬亲细末。治事以求其自然为佳,不刻意去搞人为的造作,不追求个人声名与政绩。上之人切忌频繁干预下属的事务,更不要去做扰民的事。司马谈将其概括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21],反映了黄老之学的本质,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改变秦代苛政、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即为汉初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帛书中强调人事要顺应自然,不宜过多地树立人为的标准,采取人为的措施。早期道家以“道”为本,老子说“道生一”。而黄老学派更多讲“一”,认为“一者,道其本也”[22]。“道”的虚无色彩浓,而“一”则既抽象又具体,可以理解为一贯、一致、一心等。帛书中有大量对“一”的称颂,如“一道同心”,“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任一则重,任百则轻”,“上人正一,下人静之”,“循名复一,民无乱纪”。即高度推崇因循,以求稳定,正可以作为汉初黄老政治的解释。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黄老政治自惠帝、吕后时发端。《汉书·循吏传序》言:“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到文帝、景帝在位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影响达到鼎盛。《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即位,有司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正义云:是躬化节俭谓何嫌耳,不须繁礼饰貌也)?故罢去之。”连令汉高祖欣赏的礼仪也多从简了。《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做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帏帐无文绣,以示俭朴,为天下先。”皇帝本人既如此推崇俭朴,臣下也就不敢妄行造作了。以躬修节俭、轻徭薄赋、简刑慎罚为特色的“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黄老之学的指导。文帝窦皇后更是黄老之学的虔诚信奉者,到他的儿子景帝即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3]。黄老之学成为宫廷教育的内容,也是天下不可冒犯的学术。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窦太后去世。
除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宣布废除秦代“挟书律”从而正式开放学禁外,汉初没有下达成文的文教政策,然而不干预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政策,这正是黄老政治的特点所在。实际上汉初官方从未宣布过尊崇或贬抑任何一种学术,而是任其自然发展。至于官方兴学,则属于“有为”的造作措施,在黄老之学的笼罩下难以实现,且当时刚刚摆脱秦代禁学的桎梏,天下几近无学,也需要有一个恢复发展过程,然后才有条件提及办学之举。
汉初,尽管儒者在政论上相当活跃,但很少有人提出兴学的主张。陆贾上《新语》,只是在称颂古时圣王之政时提出“设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24],并未要求仿效实施。贾谊上《治安策》,推崇教化的作用,也只是要求对太子开展良好的教育:“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则天下定矣。”[25]并未涉及一般兴学。只有文帝时贾山上《至言》,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26]。此议未见有什么反映,以文帝简省礼仪、慎兴土木的一贯原则,当时也不大可能采纳兴建学校的主张。
不过,汉初官方还是采取过一些扶植学术的措施。如文帝时“始置一经博士”[27],韩婴以治《诗》,孝文帝时为博士。又如当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28]。贾谊亦以颇通诸家之书,文帝诏以为博士。此后,又有辕固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时博士,可见经学之士还是颇受朝廷重视的。有的诸侯王在自己所辖地域推进学术。如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除刻意收集古籍外,他还重视经学,“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山东诸儒多从而游”[29]。又淮南王刘安“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30]。其内书即为《淮南子》,是汉初黄老之学集大成之作,杂以儒学。至于在褒贤举士和推进社会教化方面,汉初也不乏建树之举。可见黄老政治并不压抑社会学术活动,史称“文景之治”,不仅与民休息,恢复了社会经济,而且以较为宽松的思想意识环境,促成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的恢复。
三、民间教学活动的恢复
秦代焚书禁学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强权和高压基础上的,必然随着秦王朝统治的崩溃而垮台。当刘邦追击项羽兵至鲁地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31]。可见传统的礼乐教育已率先在孔子故里恢复。又如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按其年龄推断,学《诗》也当在秦汉之际。汉高祖过鲁时,“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32]。但总的来看,由于严酷的秦“挟书律”余威和流毒尚存,加上焚书后天下典籍受严重摧残,故学术恢复必然是较为缓慢的。乃至汉朝建立十多年后的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特意下一纸诏令,废除秦代的“挟书律”,以彻底消除人们的余悸。此后,民间教学活动遂得到全面恢复。
在儒家经学中,《易》学的境遇最好。“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33]。齐田何为汉初《易》学正宗传人,弟子有东武王同、雒阳周王孙、丁宽和齐服生等人,均撰有《易传》数篇。王同又授予淄川杨何,武帝时定为博士官学。丁宽本随从项生学于田何门下,但学《易》精敏,反在项生之上,又从周王孙受古义,被田何认为是得其道术者。
《诗》在秦时虽是重点焚禁对象,却基本上能够得以保全,“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34]。诗歌的形式利于口诵,便于记忆,无须依赖书籍传世,故汉初弛禁以后,教学活动的恢复也较为容易。《诗》学在汉初即有鲁、齐、韩三家。《汉书·儒林传》记载,《鲁诗》宗师为申公,曾教过楚王太子戊,后“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其弟子王臧、赵绾,在武帝初即位时得到重用。《齐诗》宗师为辕固,“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其中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学业最明。《韩诗》宗师为韩婴。“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婴还传授《易》学,“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除三家《诗》学外,还有赵人毛公“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是为《毛诗》之学,一直在民间传授。
《书》即《尚书》,遭秦代摧残最烈,全靠秦博士济南伏生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这是汉初《尚书》传授的唯一源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言:“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卷传授。”汉文帝曾诏太常派晁错前往伏生处受业。弟子济南张生为博士,传夏侯都尉,形成《尚书》夏侯学;另一弟子千乘欧阳生则创立了《尚书》欧阳学。
《礼》学在早期本以礼仪的实际训练为主,故受秦禁学的损害不算很大。秦汉之际鲁中诸儒已公开习礼,叔孙通率诸儒弟子为汉高祖演习朝仪,标志着官方礼仪训练的恢复。此外虽有一些记录礼仪和阐述礼的思想原则的典籍,但比较零散,不像《易》《诗》《书》那样有固定典籍。《史记·儒林传》言:“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高堂生所传《士礼》,为汉初唯一成系统的《礼》学,后来改称《仪礼》。其他传《礼》者,如鲁徐生善为“颂”,即具体的礼容。“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尽善也”,“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35]。这一派仍是以礼仪的操作训练为主。
《春秋》学自早期便有不同的学派传习,其中公羊高一支源出子夏,家世相传,四传至公羊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36]。董仲舒也是《春秋》公羊学大师,“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37]。公羊学遂成为汉初《春秋》学正宗。而穀梁赤一支同样是家世相传,在《公羊传》成书时,“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38]。申公亦传《穀梁春秋》,瑕丘江公受之。又有《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左丘明作。“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39]。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序》中概括:“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汉初数十年间,儒家经学在民间的教学活动,虽然大体上只限于齐鲁燕赵一带,但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形成了有权威的学派和师传体系,培养出不少经学人才,并为朝廷所用。
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也有自己的学术传授,有些人甚至兼学各家,如楚元王刘德少修黄老之术,又和申培公一起向浮丘伯学《诗》;晁错学申商刑名于张恢生,又随伏生学《尚书》。私家传授的恢复兴盛为汉代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为儒家经学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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